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读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从短时段来看，这一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如果从长时段观察，安史之乱则被有些学者视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生转向的节点。可见，安史之乱的地位毋庸置疑，并且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安史之乱也便有了世界性的表征。但是有关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专著却寥寥无几。在《安禄山叛乱的背景》的引言中，蒲立本写到，“在此之前，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界都没有出现过有关安禄山叛乱的专题论著。”该书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文革”前能够读到的国内学者很少。限于国内条件，即使现在查阅原著也不方便。所以丁俊女史翻译此书的意义便显得十分重大。

一

首先看该书的内容。全书内容清晰、简洁，共分为七章和五个附录。第一章为《引言》，交代了两点目的，即尽可能塑造一个比传说中更为生动有趣的安禄山形象以及重构安禄山崛起的历史背景；其次是对传世文献中有关安禄山的史料进行批判；最后是一些官职、地名翻译的问题。

第二到七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这部分内容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可以细划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二章，《安禄山的出身及初次亮相》。在这一部分，作者双管齐下，利用语言学对安禄山的姓名翻译进行分析，同时对相关史料进行考证，进而探寻安禄山的族属问题。虽然这一部分比较简单，却是近些年国内学界安禄山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比如有关“杂种胡”问题的看法，陈寅恪最早关注这一问题，蒲立本在其基础上深化。近些年钟焓的《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与谢思炜的《“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两篇文章，一篇侧重于民族学角度，另一篇侧重于传统文献考证角度，但都把问题的切入点放在了“杂胡”和“杂种胡”上来探讨安禄山族源问题。由此可见，蒲立本对该问题考证的切入点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而且蒲立本利用语言学对安禄山族源问题进行分析，有开学术研究先河的贡献。在蒲立本之后，关于此问题研究的论著中，多有从其姓名翻译角度入手的，比如上述钟焓的文章，还有荣新江的《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沈睿文的《安禄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均从语言学角度对安禄山的族属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和地域四个角度对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朝国家发展做了研究。在这部分，蒲立本从纷繁的历史叙述中找到历史演进的脉络，也发现前贤陷入的误区。比如他认识到以往研究中存在着线性史观。有的学者为了把安史之乱归结为农民战争，出现天灾时便认为会对经济造成破坏，而不当的救灾政策会引发农民战争，而安史之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种论述虽然逻辑清晰，但却并不适用于解释安史之乱的原因。所以蒲立本在研究经济背景时，始终坚持认为，史料中并未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财政政策造成了民间的动荡。蒲立本从武周之后社会上层的腐化问题入手，对玄宗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进行了研究，这表明他充分意识到安史之乱并不是一场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朝制度危机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这让笔者想到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中对唐代贵族的论述，“他们（贵族）虽然依旧自夸是与唐王朝有别的天生的贵族阶级，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自己蔑视的唐王朝庇护下的寄生贵族了。所以唐中期以后，帝室的衰微自然导致了寄生贵族的衰微，社会进入了军阀跋扈的时代”（收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17页）。两位作者均注意到唐代中期上层的腐化，由此导致国家发生变化，只不过蒲氏关注的时段比宫崎氏更短，但研究的深度要胜于宫崎氏。巧合的是两篇文章均出版于五十年代，可见东西方学者在同一时期共同注意到了唐代中期阶层腐化问题带来的巨大破坏作用。

接下来的政治、军事背景便是在这一体系下进行的论述。在这两章中，蒲立本提到唐玄宗在集权政策下选用的官员滥用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并且玄宗的军事扩张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是依靠玄宗的财政政策实现的，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产生了离心力，这种离心力最终转变成了分裂力量。至于这一过程是如何转变的，便是作者第六章的研究内容，即关于河北的特殊形势。这一部分内容，其实主要讨论的是河北独立情绪于何时产生。蒲立本反对谷霁光提出的安史乱前河北已有强烈的反唐情绪这一观点，提出河北与关中对立在北齐便已形成。从隋炀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一直寻求解决河北与高丽结盟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学者吴光华提出“幽州地域主义”的概念（《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收入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学生书局，1990年）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论证，认为幽州地域主义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形成，同时幽州边军和文职官吏存在着本土化趋势；冯金忠则认为是在安史之乱后，“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伴随着‘河北故事’的形成，河北地区的地方化最终发展为地域主义”（《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近些年，在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的倡议下，以北京地区的学者为主针对“幽州学”这一概念开始了更为宽泛的讨论，相信今后关于河北地区的特殊形势会有更为详尽细致的讨论结果。

全书最后一部分虽然名为《李林甫专政下的安禄山》，但从内容看，更像是一个总结。蒲立本认为李林甫此时是玄宗集权政策的代言人，他的去世标志着玄宗时代的真正结束，因为国家表面的繁荣是基于皇权体制下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样的基础过于脆弱，也过于依赖某些个人。这种论述便深入到中国古代政治中皇权体制问题。

上文对主要内容的概括，可反映该书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荣新江在《汉译本序》写道，“今天看来，虽然篇幅不长，但确是一本鞭辟入里的唐前期政治史，对西方唐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此评价很高，但有些无奈在其中，因为他只提到该书对西方唐史研究有重大影响，并未提及对大陆唐史学界的作用。造成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书出版时，正是中国与西方学界基本隔绝的年代，中国学者能够见到此书的，寥寥可数”。但随着国内唐史研究水平的日益提高与西方汉学论著的引进，该书的价值正逐渐被国内学者发掘。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和王炳文的《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均认为该书在安史之乱研究中具有先驱性的作用，并受到了启发。

笔者在读完该书后，最直观的感觉便是全书如同一只巨型章鱼，章鱼的头部是安史之乱这一大的主题，每一条腕便是有关安史之乱的一个重大课题，腕下面的吸盘便是重大课题中具体的研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安禄山族属问题的讨论，此一问题相当于章鱼的吸盘，而在这一问题背后是第六章最后提到的“安禄山是依靠什么方式利用自己的职权组建自己的势力”这一问题。很显然，蒲立本认为安禄山族属是一种方式。至于族属是如何帮助他组建势力的，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过论述，近些年荣新江、沈睿文在论著中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把视野扩展到族属背后的宗教因素。同时学界对安禄山组建势力的其他条件也进行了细致分析，崔明德从安禄山的个人因素和社会为他提供的客观条件出发，提出了七点安禄山发迹的条件（《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这些研究均可反映出该书的宏观性与独到性。但这种特点带来的负面作用便是该书每部分的研究并不细致，可探索的空间还很大。比如经济背景一章，译者丁俊便延伸出一篇博士论文《安史之乱的财政背景研究》。

至于书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丁俊在《译后记》中举出了几点，此处不再赘述。另外，笔者发现书中部分内容经不起严密的推敲，比如讲到杨国忠官袍被泥滓溅到，作者便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事情即使当时真有发生，也不可能被当场记录下来，一定是事后联想到它那不祥的意义，才被‘回忆’起来的”（45页，p.25）这种未经考证而发的议论，多少体现了西方叙事模式对作者的影响。这部分内容是论证作者认为的不祥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但选取的史料并不能准确反应作者的观点。这段史料出自《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而“《旧唐书》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中华书局，2015年，第9页）。对于实录或国史的史源，岳纯之提出了四种可能——“诸司报送、起居注、时政记提供以及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提供”（《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至于杨国忠一事具体是哪一种还有待考察，可见作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三

开篇提到安史之乱如此重要，为何论著寥寥？分析其中原因，自然也就引出安史之乱研究的出口问题。

首先，该事件过于重大，造成不少学者认为研究的成果过多，不愿在相关课题上做研究。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如果查阅胡戟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便会发现早期研究主要讨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和影响，很少涉及其他内容。而这些成果会让研究者产生畏惧感，不好判断新的研究方向。不过仍有学者投入研究，李松涛《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9年）便从“种族”和“文化”角度切入，分析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跳出旧有研究框架的代表是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该书指出以往研究更注重叛乱的背景，她希望整理叛军内部，以及与叛乱相关的各种矛盾的发展趋势。（《危机与重构》，第2页）延续李碧妍所说的问题，史料的记载基本是站在唐朝立场上进行的历史叙述，以往研究成果均持这一立场，如果调整视角，站在大燕政权的角度看安史之乱，是否会有不一样的景色呢？这一角度也是前贤们研究的空隙所在。

其次是研究难度较大，材料不易挖掘。在《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中，蒲立本研究政治背景时，最初设想把所有政治人物作为一个整体，就其在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彻底分析。但相关材料太少，达不到预期程度。所以蒲立本在论述一些问题时只能猜测。考虑到该作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史料的应用远远不及今日。近些年安史之乱研究有了一个新动向。十多年前，冻国栋利用墓志研究“伪号”问题，进而探讨社会心态。（《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2003年）最近仇鹿鸣针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一篇论文《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 ——安史乱中的政治与社会一瞥》（《唐研究》第二十三卷，2017年）。由此可见，利用墓志研究安史之乱是一新方向，这些研究均为下层民众视角，并且他们均处于大燕政权统治区域，所以这种研究也可以归为上文提及的视角转化来研究安史之乱。

最后，研究方式陈旧，寻找不到新的突破口。这不仅是史料分析与掌握的问题，还是能否更为宏观地研究这段历史的问题。国内历史学研究中，理论方法一直比较欠缺，看待历史的角度也常常局限于一个时期或者一个地域。如果把学术史回顾的眼光由纵向变为横向，观察一下东邻的状况，便会发现近些年日本的安史之乱研究已经同内亚化这一问题联系起来。代表论著有森部豊的《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和森安孝夫的《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其中森安孝夫利用征服王朝这一概念研究安史之乱，并从欧亚内陆视角正面评价了这场战争，在学界引起了较大争论。近些年，国内学者钟焓也利用内亚化视角研究安史之乱，并获得了一些成果。所以说，新的理论和角度也是安史之乱研究的新突破口。

四

最后说一下该书的翻译。丁俊的翻译十分“地道”，比如中译本把parasitic horde（p. 26）译成“食租税群体”，让笔者眼前一亮，因为从英文的字面意思看，应该是寄生群体，但这样翻译放到中国古代史文章中会显得十分隔膜，而中译本处理得恰到好处。再有一例是，“由于大家都不希望被简点为府兵”一句，对应原文是because of the way militia service was avoided（p. 65），很明显，译者明白militia service即府兵制，而且“简点”一词也充分反映出译者很高的古汉语水平。虽然整体翻译水平很高，但细微的错误还是存在的，中译本第52页“财政类官员为人所诟病的另一个问题，是转运问题”。原文是Another problem which was attacked by the financial experts was that of transport.（p. 32）可见原文中，攻击的发出者是财政官员，而本书把财政官员译为受攻击者，从下文内容看，因为玄宗的改革，运输问题才得以改善，所以蒲立本的原意应是财政官员发现了问题，向玄宗上奏，从而改善了航运，所以此处翻译有些问题。但瑕不掩瑜，该书的翻译比较成功，读起来十分轻松，没有“英式中文”的感觉。

一本好书需要一位好的译者，《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便是一例。难怪荣新江在序文中说：“不论是从唐史背景来讲，还是从专业英语来说，丁俊是翻译此书的最佳人选。”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必将对安史之乱研究产生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