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幌马车之歌》作者蓝博洲：台湾人的知识有点营养不良

“幌马车之歌”系列是台湾作家蓝博洲的两部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幌马车之歌》创作于1988年，导演侯孝贤根据此书拍摄了电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幌马车之歌续曲》是作者2016年的新作，延续《幌马车之歌》的主题和风格，继续追寻在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枪杀的三位台湾青年的生命故事。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幌马车之歌》出版三十周年之际出版了最新的增订版，同时在大陆首次推出简体版《幌马车之歌续曲》。

作者蓝博洲在寻访幸存者及其亲友，并搜集查阅大量机密档案的基础上，描绘了客家籍台湾革命青年钟浩东的一生——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到九死一生回国投身抗日，再到为改革台湾社会献身教育事业，直到最后为了台湾的解放赴死。《幌马车之歌续曲》则讲述了和钟浩东几乎同时期的三位台湾青年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的生命故事。

《幌马车之歌续曲》

“幌马车之歌”系列在形式上均以各位受访者的口述直接回溯到历史现场，在主题和内容上都关切长期充满谎言与禁忌的台湾近现代史，尤其是“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他以个人作为线索，将个体的生命史放入大历史的背景中：受访者轮番的叙述，日记与文学作品的摘引，报章的记叙以及各种民间、官方文书档案的引用，乃至作为“边角料”的“口述证言采访记录”“大事年表”等，都是重现历史现场的有机构成。

而此次出版的《幌马车之歌[增订版]》则是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年的《幌马车之歌》（第三版）为底本，此版本相较于大陆法律文化出版社2012年推出的第一个简体版，新增近二百幅珍贵照片与手稿，包括钟理和日记手稿、钟浩东最后的家书、钟浩东等人获叛乱罪的重要文件——讯问笔录、会审笔录、财产清单、死刑判决书等等。

最近，蓝博洲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蓝博洲在采访中谈到，“到了1979年以后，台湾政情有所变化，陈映真他们慢慢地找到一个方向，我也接触到像杨逵这样的抗日作家，也是‘白色恐怖’去坐牢的前辈，知道了一些历史。再加上自己高中时候受到乡土文学论战的影响，就慢慢地去关注现实，理解台湾的历史。”

蓝博洲是在参加“二·二八”事件的专题制作时，“突然掉入了真正台湾的历史”，“我是在参与党外运动的时候，听到年纪比较大的人隐隐讳讳地说蒋介石对大陆有一个大屠杀，后来看了吴浊流的回忆录，后来他有一个《台湾连翘》，暗示说真正的历史是在‘二·二八’以后，在调查中我才知道原来‘二·二八’以后还有历史，那个历史叫做50年代‘白色恐怖’。”

蓝博洲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把台湾历史与中国近现当代史或肆意切断或含混不清讲述，这使普通民众对历史事实一知半解，只剩下被支配的“历史感觉”。

蓝博洲说：“我的‘寻找钟浩东’之旅并没有因为《幌马车之歌》的发表而停止。相反地，随着两岸关系的相对缓和，我的寻访足迹得以跨越海峡，深入广东惠阳、梅县、蕉岭、韶关、南雄、始兴、罗浮山区，以及桂林、北京等地，进行历史现场核实与进一步采集史料的工作。随着岛内政治禁忌的相对宽松，一些受访者也才有空间就原本有所保留的内容做出更全面的证言；而一些原本寻访不到或不便露面的历史见证人及加害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就他们亲历或所知的历史作了值得重视的补充。”

《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讲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林家四兄弟只剩下老四林文清，后因为和进步人士有联系，林文清也被逮捕杀害，最后只留下一个幼儿。《悲情城市》试图描绘的是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变，然而其真正的议题是“身份认同”。《好男好女》则以钟浩东蒋碧玉的实际故事改编，讲述蒋碧玉如何由一个千金小姐一步步变成坚强的革命义士，以及时代背景下，这些进步人士的牺牲。

《好男好女》开拍时，蒋碧玉尚在，次年她则病逝，侯孝贤谈到他在分镜笔记本上写道：“再过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则，生死成毁，无可逃处。”

蓝博洲是通过不断重回历史现场，去追问被掩埋的禁忌与记忆，侯孝贤则用电影对台湾的政治结构之症结追认一种心灵的和解，但是这样的“和解”在多大程度上跨越了被长久禁锢的历史格局，又在多大程度上实际遮蔽了人民主体的记忆，恐怕还需要读者再回到文本本身去寻找答案。

侯孝贤在《幌马车之歌》的序言中写：“世人将如何记得这些事呢？有人说：‘我们从古至今都一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历史上因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人，简直是死得轻如鸿毛，我们回报以更多的罪恶。’可是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在钉孤只。凡记下的就存在。 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

1990年，蒋碧玉手捧1935年钟浩东（原名钟和鸣）的照片。

正如《悲情城市》中，侯孝贤和蓝博洲等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以感伤的电影表达欲言又止地去讲述一段历史，悲情似乎一直都是台湾最主要的情感色彩之一。“台湾一直被殖民，自然是有悲情的，包括台湾的闽南语歌曲，都是哭调子。可是李登辉们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利用了台湾的悲情之处，不管是和‘台独’派合作，还是其他的，用各种手段把悲情给挑动为一种政治宣传。”

“1895年以后有两个意识的产生，一个是祖国意识，一个是弃儿意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个意识有个谁是主、谁是次的变化。一直以来祖国意识都是主旋律的，不管是反共阶段还是后来的，大家纠结于谁更能代表中国，没有人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直到1988年之后。蔡英文把‘台独’价值都附会为台湾价值，不认同她的就是不爱台湾。”

蓝博洲

澎湃新闻：这两年也有一些其他的台湾作家写到日本侵略占领时期参加抗战、在“白色恐怖”中被杀害、而后却在历史中被遮蔽的人，对这样的群体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蓝博洲：从1980年代就开始，也是和岛内的统独斗争相关的。民进党“台独”派扭曲历史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台湾人的悲情，也误导了台湾民众的认同问题。从1980年代最早开始，随着“台独”派的政治主张开始冒头，表现在文学和历史中，就是随着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开始，我自己是年轻的时候受到陈映真他们的乡土论战的影响，所以关注台湾的现实和历史。

最早在1976年，《夏潮》杂志就开始把作为禁忌的、日据时期的历史和文学资料挖掘出来，只是那时都是比较简单的，像钟浩东这种是不能提的。国民党长期戒严，在1949年以后的，凡是没有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不管你是学者还是怎样的人的作品都不能读，台湾日据时期的东西也不能读，所以是一片真空。这种情况一直到1976年，《夏潮》的陈映真、苏庆黎，包括后来到蒋勋，以及民歌运动等，后来再到新电影运动，都是与这种背景相关。

1970年代的政治形势，包括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华民国”被赶出联合国的背景下，台湾有对“白色恐怖”以来的思潮的纠反。包括乡土文学论战，其实乡土文学论战是被迫的，是因为国民党要整肃陈映真他们，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所以余光中他们就扣帽子说陈映真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那种情境下，你说他们是共产党就是要杀他们。后来蒋经国迫于压力没有对乡土文学整肃，乡土文学因而取得胜利。

这个时候躲在后面的本土派比如钟肇正他们就起来抢占胜利的果实，乡土文学时他们和国民党一直是合作的，到1980年代，他们的势力就比较大，之后国民党又用所谓后现代的影响力去解构。所以陈映真才去办《人间》杂志，希望培养一批年轻的写作队伍可以真正介入现实，而不是表面的乡土。《人间》杂志在1980年代还是取得影响力的，后来在财务的压力下停刊了。随着李登辉在1988年上台，整个台湾都被本土派的理论误导了。包括更年轻的，他们根本没有思想，甚至知识都不及格。之后就到台湾新电影，侯孝贤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澎湃新闻：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对于这些日本占领时期参与抗战、后来成为共产党的爱国人士就不再能被提及？

蓝博洲：严格来讲，台湾1949年4月6日以来，就只能地下了。1949年12月底，1950年朝鲜战争发生以来，蒋介石开始全面肃清，就把这些人都杀光了，大概杀了几千人，留下一些人在坐牢。其实主要的还不止是杀人，主要是把日据时代以来台湾进步的思想，哲学的、文学的、美术的东西统统都消灭，不止是把肉体消灭，而是把台湾1920年以来进入现代社会的东西都消灭掉，把从反殖民斗争以来累计的经验统统消灭，变成一个反共的台湾岛，一切都为了反共。

澎湃新闻：你觉得一种正确对待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态度是怎样的？

蓝博洲：为了现在和未来研究历史，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了现在和未来，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历史，不然已经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大家还继续在伤口上撒盐，那么这个社会注定是没希望的，要付出代价的。台湾就是这样，尤其台湾的年轻一代，他们自己要付出代价，否则一点前途都没有。现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都知道自己一辈子买不起房的，而且连工作都找不到，这是一个现实，都是无知，才会被政客骗。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本身。台湾人的病就是知识的营养不良，尤其对大陆，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大陆同胞都在水深火热中，一些有钱人认为统一以后他的财产要被充公。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后来被反复提及的“二·二八”事件？

蓝博洲：“二·二八”事件其实不重要。我是在1987年进入《人间》做“二·二八”事件时，才知道后面的“白色恐怖”。你看一个事件的影响，就看这个事件以后台湾的知识界、政治界在做什么事情。比如土地改革后，台湾反蒋反共的地主阶级产生了“台独”的意识，可是不成气候，只是送他们的小孩到日本到美国留学搞一些不成气候的“台独”主张。最关键的还是李登辉上台以来，以及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看李登辉怎么打台湾牌。我曾说，“台独”派就是在“二·二八”的历史上插上“台独”的墓碑，1980年代这个就是意识形态斗争中很关键的部分，所谓的统派就是国民党，我们也不是蓝的。

我们是所谓的统左派，就是《夏潮》、陈映真系统，或者是幸存的地下党系统，我长期做这个，我知道“台独”派在扭曲、窃夺历史的悲情。

澎湃新闻：在进入历史的时候还是有难度，既然研究和了解历史如此必要，为什么很多人还在遮蔽和淹没历史资料。

蓝博洲：当时民进党政府把档案一开放，就有很多问题，因为那些判决书一看是你出卖我了，刻意去制造这个矛盾。我是研究历史的，我可以从档案里面去做分析，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一看就打起来了，李登辉很厉害，他用一个所谓的补偿金，搞到兄弟间为了争那个补偿金再度翻脸。历史不可能全面去讲。有一个扩散性的影响，但是不碰历史，历史会报应你的，台湾今天的现状就是历史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