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欢｜纪念沼田先生：实业传道与学术弘法

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了史上首次核试验。这对日本来说无异于又一颗原子弹发射升空，不同的只是未知何时可能掉落何处。三天后的10月12日，一名“右翼分子”开着自己的“马路宣传车”一头撞进了位于东京近郊川崎市的三丰股份公司（株式会社ミツトヨ，Mitutoyo）的大门，抗议该公司向朝鲜出口了可转用于核开发的“三次元测定器”（三坐标测量机）——当年8月末，日本政府以三丰股份公司违反“外汇交易及外国贸易法”为由，逮捕了包括当时的公司总裁在内的四名高管，并暂停公司进行任何出口业务。

2012年4月底，当我坐在日本佛教传道协会（BDK）总部的会客室，听会长沼田智秀（1932-2017，Numata Toshihide）先生略显沉重地谈及上述往事：“……只有谢罪和反省，2010年7月2日行政制裁期满后，总公司和各分社都设立了誓言碑以杜绝类似事件再发生……现在公司恢复得不错，佛教传道协会也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又可以很好地支持全球的佛教学术研究了！”竟一时无法想象佛教研究会与朝鲜“核问题”直接挂钩！

我只见过沼田智秀先生这一次，三十分钟左右。写一篇纪念文章似有攀附之嫌，好在沼田先生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沼田智秀是三丰股份公司的创始人沼田惠范（1897-1994，Numata Eihan）的长子，曾任公司总裁、董事会主席以及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会长。2012年，在该协会奖学金（BDK Fellowship）的资助下，我获得了赴东京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的机会。出于对无偿资助的感恩之心，到东京后我就联系了负责奖学金事务的江口女士，表示想去协会总部拜访致谢，没想到江口女士当天回邮件说，“沼田会长很想见一下第一位来表谢意的中国学者”。于是，一个星期后，我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协会总部见到了沼田智秀先生，听到了与朝鲜“核问题”有关的“不正输出”（违法出口）的故事。如今，除此以外的会谈内容大都已模糊，但古稀之年的沼田先生继承家族誓言大愿，立志以实业传道、以学术弘法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令我终身难忘。

“三丰”与“三菱”、“丰田”两大路人皆知的日企毫无关系，与武当派道人、太极拳宗师“张三丰”更无因缘，而是取义自“天时、地利、人和”与“智慧、慈悲、勇气”是实现“事业繁荣、人格养成、世界和平”之“丰收”的关键因素这一理念，是一家致力于“技术的开发和人心的开发”、专注于制造精密量仪的科技制造类企业。三丰公司生产的千分尺（螺旋测微器）、显微镜等精密量仪，在日本长期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因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无关，故并不是可以在地铁街头见到其广告的公众企业。然而，正是这家规模并不大、低调务实的家族企业，自创立起，始终坚持以营业额的百分之一用于“佛教传道”事业，以独家之力促成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佛教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研究之盛势。沼田家族两代人的精进与守持，实现了几乎所有中国近现代佛教大士都曾发愿却始终无法得偿的理想——兴实业以传道、资学术以弘法。

1897年，沼田惠范出生在广岛县净莲寺，是属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僧侣人家。同年，正好最早在欧美宣扬禅法（Zen）的临济宗僧释宗演（1859-1919）派遣其著名弟子铃木大拙（1870-1966）远赴美国弘法。而十九年后（1916年），比铃木大拙小二十七岁的沼田惠范获得了大本山西本愿寺的派遣，作为“开教使辅”赴美布教。

经过十七天的太平洋航行，十九岁的惠范达到洛杉矶，作为“生徒”寄住在好莱坞附近的一户美国人家庭，每天早晨上学前和傍晚放学后都要做饭洗碗，周末两天也排满了家务活，以赚取一个星期两美元的薪水来维持在好莱坞高中的学习。生活的贫困、劳作的繁重再加上学业的紧张，两年后，惠范患上了结核病。这在无药可治的年代，相当于被医生宣告了死亡。

“无钱回国，在无亲无故的异乡，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连死了都不知道会被扔到哪里……”惠范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到，“救我于悲苦的濒死之境的是从小听闻的亲鸾圣人的话，‘一人居有喜，当作二人想；二人居有喜，当作三人想；那一人便是亲鸾。’”

在净土真宗初祖亲鸾的“陪伴”下，惠范用母亲所赠之真宗圣典、念珠以及父亲所书“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把居住的黑暗潮湿的地下室布置成了佛堂，开始每日做“功课”（日课，净土真宗的念佛仪轨），以此为精神支柱与心灵慰藉。“不可思议的是，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

完成高中学业后，惠范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学。四年本科毕业，考入了研究生院学习统计经济学。比原定的十年早一年完成了留美学习计划。

在加州求学时，惠范经常感到美国人强烈的“排日”情绪，被同学叫“Jap”而受欺凌。惠范认为，只有佛法可以改变美国人的这种心性。1925年，在加州日裔和亲日美国人的资金支持下，惠范创办了面向美国人传播佛教的英文双月刊《太平洋世界》（The Pacific World），表面上是介绍茶道、剑道等东方文化，实际则是宣扬佛教思想。每刊印刷约四千部，免费寄赠给美国各大学及其图书馆。

然而，杂志发行不到两年就出现了资金困难。惠范趁回国探亲之际，向西本愿寺以及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创设理化学研究所的涩泽荣一（1840-1931）求助。获资后又支撑了两年，终于1929年不得不停刊。从二十九岁起就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弘法事业，仅四年即夭折无果，彼时三十三岁的惠范似有顿悟——“无论多么高尚的事业，在经济社会没有钱就是不行的！为了实现佛教传道的使命必须要赚钱！”这句话后来成了三丰企业与沼田家族的“初心”（日文“不忘初心”一语——初心忘るべからず——出自室町时代早期的能剧大师世阿弥的《花镜》一书。“初心者”即“新手”，这句话最初的意思是“不要忘记自己还是初学者时的谦虚、紧张的心”，即不忘最初的难堪困苦，才能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能。后世逐渐多用来表达“不忘最初之志”的意思，常与表骄傲自满的“慢心”相对。）

1930年，三十三岁的沼田惠范回到日本，以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历在内阁资源局谋得了统计官的职位。战乱年代，中央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虽足以保全家衣食有靠，但存不下一文钱，更谈不上赚大钱来实现“佛教传道”的使命。正如日本谚语所说的“蟹随身掘洞”，惠范认为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份和力量来行事，于是，在将近不惑之年，考察了日本国内外的经济状况与产业结构后，不顾周围所有人的反对，辞去了高级公务员的“铁饭碗”，选择以实现千分尺的国产化为切入点，“下海”做实业，在东京武藏新田创建了一个研究实验室。

问题是，惠范本人乃经济学出身，根本不懂千分尺这种当时属于被美国垄断核心专利的高科技。他的办法是自己借钱贷款，然后雇佣技术人员来做研发。1937年，惠范的千分尺实验成功，而当时的海军拿着国家经费都未能研制出来。虽然日本市场充斥着美国进口的名牌，但“国产化”确为惠范攒下了实现初心所需的第一桶金。1944年，在栃木县宇都宫市开设了新工厂，后来成为三丰公司的主要基地。

对沼田惠范来说，精密量仪的研发与生产经营只不过是他要贯彻初志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所以，1965年，当企业形成稳定的收益链时，以佛教传道为使命的惠范设立了“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发愿用所赚取的钱财（净财）把包括普及佛教典籍、绘画、音乐等在内的所有传道事业组织化、体系化，向全世界传播。此举得到了当时诸多学界巨擘与教界长老的支持，如中村元（东京大学教授）、松本德明（大正大学理事长）、来马道断（曹洞宗宗务总长）等都出任协会成立的发起人。

日本佛教传道协会成立之初的主要活动是普及《佛教圣典》。所谓《佛教圣典》，其实是一本选取佛教的主要教义编集而成的简单易懂的精要书，而不是很多经典的集成，出版发行后无偿赠送给任何想要了解佛教的人。最初是基于木津无庵为代表编纂的、由新译佛教圣典普及会于1925年出版的《新译佛教圣典》，由山边习学、赤沼智善为主导，邀约诸多佛教界人士参与监制、编辑，耗时五年完成出版。后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增减修订，最新版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田專學任编集委员长。至今，《佛教圣典》已翻译成了四十六种语言，并有点字版（盲文）和手语版DVD，寄送至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共计九百万册。特别是无偿寄赠旅馆酒店和医院，常与基督教的《圣经》一起并列在床头，开启了佛教主动传道的一种新方式。

随着三丰公司的精密量仪在全球各国的销售，《佛教圣典》也被“三丰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如，1978年，设立了（加州）美国佛教传道协会、夏威夷佛教传道协会；1980年，在巴西设立了南美佛教传道协会。实业与传道，于沼田惠范来说是“一车两轮”之相互协作、共进互赢的关系。

沼田智秀则出生在三丰制作所创立前两年。从小便有“子承父业”想法的智秀原本打算学习经济学，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但在严父“去学佛教”的命令下，进入了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系佛教学专业，主要指导教授是设立日本道教学会的道教权威、后任大正大学校长的汉学家福井康顺（1898-1991）先生。

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三丰公司，从一线车间技术员到总裁，把企业做大做强，智秀显然是一位极智慧优秀的实业家。“别人也可以把公司做好，但佛教传道事业非血亲之子不可。”1985年，沼田智秀接替父亲出任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会长，在继续普及《佛教圣典》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加强在全球的传道事业，如设立外国人奖学金制度和专项研究资助制度，先后在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德国、中国台湾等地设立了佛教传道协会的海外分支机构。从沼田惠范曾经留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沼田佛教讲席”（教授职位）开始，至今已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十五所世界名校开设了长期或短期的“沼田佛教讲席”，通过支持学术研究及其传播来弘扬佛教思想文化。

六十五岁时，沼田智秀在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得度”为僧，法名“释智秀”。在日本，取得僧籍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因此“得度”前，智秀在位于京都的本愿寺西山别院进行了为期十一天的“习礼”。至于“出家”的原因，他在自传《一筋之道》（非卖品）中说：“妻子、父亲、继母在三年内相继去世，爱别离的精神伤痛是巨大的，支撑自己的只有从小亲近的佛教，即使六十五岁开始学佛也不晚。”另外一个理由是，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无宗派”佛教组织的掌门人，经常有机会与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接触，秀智总是惭愧于自己非僧侣（无僧籍）的身份。

2017年3月，我在北印度旅行时，收到了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与三丰股份公司联合发出的讣告：会长、前董事长沼田智秀先生于2月16日安详往生，已举行了唯有近亲参加的“通夜”与“密葬”，将于3月30日在东京築地本愿寺举行“本葬”。因为曾受过佛教传道协会的奖学金之恩、与沼田智秀先生有一面识之缘，更因为先生曾希望“有朝一日在中国发展佛教传道事业”之未竟成（日本佛教传道协会曾在1982年授予赵朴初居士“传道功劳奖”，1986年授予隆莲法师“传道文化奖”），从那烂陀转道蒲甘、曼谷，赴东京参加葬礼，既是最后的告别，亦见证沼田家族行“实业”与“传道”之两轮的承续，以及初志贯彻生命始终的“一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