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赴港治疗，专家：最新的未必是最好的

去香港打疫苗，直到现在都是热门话题。可医疗绝不仅仅是“疫苗”所能概括，香港的医疗水平在全球都能排上位。在香港部分高端医疗中心中，甚至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来自内地。

癌症两个字，足以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也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费尽心思寻求生机。新药引进速度快及先进的医疗制度，是香港得天独厚的优势。HPV疫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近年来各种突破性的药物获批后，香港几乎与欧美研发地同步引进应用，比内地早数年、甚至十年。大量去香港看病的患者，求的就是与国外几乎同步上市的新药以及内地没有引进的新技术。

信任，有时很简单

孩子刚会走路，正是最可爱的时候，刘润连却被命运开了个玩笑。

一年前，刘润连因咳嗽咳血去东莞当地医院检查发现肺部阴影，抽了两次动脉血，做了多次CT检查，两次取样失败，住院一个月都没有确诊。医生建议她直接开刀，她犹豫了。

“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就开刀，我不敢。”刘润连说，检查、等待的这一个月，是她这三十年来，最折磨的日子。止不住地咳血而夜不能眠，加上迟迟未能确诊的恐惧，让她几近崩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熟人建议她去香港试试，并推荐她到香港心安医疗顾问的东莞门店咨询。在东莞心安的办公室里，医疗管家将刘润连的病情病历整理传送到香港，刘润连第一次通过视频与香港综合肿瘤中心临床肿瘤科部门主管张宽耀医生连上线。医患矛盾的根源在于信任缺失，刘润连自称“魔鬼般的一个月”就足以消耗掉所有信任。然而，信任的建立也并非难于登天。“张医生给我开了止咳药，吃完就不咳血了。”也就是从停止咳血并安然入睡的那一晚，刘润连坚定了自己要去香港治病的决心。

就那么简单？是的，被疾病折磨的人，只要能有片刻喘息，便能涌现出信心。张宽耀医生还曾建议她先在当地做PET-CT检查，以更好地全面评估病情。她很纳闷，为何住院期间当地医生没有建议她做这项检查，因为她做完PET-CT后发现肺部肿瘤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她的病情并不适合手术。

赴港治疗让刘润连看到希望，也带来另一个难题——她并非有钱人，在当地市场做点小生意，其实并不足以充分支撑她前往香港，靶向药物的使用几乎花光了她的积蓄。母亲为了她，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了治病，全家人都倾尽所能。

在香港逗留进行放疗的一个多月，刘润连租了一个小单间。七、八月的大热天里，她把自己包裹起来，往返于医院、医疗中心和局促的小单间，生怕自己因室内外空调温差而感冒。行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她，但她无所谓。“真的，特别难熬。租的隔间特别小，就一张床，每天就窝在那里，看看手机里儿子的照片。还好，那时候有希望，感觉自己还有救。”想要看着孩子长大，是她不放弃的理由。

经过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刘润连肺部的肿瘤已经完全消失，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纯朴开朗的她复诊时给医疗团队带去一大箱亲手制作的家乡小吃以表达心意。

花大价钱治病，到底值不值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高昂的治疗费

香港中环，一个精英聚集、寸土寸金的区域，也是香港高端医疗机构的聚集地。实际上，香港的公立医院和内地一样，都是人满为患。想要看病舒服些，服务周到些，香港本地人会选择去私立医院。某些高端医疗机构，每年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来自内地。

缺乏新药、缺少新技术、缺失信任，是内地患者奔赴香港看病的主要原因。张宽耀医生解释，相比欧美，香港地域距离更近，语言沟通几乎没有障碍，文化习惯上也更能融合。一些前往欧美看病的患者，最后也会回流到香港。

心安医疗顾问创始人周国启本身是一位多发性肝癌患者，也是肿瘤治疗新技术的受益者。在患者们的心里，周国启是一个特别好聊的人，他总能了解患者所需，也能理解患者的担忧和顾虑。“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病人吧，病后重生创业就是希望医疗管家服务帮到与自己同样境遇的人。”周国启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在那么多医疗咨询服务机构中，他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对患者如此感同身受的人。

从2010年发病到现在，多发性的肝脏肿瘤让周国启经历过多次手术、微创、射频消融等各种治疗。对于肝癌的治疗方法，周国启几乎烂熟于胸，他把拯救了他数次的微波射频消融技术称为“肝脏美容”——这项技术由国际肝胆胰权威潘冬平教授早在2001年就引入香港。据统计，香港治疗案例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直到现在，他依旧关注着肝癌治疗的新消息、新技术，比如钇-90放射疗法。

香港综合肿瘤中心放射科专科医生杨国伟介绍，钇-90放射疗法在香港已经用了好些年头。简单来说，钇-90放射疗法就是把大剂量的放射性元素通过导管直接打入肝脏中的肿瘤组织，其辐射范围只有2厘米，可以更集中杀死肿瘤细胞，同时最大限度不伤害到周围的正常组织。然而这项技术比较复杂，成本也很高，做一次要花二十多万。

贵，始终是肿瘤治疗中绕不过的一个坎。

万众期待的免疫治疗，费用也很高。一个疗程之后，如果有效，那可以继续用，没有上限。刘润连服用的肺癌靶向药物也很贵，她曾与主治医生坦言过对治疗方案的担忧，原因也不外乎药价昂贵。

最新未必最好

癌症两个字，足以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也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费尽心思寻求生机。香港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新药引进速度快。这意味着，同样的疾病，患者可以更早用到新药、更快控制病情，自然成为内地患者前往香港就医的首要原因。

然而，有个现象值得人思考。“内地患者，更喜欢新技术。”张宽耀医生告诉记者，不少内地患者就医时，都迫切希望用上最新的药物、最新的技术。免疫治疗刚刚获批时，个别患者甚至觉得免疫治疗什么都能治。现在，理智不少。

张宽耀医生的内地患者中，有些患者在内地确诊后就直接跑到香港，希望跳过常规的化疗、放疗或靶向治疗，直接使用最新的免疫治疗药物。“这些患者大多认为化疗很辛苦，害怕副作用。”张宽耀医生指出，现在一些新的化疗药物副作用已经很小，加上香港治疗非常重视副作用的控制，会配合辅助用药把呕吐等不适症状降到最低。

每次遇上这种情况，张宽耀会与患者耐心沟通，仔细讲解。无论哪种疾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最为重要。

何为合适的治疗？并非永远是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药物。化疗、放疗，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案，同样也能让患者获益。但要说服患者暂缓新药，需要很长时间。

在中环的另一栋大楼里，楷和医疗心脏专科医生缪建文告诉记者，内地也有患者前往香港做心脏支架手术，还有患者特地前往咨询有关“可溶性支架”的信息。缪建文提醒，可溶性支架的确上市过一阵，但最后发现使用可溶性支架后的两三年，患者心梗的风险会提高，已经不再使用。也许有些机构还在做，那也都是存货，劝告患者不要轻信。

“可溶性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在的技术还没有达到完美。如果使用新技术，反而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风险，那就不能用。”缪建文说。

楷和医疗的另一间诊室内，肿瘤科专科黄晓恩医生常常接待内地患者。在这些患者中，不少都冲着免疫治疗而来。

肿瘤免疫治疗是通过重新启动并维持肿瘤-免疫循环，恢复机体正常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控制与清除肿瘤的一种治疗方法。这两年，免疫治疗开始应用到多种肿瘤治疗中，包括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癌和前列腺癌等，多个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已经获得美国FDA批准临床应用。

然而，免疫治疗并非万能，也不是所有肿瘤都对免疫治疗敏感。黄晓恩医生也总是要一遍一遍和患者解释，哪些肿瘤使用免疫治疗获益更大，哪些肿瘤不适用免疫治疗，或者疗效不确定。

然而，的确有些患者已经用尽了其他各种治疗方法。手术、化疗、放疗、靶向，当这些都无效时，免疫治疗是他们最后一根能握住的救命稻草。面对这样的患者，免疫治疗到底用不用？

黄晓恩医生坦言，如果患者的确已经无路可走，只要评估下来免疫治疗不会对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她认为可以用。

以患者为中心

去香港看病，除了药物和技术，医疗服务好也是事实。这里的服务，不单单指医疗环境，也包括医患沟通。

楷和医疗肝胆胰外科专科医生夏威曾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内地的医患关系，他也深有感触。“在内地接诊，患者和医生沟通时很容易就抱有‘怀疑’的态度。”夏威指出，如果患者一开始就抱着怀疑医生，甚至怀疑整个行业的心态来就医，医患之间就很难建立起信任。

作为一名肝胆胰外科医生，夏威需要与每一位患者详细解释手术方案，他用“商量”来概括他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一个合适的手术方案，应该是医生和患者一起商量出来的。医生给出几个方案供选择，患者可以提出疑问，说出自己的不安和疑惑。夏威医生亦坦言：“这种沟通的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沟通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彼此建立信任的过程。”

信任的建立，可能是一个契机，像刘润连止住咳血的那一瞬间，但更多还要靠时间。

香港综合肿瘤中心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苏炳辉接触过一位内地年轻患者，典型的“磨玻璃结节”。患者犹豫是否需要开刀。在内地就医时，影像科医生建议他手术，但主诊医生建议他随访。怎么办？

实际上，当自己面对疾病时，很难放平心态，冷静思考。以磨玻璃结节为例，一个有可能是恶性的结节，十个医生说可以观察随访，都不及一个医生说应该尽快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冲击。随访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焦虑和彷徨。没有足够的信任，患者如何坚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就是这个道理。

苏炳辉告诉记者，患者到香港就诊时非常焦虑。他和香港放射科专科医生一起分析，患者的结节不大，约3毫米。最关键的是，他们判断这是一个肉芽肿瘤，多数是细菌感染引起，比如肺结核。因此，苏炳辉医生建议患者观察，每三个月复查。这名患者在焦虑中反复考虑，最终接受了医生观察随访的建议。

2017年6月、10月，患者都有去随访检查，结节没有增大。苏炳辉告诉患者，这应该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不用过分担心。患者的心情亦从刚开始的焦虑和犹豫，转变为信任。站在医生的专业上来看，这种情况的确没必要急于手术。即便是微创手术，那也是有创的。

有创，就存在风险，即便从数据上来看很低，但也不是零。0.1%的风险，落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100%。

同样关于信任，在内地常被诟病的心脏支架，该不该用？有无滥用？缪建文医生直言，是否滥用，判断的依据是给不需要使用的患者用了支架或者一个支架可以搞定的事情，却用了两个支架。在他的患者中，用了4个、5个支架的也不在少数，但这些都是必须的，那就不属于滥用。哪些患者需要支架？哪些患者不需要支架？这是医生才能做出的专业判断。

生病去医院就是要把自己交托给医生。怎样的医生能给予信心？相互信任？归根结底都要遵循一个原则——以患者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