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界研讨《村戏》：“它是上海电影之光”

电影《村戏》自2018年开始百城点映后，便引发了业内诸多讨论，5月15日，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上影集团）主办了以“文学性与新时代艺术电影”为主题的《村戏》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试图从剖析艺术影片入手来探讨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为后期的创作给予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除了《村戏》导演郑大圣和部分主创人员外，到会的专家学者包括上影集团党委书记任仲伦、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评论家毛时安、导演张建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等，与会专家围绕《村戏》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导演郑大圣

由上海集团出品，郑大圣执导的《村戏》，被影迷评为“2017年华语最好电影”之一，豆瓣评分高达8.2。在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中，电影《村戏》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和最佳女配角在内的四项提名，并获得最佳摄影奖。影片讲述了疯子奎生戏剧怪诞的一生，故事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启动的背景下，村民们都想分了奎疯子霸占的那“九亩半”土地，千方百计要把这个村子的“破坏分子”送走，而这个“破坏分子”曾因保护集体粮食而误伤害死自己女儿，继而成为“全村英雄”。

在专家学者发言之前，导演郑大圣对电影和剧本做了简单介绍，影片中纯黑白部分是2015年冬天拍摄，用时32天，另外红绿部分是2016年夏天等待花生发芽后，花费10天时间拍摄。《村戏》从创作到放映总共历时三年，其剧本来自《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的前半部“梦庄生态”部分，脱胎于其中的《花生》、《村戏》和《老路》，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去合并整合并作出部分想像式延伸。

《村戏》是上海重要的文化成果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任仲伦在致辞中用“三个胜利”高度评价了《村戏》及其导演郑大圣。《村戏》被一致公认为2017年中国电影的“一次胜利”，导演多年始终坚持艺术精神，用心、用思考去创作，所以对于导演来说是个人的“一次胜利”，当然也是上海电影人的“一次胜利”。

导演张建亚用三个字总结喜爱电影的理由——深、新、精。“深”不单单指电影题材的挖掘程度，还有对人性的刻画；“新”是指形态上的新，近两年找不到可类比的电影；“精”是指设计的精心，制作的精良，摄录美化服道的完整精致。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臻谈起观影后的感受，认为郑大圣的《村戏》和谢晋导演的《芙蓉镇》是一脉相承并且递进的。《村戏》具有一种渗透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没有隔代之感，再过50年100年还会是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良知、风骨和责任，为历史完成当代书写的责任，是上影集团的收获，也是当代电影界的收获。

《村戏》剧照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在会上赞赏了导演把握剧本和故事的能力，电影中讲述的是40年前的故事，如今看来却依旧深有感触，且获得高评价，他认为就在于电影中描述的一段历史，透过表面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利益的冲突等等，重点在于表现人性，挖掘人性最深处的东西，这些角度往往能够引起共鸣，所以他认为这部电影有历史沉重感，甚至有很多的批判性，但是最感动的还是对人性更为深入的刻画。

复旦大学教授杨俊蕾从电影价值的角度入手，认为《村戏》以非常高水准的电影艺术作品反思中国的当代历史，改变我们民族的健忘性；另外能够思考农村，而且以他者的眼光思考农民。其中令其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奎生被绑走，小芬说出一句“他不是牲口”，因为农民作为中国农村的主体，长久以来是牛马般的存在，更需要艺术的自省和反思，需要把他们作为真实的人和完整的人来表现。

不该用小众电影定义

任何一个电影或导演，都渴望找到犀利高级的眼镜，最好的帮助就是批与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认为，《村戏》不能说是2017年最好的电影，但肯定是“2017年最重要的电影”，因为《村戏》至少接续了三种传统——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中国乡村题材影片的传统、中国电影美学的传统。目前影院电影大多是依附青春和颜值的电影，《村戏》作为2017年最重要的戏，不应该只是成为电影界的清流，而要进一步召唤出中国电影新的期望和起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认为《村戏》的出现让反思电影又重新进入观众视野，《村戏》是上海文化重要的成果，体现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的品性。《村戏》是一部有思想的电影，是一部文学的电影，更是一部艺术电影，导演将国家记忆转化为和个人有关联的民间文化记忆，以此作为电影中一个可以很好深思时代的入口。最后关于文化发展方面，毛时安提出三点，一是鼓励艺术家解放思想，二是保护思想解放的积极性，三是帮助艺术家解决思想解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村戏》剧照

作为一部作者风格明显的电影，《村戏》在艺术表达上也引发了小小的争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厉震林对电影提出了建议，观影过程中会有闷的感受，且有部分镜头用力过猛。“这个故事本身比较怪诞，能不能轻松一点，带泪的笑可能反思力量更大，现在有点举重若重的感觉。两个小时讲不了太长的故事和太深的道理，到底是关于政治，还是历史，抑或是关于人心？如果表达得更加清楚，会让我们思考的东西更深一些。”

针对厉震林的发言，另外一位上戏教授石川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于《村戏》是否用力过度或者形式感太强，是不能放在商业电影的序列中评价的，如果放在商业电影中看可能过于张扬。换一个角度，把《村戏》放在实验电影、先锋电影序列中衡量，则形式感、仪式感或者张扬的个性、视觉的冲击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石川认为《村戏》的价值所在就是其先锋实验性，在当下商业大潮席卷，而艺术电影被边缘化的大前提下，大圣导演的这部电影不仅是上海电影之光，甚至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之光。

“《村戏》这个电影是中国电影中流砥柱的一部电影，证明上影集团后继有人的作品，大圣扛起上影集团新生代的大旗”，这是上海大学教授刘海波对于电影的评价。影片中那段历史难以表达，但是《村戏》找到切口——寓言化，整部电影是历史的寓言化加人性的寓言化，将历史荒诞性呈现出来。

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在会上表达了对小众电影的看法，“关于《村戏》的宣传题目就是小众电影，我是反感的，如果好的电影看得少，市场不够，确实文化艺术性很高，恰恰应该是大众的，之所以被大众忽略，不是大众的问题，不能说是小众电影，票房少也不能算是小众电影。个人觉得把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的电影叫做文学片比较合适。”

在业界学家专家学者讨论后，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介绍了《村戏》点映的情况。“目前为止《村戏》走过102座城市，上座率87%，不仅仅是200多场放映，实际上是200多场深刻的活动。”他和大圣导演一致认为《村戏》是一部特别挑观众的影片，找寻的是对电影有要求的人，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人。所以《村戏》的宣传和放映应该是长线的，让口碑发酵，影响力逐渐扩散的过程，点映是围绕各地的影评人、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资深的影迷、意见领袖等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