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送赵昌平先生最后一程

徐俊(中华书局总经理)

2018-05-26 15: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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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平先生离世的消息是黄晓峰兄一早微信告知的,不敢相信是真的。耐不得打字,晓峰改用语音留言,我则立即打电话确认。周一事多,无暇细想,但与赵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大事小事,还是挤进脑际,一一重现。
上个月11日,我为别的事翻检旧照,找到1995年10月与赵先生夫妇、陈尚君兄夫妇在扬州的合影,随手拍了一张发给尚君,半夜尚君回复:已发昌平。正如尚君兄所说,赵先生看似严厉,实则内心柔软,去年夏天以来,他深陷丧妻之痛,想那天他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伤心难过,就跟我们现在面对这张照片一样。
从左至右为:陈尚君、赵昌平夫妇、陈尚君夫人与徐俊
赵先生是我的前辈,无论为学为人,还是作为同业同行,都令我钦敬。各种场合相聚,与我同辈的友人,都亲昵地以“昌平”、“昌平兄”相称,在我则无论当面还是书面,只称“赵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华书局,被称为“先生”和“老师”,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分,赵先生在我心目中当得起这个称呼。
赵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以唐诗研究蜚声学林。认识赵先生是因为我较早参加唐代文学年会,赵先生与傅璇琮先生交往多,在南北两大古籍出版社工作,自然多了一些认同感。1995年10月底,王小盾兄在扬州组织了一场小型学术会议,主题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赵先生夫妇、尚君兄夫妇、张伯伟曹虹俩学长,还有吴小平、蒋寅兄,几位一同参加,赵先生作了“唐代文学研究综述”的学术报告。就是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向大家汇报了敦煌诗歌整理的情况和对唐写本诗集的认识,得到了赵先生的鼓励。除了开会,还同游了扬州名胜,盘桓数日。二十多年过去,回头看,尽管当时与各位早已熟识,但扬州之行加深了我们的友谊,成为最好的一批朋友。
1997年之后,书局经营发展遇到了一些波折。其中在外界影响较大的,是1998年中华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因为“中华活页文选”而起的争执。身在两家的熟人都难免有些尴尬和生分。2000年末,我离开中华,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专心于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这年夏秋,我随荣新江兄出差到上海,首要工作就是去上古查阅俄藏敦煌文献的未刊部分,以写定我们合撰的《唐蔡省风〈瑶池新咏〉重研》。记得到上古后去拜访赵先生,见面落座,赵先生先开口说,“不能因为我们两家闹矛盾,你就不来看我了”。一席话打破了我的不安,很多年一直萦绕在心。
赵先生是第十、十一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要来京参加两会。2004年到2011年,赵先生每来开会,必与中华的朋友一聚,成为惯例。会议驻地恰巧也都在中华附近的建银宾馆。因为赵先生在内蒙工作过多年,聚会地点每次都在中华附近的西贝莜面村。莜面村充满北方乡村味道的环境,是我现在想到赵先生畅谈言笑的背景。赵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与这样的背景反差很大。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他对内蒙数年的一点寄托吧。这几天看了他的旧作《我的中学情结》,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赵先生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十数年,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贡献无用赘言。因为工作分工的缘故,我们俩参加“古联体”的活动较少,但每次见面所谈还是以工作交流为多。2004年春,赵先生来京开会,特地到了书局,这一次交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赵先生说古籍出版这么小的行业,中华上古要加强合作,只有两家形成合力,在出版市场化的时代,才有古籍出版的声音。后来,在赵先生的亲自策划推动下,我们两家联合出版了“文化中国”丛书,包括“辉煌时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简史”、“中华意象”四个系列,是一套以世界文化视域来透析中国文化的、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原创传统文化读物。题材是传统的,眼界是当代的,体现了赵先生对传统文化大众化的长期思考。
我从与赵先生的交谈中获益最大的是他关于“基本书”的理念。赵先生对编辑工作的思考,与他的学术研究一样,具有非常强的学理性。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既不从流俗,又不固步自封,在今天的出版界是非常难得的品格。我们后来在书局的工作大力推广“基本书”理念,并把“基本书”理念用到传统文化大众出版上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赵先生对中华书局一直关注、支持,尤其是在2003年李岩兄为首的年轻班子组成以后,赵先生更是对我们有求必应、有请必到,从百年局庆活动、中华上海公司成立,到近年的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理事会、《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成立,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有加。
2011年12月28日,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当天召开了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海学术文化界、出版界代表到会,裘锡圭、邹逸麟、陈昕、赵昌平先生等发言,赵先生以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的身份,把中华的过去和当下归结为四个字——“固本出新”。他说,“新”由“本”出,所有的“新”都是有其“本”才能出的。
2013年夏上海书展,适逢《史记》修订本出版,8月17日《史记》修订本在上海书展首发。当天晚上,由赵先生亲自主持,在上海图书馆报告厅,我作了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报告。我的报告主要是以档案图片展示1958年之后二十四史点校的工作历程,以及顾颉刚、宋云彬等先生在《史记》点校工作中的卓越贡献,看到那个特殊年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曲折艰难。报告结束后,赵先生作了长篇评点,对老一代学者的贡献、古籍整理工作的复杂性和整理传承价值的阐发,令我感动。
关于古籍整理的质量问题,是赵先生每见必谈的话题。近几年古籍办加强了古籍补贴项目的质检工作,中华承担了大量任务,中华的书则交由上海方面检查。赵先生多次与我交换对某些书的意见想法,有些属于质检范围的具体问题,有些涉及如何更恰当地提升当下的古籍整理水平,每每让我汗颜,令我警醒。有些话是只有我们同行才能说、才能理解的。良师益友,不可多得,思之怅然。
几年前赵先生就答应把他的论文集交给中华出版。每次见面,我都重申此约。2017年2月16日,赵先生收到拙著《鸣沙习学集》,给我短信:“俊兄,惠赐大著《鸣沙集》奉到,谢谢!……我一年来忙于‘开天辟地’学术文本,写了近四十万字,估计旬内可成,再忙文集事,兄著正可为弟编次样版。……”斯人已逝,感念长存!希望能够为实现赵先生的遗愿,尽一份心力!
2018年5月26日,京沪线上草成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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