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文献《年号之部》出版：日本的年号如何选定？

5月30日，为了庆祝《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第一种《年号之部》在中国出版，该丛书的出版纪念暨座谈会于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新文科大楼举行。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筹）、《古典学集刊》编辑部、哲学与法政学院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石立善主持，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水上雅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唐云松，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张自慧、陈泽环，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但诚等出席座谈会。

《年号之部》书影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编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是一套日本汉学大型丛书，收录古代、中世至近代的珍贵而稀见的汉学原始文献。率先出版的《年号之部》共五册，5000页，收录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历史年号珍稀文献九部的写本，均为史上首次公开。《年号之部》据文献性质，类分为四集：第一集《年号勘文基本资料》、第二集《年号勘文补助资料》、第三集《年号故实书》、第四集《年号术数类相关资料》。收录《元秘抄》、《元秘別录》、《迎阳文集》、《改元六十字部类》、《元号六十字之注》、《改元物语》、《革命勘文》、《三革说》、《革命勘文》等典籍。每部典籍均按原书尺寸高清影印，并由中日学界十名一线学者撰写了详尽的《解题》，介绍作者、内容、成书时代、版本及学术意义，解题语言使用中文、日文双语。学术团队历时四年多时间，赴日本各地调查相关原始文献，撰写解题，展开各项研究。

座谈会现场（圆桌左一为水上雅晴，左二为但诚，右一为唐云松，右二为张自慧，右三为陈泽环）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张自慧代表校方，对水上雅晴、石立善两位主编及其学术团队的辛勤工作表示了肯定和感谢。他表示，扎扎实实地长期从事汉学基础研究终于开花结果，厚重的五大册书籍所体现的学术贡献和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广泛的，期待《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后续的研究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唐云松表示，继去年该社出版的石立善、周斌主编《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30册之后，非常荣幸地又推出了《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这套大部头，这是基于该社的出版理想，从中外最基础的文献着手，梳理学术源流，为中外学术交流和文化交融的探索，以及形成新时代具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

水上雅晴从出版缘起和出版意义两方面介绍了《年号之部》。他介绍道，日本国内收藏的汉籍古钞本、宋元刊本等已经大量出版，但是值得出版的文献仍有不少，年号勘文资料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从西汉开始使用年号，随后此项制度辐射至东亚各国，日本即从八世纪开始使用年号至今。年号本非日本史的研究热点，由于现在在位的平成天皇考虑退位，一旦退位，日本就将迎来新的年号，因此近期日本国内普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本丛书收录的“年号勘文”就是在朝廷内审议新年号之时由数位文官进呈的文件，文件上写有若干新年号案及其出典。由于日本大多数年号都有汉籍的出处，日本早期年号勘文自然收载着“写本时代”的汉籍文字，可以看作是早期文本的断圭碎璧。据《年号之部》第一集所收菅原长成《元秘抄·年号引文》的调查，十三世纪以前所有年号勘文中引用的汉籍种类超过七十，且多来自于写本。菅原乃十三世纪人，其本人所见、所引汉籍当为宋代刊本，故其文献价值非常之高，可以想见。

高辻（菅原）长成《元秘抄·年号引文》所载十三世纪以前年号勘文所引汉籍一览

水上雅晴结合一例年号勘文进行说明，文章博士菅原长成提出了三个年号备选，分别是时安、宽安、享禄，它们分别典出《周易程氏传·大有卦》、《毛诗注疏》、《周易程氏传·大畜卦》。参与改元审议的一些大臣公卿保存了年号勘文与改元记录，随时编成年号勘文，世代相传。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籍旧钞本的文本与异文、汉籍佚文、汉籍在古代的流通情况、日本人接受汉学知识的情况，以及日本近世以前政治、学术、文化、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方面的活动。例如柳原忠光在北朝永和（1375—1378）改元时勘申“年号勘文”，年号案之一是“宽永”，引文则如下：《毛诗》曰：“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矣）〔当作“矢”〕弗谖。”注曰：“硕，（人）〔衍字〕大；宽，广；永，长；（矣）〔当作“矢”〕，誓也。”（《元秘别录》第五册，14B）其中的注并非是毛传、郑笺等古注，而是南宋朱子的《诗集传》，后人或许可借以了解宋代理学传入日本的情况。

水上雅晴举例的年号勘文

关于本丛书的编撰和出版意义，日本史学界老前辈、年号研究第一人所功教授在丛书卷首《贺词》中说：“在日本对年号的个别研究并不算多，关于年号的综合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可以说迄今只有80几年前的昭和8年（1933）森本角藏先生的《日本年号大观》而已。主要原因在于调查极其庞大的史料并非易事，解读难解的汉文资料而研究之，对日本人来说，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水上教授的团队选出年号史料之精粹而影印之，对所收录各种文献附以专家之解题，类编成丛书，这项出版事业无疑是一项空前之盛举，对日中两国的汉学研究及汉籍研究者确有深远之贡献，不仅如此，历史、文学、思想等领域的日中学者若善于利用此丛书，则可使研究范围扩大而深入。”

石立善阐述了《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所填补的几项空白。第一是文献发掘的贡献。本丛书所收录的文献均是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贵重写本，内阁文库是年号资料的重要集聚地，所藏资料大多原为江户幕府之旧藏，江户幕府干预朝廷主动要求改元，显示其权威，因此搜集了大量的年号资料，但由于家传、秘藏等原因，历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文献徵引的典籍版本形态多样，很多是处于雕版印刷流行前的“写本时代”的典籍。

第二是本丛书与中国古佚典籍的关系。如唐代武则天召集文人编撰的《维城典训》二十卷，早在五代就已亡佚，我国古籍全然不见徵引，而本丛书就载录了该书一些佚文，从而可以窥见其体例和部分内容。又如《元秘抄》很可能保存了唐代封演《古今年号录》、后蜀杜光庭《年号类聚》以及宋代宋庠《纪元通谱》、侯望《古今年号録》等中国古佚年号文献的框架和遗影。另外，年号书籍和纬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第三则是本项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还与现实接轨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去年9月12日到10月22日，研究团队和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合作，策划举办了“年号与朝廷”特展，本次展览不仅是日本国内，也是全世界首次举办的以年号主题的展览，引起了《朝日新闻》等一些日本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追踪报道。同年9月在特展期间，馆方邀请了所功、石立善、福岛金治、水上雅晴等4位学者分别做了专题讲座，吸引了300多位听众报名，现场座无虚席，体现了日本民众当前对年号和相关制度、文化的热切关注。同年10月，水上雅晴还策划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来自日本史学、国语学、日本汉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科技史、出土文献、朝鲜史等各领域的学者20余名参加会议，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

石立善表示，该丛书不仅仅限于日本汉学，其实和经学、史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密切的关系，还可以从中考察中国古籍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的历史，期待该丛书在中国也能得到更多领域的学者以及读者的关注、阅读及利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但诚介绍，2001年日本学者野间文史先生在评议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标点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时就提出过中肯的建议，他列举了阮元校勘记之后出现的多种校勘成果，主张整理过程应当全面吸收之。其中，加藤虎之亮的《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代表了汉籍东传后日本汉学家校勘整理中国古代经典的最高水准”，经由石立善教授介绍引进，已于2016年在国内出版。今天，石立善教授和水上雅晴教授主编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的《年号之部》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四库馆臣评价类书的时候说：“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年号勘文是一种特殊的资料汇编，是“典型”类书以外，后人得以窥测失传古书面貌的富矿，对校勘古书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这些勘文资料保留了写本形态的诸多细节，为探求古籍注疏方式和学术传播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这些资料原本庋藏高阁，现在可以轻松被各国学者利用，相信会对中日两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更多便利。

部分与会学者合影：但诚、水上雅晴、石立善、唐云松（左至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