李公明︱一周书记:十八世纪巴黎城的谣言是一种……政治启蒙

李公明

2018-05-17 15: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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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研究中,虽然都知道在人类社会中必有谣言的存在,都知道在社会政治史研究中谣言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依我的寡闻,对历史重大事件发生过程中或某一时期中的谣言的系统研究仍然并不多见。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从事法国社会史、心态史研究多年,关注十八世纪法国民众身份、两性关系与历史书写等问题,曾专门研究十八世纪的巴黎食品盗窃案件、巴黎最贫穷的社区等。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颇为独特,善于在社会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中分析其群体与个性特征,把下层人民的所思所言与日常行为作为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路径。她在1992年写出这本关于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舆论与谣言的研究专著,而在此之前她与Jacques Revel合作出版了研究十八世纪巴黎儿童绑架与群众舆论逻辑的著作(Logiques de la foule, 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s - Paris 1750, Paris, Hachette, 1988,英文版书名为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 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阿莱特•法尔热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陈旻乐译,文汇出版社,2018年4月)以十八世纪巴黎街头巷尾充斥的流言蜚语为研究焦点,通过研究当时各色人等的日记、负有特殊使命的警察报告、流传的手抄新闻、被当局视为心腹之患的《教会新闻》、各种回忆录以及非常丰富的巴士底狱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发现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巴黎公众已经具有关心公共政治的意识和表达意见和观点的愿望。书中更重要的研究视角是,政府一方面漠视民众舆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极为不自信地通过布满各种公共场所的密探来监控舆论和抓捕意见领袖。那么,在巴黎民众的舆论与国王的真实思想之间、国王与他的警察系统之间以及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与充满呓语的精神错乱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情境逻辑?在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前,巴黎的普通民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化?从崇拜国王到呼喊处死国王,这种思想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所有这些是该书力图阐述和回答的问题。
说到“谣言”,人们比较容易根据这个概念的本义去认识,比如“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出于各种目的而有意捏造的消息”等等,从而在头脑中产生一种固化的观点:凡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的消息就是或极有可能是谣言,而谣言肯定就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危害社会安全的言论。这种固化的、刻板的观点当然是大有问题的。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对于谣言的相关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谣言”的根本性质:由于害怕谣言而控制言论,正是产生谣言的重要根源之一;你可能不会相信谣言,但谣言会使你产生怀疑;谣言不一定都是假的,但一定是非官方的(这个倒不一定,所谓的“官方”其实不是铁板一块,不能排除内部斗争借各种渠道向外散发谣言而造势);“虚假”的谣言是有根据的谣言必须付出的代价;谣言是不受控制的,因而意味着有可能接近秘密和找到被掩盖的事实;最后,在“谣言”问题上应该提出的价值观是:只有不受监控、约束和强迫的信息交流才是真实的交流,哪怕其可靠性会受到影响(参阅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因此,在历史研究中面对的谣言往往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当时流传的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的言论信息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二是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已经产生变化,往往反映了某种群体意愿和心态,而这些意愿和心态无疑具有真实的价值。实际上,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要研究民众对谣言产生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及其政权的真实感受,而且要研究谣言与真相在官民关系之间的复杂性:在各种政治功利目标的制约下,有可能在为了扑灭谣言而向公众提供的“真相”背后存在着更大的谎言。
从这样的角度阅读阿莱特•法尔热笔下十八世纪巴黎的谣言舆论场,自然有更深的感受。作者在“导论”中说该,书的写作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的启发,实际上是补充了哈贝马斯没有论述的那个并非由理性所统治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中的舆论不被官方承认具有政治意义,但是又遭到官方的严密监控。由此产生了非常有价值的议题:那些早已在巴黎的风中飘散的言论或者深埋在警察档案中的报告、审问记录确凿地表明巴黎民众的政治意识开始抬头,在看似荒诞不经的谣言背后有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巴黎人并不愿意沉默地、盲目地接受他们生活的现状。
这片流言飞窜、疑幻疑真的舆论场使国王和他的警察系统深感不安,以致巴黎警察总署要以大部分精力安排密探在广场、小酒馆、公园、广场和十字路口等公共场所,窃听人们关于国王和一些重大时事的议论。这些密探被民众形象地称作“苍蝇”,他们要把听到的一切写进报告并按时呈报给警察总监。除了“苍蝇”之外,还有打入各种圈子的卧底、暗探,在日常的监控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一旦发生突发民众骚乱的事件,这些监控记录将是实施杀一儆百的镇压策略的重要依据。
对国王和警察当局来说,他们之所以对这些舆论和谣言深感痛恨和备受折磨,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所表达的不满或反对意见,而且还因为那些看起来拍马屁的、歌功颂德的话语,因为君主制最深层的思想之一,就是“庸俗且易冲动的民众根本就无权妄议时事”,也就是说,那些以为国王是自家人的平民根本不配胡吹乱捧国王。有些人还自以为掌握了重要的秘密,想要呈献给国王,殊不知“自以为知道的比统治者还多,就已经是一种背叛了”(192页)。
另一个具体例子,是修道院长伊阿勒被捕事件,罪名是“在咖啡馆里说了冒犯国王的话”。在1771年4月21日的审讯记录中,警察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爱戴国王,就不会以奇怪的思想与各色人等交流,不会以那些不知真假的消息刺激人们的思想;他回答的意思则是认为真心爱戴国王与谈论时事的自由并不矛盾,没有什么不妥(273页)。很显然,国王和警察当局痛恨谣言“惑众”的真实理由,不是谣言所带来的具体伤害,而是因为感到人们对谣言的热衷,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一种另类的“政治启蒙”。
在谣言的出笼、传播与监控、禁制之间,站在最前沿的“苍蝇”们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他们对民众言论的爆发感到震惊,也对那些言论中的思想感到困惑,但是他们最早明确感受到这些言论具有政治性,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拒不承认这就是政治,也不再带着轻视的口吻而作记录。他们在报告中力图让上级了解这种新变化,而警方高层的认识也的确发生了变化。由于手写新闻“有如一阵疾风,草率写就,匆忙分发,在或明或暗间传递,涌入千家万户,真实性难以核实。警方又害怕又愤怒,追查着它,操纵着它,需要利用它来了解当下的消息,更需要从它那里获得流言蜚语,以对抗被认为是危险的谣言”(37页)。因此警察当局试图通过控制手写新闻来达到了解消息和控制舆情的作用,“更可恶的是,警方自己编造新闻,把它们写进要给他们检查的手写新闻中。他们会插入一些他们喜欢的谣言来替换掉他们不喜欢的,于是在警方与新闻传播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使得信息以一副半真半假的面孔出现。这对巴黎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并非没有影响”。但是这样的做法也激发了地下新闻传播者的想象,他们为了避免因发布虚假信息而被指控,于是来一个“出口转内销”:先把消息送往国外的报纸上,之后再将这些消息转载到国内,“在巴黎兜售,传遍各省”(35-36页)。 在这样的信息与舆论氛围中,巴黎民众变得既敏感又麻木,那些传言既令他们高兴也令他们愤怒,他们的反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既渴望听到消息又担心被消息欺骗,但是他们又总是认为自己没有错过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这是18世纪的新气象之一;与禁令相比,思考的合法性占了上风。……它们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功绩”(44页)。因此可以说,十八世纪的巴黎城里的谣言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启蒙。
密探与警察的功绩也可以从巴士底狱关押的人越来越多得到证明,但是在这里又出现了另一种思想与言论的奇观,而且可能出乎我们的想象。作者查阅了大量巴士底狱的档案资料,发现从1768年到1775年,被关押者基本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他们批判国王,同时提出“国家应给予人民自由说话和书写的权利”。“用词发生了改变,对政治的思考与日俱进,有人甚至提出反对专制政府,认为国王的权力不应来自上帝而应该是国内人民一致同意的。时不时还有人胆大包天地说臣民有权让国王公开账目。”(272页)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巴士底狱竟然可以成为思想的生产与传播中心:从1757年到1765年,不计其数的囚犯不断向狱警申请纸和笔,虽然当局认为写作是危险的,因此这两样东西都要定量配给。他们专心于思考和写作,写信、写回忆录,推演数学或几何的算法,草拟用于改革的政治方案,写长篇大论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申辩:许多人建议优化预算,重新安排国家的财政开支,草拟可行的小型合约。有些人甚至最终成功地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比如博蒙院长在狱中写了十余部手稿,其中一部写于1778年的长达两百七十二页的手稿《国家监狱中被压迫的法国人的叫喊与呻吟》批判了大臣、警察总监和监狱管理者们,被呈给了路易十六,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出版和引起强烈反响(278-279页)。“与此同时,高墙之外,人们所要求的也是‘谈论或书写国家大事的权利’。”(280页)
最后回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这个书名。原书名是“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18世纪的舆论”是对该书内容的准确表述,但是中文版的书名则容易产生误读,如果读者习惯了某种历史因果或规律的思维方式的话——认为作者要论述和揭示的是这些舆论与谣言如何导致和推动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可以在我们熟习的类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这样的论题中增添一种解释。而且作者看起来在书中也没有为纠正这种可能出现的误读作出专门的论述,因此需要我们在阅读中特别留意,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舆论与谣言的真实影响、作用的准确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如何清醒地认识舆论与谣言的现实意义。
其实,法尔热在“前言”中已经提醒读者注意这个问题,虽然十八世纪的法国充满各种舆论和谣言,“然而,这也是最实在的问题,不是为了再次找寻世纪末那场奠基性事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而是为了将言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运动之中”(3页)。在“导论”中,作者把这个问题作为思维的“陷阱”再次提出来:“将思考关联起来避开了两大陷阱:一是将煽动性言论视为静止不变的(无论何时,人们都会批判他们的政府及生活条件);二是想要在被法国大革命终结的18世纪里找到一种有争议的观念,它不断地自我强化并在1789年到达高潮。让我们远离这些观点,以便全身心地研究公众舆论这一跌究的线索,它们形式多样、错综复杂,与政府机制、政治事件、社会话语和实践都有特殊的关联。”(6页)在谣言与大革命之间没有什么确凿的、不断递进的因果关系,有的只是跌宕复杂的“特殊关联”。
在全书“结论”部分的“总结”中,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审慎的论述:“当代人,诸如历史学家们总在思考,各种各样的消息是不是让人民疏远他们的国王。怀着严谨的态度,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个人的观点并非总是紧紧追随着过度膨胀的消息及其内容的。有的时候不要妄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在舆论与消息之间还会夹杂着诸多其他的看法或做法,它们在城市空间内产生新的观点流动。”(283页)也就是说,谣言——那些过度膨胀的消息——并非总是、甚至很少能够对个人观点产生因果性的作用,“妄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容易陷入的陷阱。接下来作者又从信息空间的角度作了补充:“公众浸淫在信息空间之中,这个空间与其说是真实的,倒不如说是亦真亦假的。这并不像政治家们总以为的那样,会增强百姓的信心和他们本能的激情。”(283-284页)
对这种亦真亦假的信息空间,我们今天早已有了太多的体验和感受,我们也会同意法尔热接着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在这些舆论与谣言中如果有什么是确定无疑地发生了的现象,那就是人民开始有了一种意识:了解政治的要求是合法的,对政治的知情权和评判权是必要的(284页)。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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