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送赵昌平先生最后一程

赵昌平先生离世的消息是黄晓峰兄一早微信告知的，不敢相信是真的。耐不得打字，晓峰改用语音留言，我则立即打电话确认。周一事多，无暇细想，但与赵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大事小事，还是挤进脑际，一一重现。

上个月11日，我为别的事翻检旧照，找到1995年10月与赵先生夫妇、陈尚君兄夫妇在扬州的合影，随手拍了一张发给尚君，半夜尚君回复：已发昌平。正如尚君兄所说，赵先生看似严厉，实则内心柔软，去年夏天以来，他深陷丧妻之痛，想那天他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伤心难过，就跟我们现在面对这张照片一样。

赵先生是我的前辈，无论为学为人，还是作为同业同行，都令我钦敬。各种场合相聚，与我同辈的友人，都亲昵地以“昌平”、“昌平兄”相称，在我则无论当面还是书面，只称“赵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华书局，被称为“先生”和“老师”，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分，赵先生在我心目中当得起这个称呼。

赵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以唐诗研究蜚声学林。认识赵先生是因为我较早参加唐代文学年会，赵先生与傅璇琮先生交往多，在南北两大古籍出版社工作，自然多了一些认同感。1995年10月底，王小盾兄在扬州组织了一场小型学术会议，主题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赵先生夫妇、尚君兄夫妇、张伯伟曹虹俩学长，还有吴小平、蒋寅兄，几位一同参加，赵先生作了“唐代文学研究综述”的学术报告。就是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向大家汇报了敦煌诗歌整理的情况和对唐写本诗集的认识，得到了赵先生的鼓励。除了开会，还同游了扬州名胜，盘桓数日。二十多年过去，回头看，尽管当时与各位早已熟识，但扬州之行加深了我们的友谊，成为最好的一批朋友。

1997年之后，书局经营发展遇到了一些波折。其中在外界影响较大的，是1998年中华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因为“中华活页文选”而起的争执。身在两家的熟人都难免有些尴尬和生分。2000年末，我离开中华，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专心于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这年夏秋，我随荣新江兄出差到上海，首要工作就是去上古查阅俄藏敦煌文献的未刊部分，以写定我们合撰的《唐蔡省风〈瑶池新咏〉重研》。记得到上古后去拜访赵先生，见面落座，赵先生先开口说，“不能因为我们两家闹矛盾，你就不来看我了”。一席话打破了我的不安，很多年一直萦绕在心。

赵先生是第十、十一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要来京参加两会。2004年到2011年，赵先生每来开会，必与中华的朋友一聚，成为惯例。会议驻地恰巧也都在中华附近的建银宾馆。因为赵先生在内蒙工作过多年，聚会地点每次都在中华附近的西贝莜面村。莜面村充满北方乡村味道的环境，是我现在想到赵先生畅谈言笑的背景。赵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与这样的背景反差很大。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他对内蒙数年的一点寄托吧。这几天看了他的旧作《我的中学情结》，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赵先生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十数年，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贡献无用赘言。因为工作分工的缘故，我们俩参加“古联体”的活动较少，但每次见面所谈还是以工作交流为多。2004年春，赵先生来京开会，特地到了书局，这一次交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赵先生说古籍出版这么小的行业，中华上古要加强合作，只有两家形成合力，在出版市场化的时代，才有古籍出版的声音。后来，在赵先生的亲自策划推动下，我们两家联合出版了“文化中国”丛书，包括“辉煌时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简史”、“中华意象”四个系列，是一套以世界文化视域来透析中国文化的、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原创传统文化读物。题材是传统的，眼界是当代的，体现了赵先生对传统文化大众化的长期思考。

我从与赵先生的交谈中获益最大的是他关于“基本书”的理念。赵先生对编辑工作的思考，与他的学术研究一样，具有非常强的学理性。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既不从流俗，又不固步自封，在今天的出版界是非常难得的品格。我们后来在书局的工作大力推广“基本书”理念，并把“基本书”理念用到传统文化大众出版上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赵先生对中华书局一直关注、支持，尤其是在2003年李岩兄为首的年轻班子组成以后，赵先生更是对我们有求必应、有请必到，从百年局庆活动、中华上海公司成立，到近年的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理事会、《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成立，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有加。

2011年12月28日，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当天召开了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海学术文化界、出版界代表到会，裘锡圭、邹逸麟、陈昕、赵昌平先生等发言，赵先生以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的身份，把中华的过去和当下归结为四个字——“固本出新”。他说，“新”由“本”出，所有的“新”都是有其“本”才能出的。

2013年夏上海书展，适逢《史记》修订本出版，8月17日《史记》修订本在上海书展首发。当天晚上，由赵先生亲自主持，在上海图书馆报告厅，我作了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报告。我的报告主要是以档案图片展示1958年之后二十四史点校的工作历程，以及顾颉刚、宋云彬等先生在《史记》点校工作中的卓越贡献，看到那个特殊年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曲折艰难。报告结束后，赵先生作了长篇评点，对老一代学者的贡献、古籍整理工作的复杂性和整理传承价值的阐发，令我感动。

关于古籍整理的质量问题，是赵先生每见必谈的话题。近几年古籍办加强了古籍补贴项目的质检工作，中华承担了大量任务，中华的书则交由上海方面检查。赵先生多次与我交换对某些书的意见想法，有些属于质检范围的具体问题，有些涉及如何更恰当地提升当下的古籍整理水平，每每让我汗颜，令我警醒。有些话是只有我们同行才能说、才能理解的。良师益友，不可多得，思之怅然。

几年前赵先生就答应把他的论文集交给中华出版。每次见面，我都重申此约。2017年2月16日，赵先生收到拙著《鸣沙习学集》，给我短信：“俊兄，惠赐大著《鸣沙集》奉到，谢谢！……我一年来忙于‘开天辟地’学术文本，写了近四十万字，估计旬内可成，再忙文集事，兄著正可为弟编次样版。……”斯人已逝，感念长存！希望能够为实现赵先生的遗愿，尽一份心力！

2018年5月26日，京沪线上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