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科学本应“无国界”

在人类所有知识活动中，科学“无国界”就像康德所说知识论中那个不可更动的默认前提——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这是因为在当下系科分类的意义上，“科学”通常指研究诸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这类恒定不变、不受人类情感影响的自然现象。不同于某种程度上受限于语言、惯习、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真理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理性、观察和实验，且能较为方便地与世界各国同行磋商、争辩和共享。这在学术交往伦理上就确立了研究者必须超越“国界”限制的普遍性内涵。1988年在牛津任教，2008年荣誉退休，并也是享誉全球的科学史讲座教授福克斯(Robert Fox, 1938-)于2016年出版的《科学无国界：学术界的世界主义与国族利益，1870-1940》（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World of Learning,1870-1940）一书，就从历史角度对此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阐述。

Robert Fox, 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World of Learning,1870-1940,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在福克斯教授看来，科学“无国界”作为一种知识新格局的发轫，可以追溯到科学最初的建制和制度化，即1660年前后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之时。那时“科学”一词尚未太多使用，研究自然现象和经验实证，沿用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统称的“新哲学”或“自然哲学”。1663年4月，出生在德意志不莱梅的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 1619-1677)担任学会首任秘书，工作就是“同世界各地所能找到的最富有哲学思想和好奇的人物进行交往”。 直至1677年去世时，身为外邦人的奥尔登伯格代表学会，同包括那个时代最重要学者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德意志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在内的诸多欧洲学者通信。他获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和信息，刊发在创办于1665年的世界首份科学学术专业期刊的《哲学汇刊》，从而有效形塑了一个在欧洲范围之内的跨国学术交流网络。（安德拉德：《英国皇家学会简史，1660-1960》，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室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室出版，1979年，第16页）

逮至十九世纪中叶，风云变幻的是科学不得不面对“企业”和“国家”的强势登场。就像“科学家”（scientist）一词，1840年由剑桥科学史教授威廉•惠威尔（Whewell William, 1794-1866）正式提出，用以称呼那些从事此前只是绅士们满足兴趣的“业余爱好”，此时则将之作为糊口谋生的专业研究之人士。由此还出现了不同于英国工业化起飞的另一种德国模式。简言之，英国工业化起飞源于科学家没有参与的棉纺织业、钢铁业之小作坊，大学仍然埋头纯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德国工业化起飞则源于大型、超大型的钢铁、机器制造和化学业，不仅科学家直接参与产品研制和生产管理，且大学还直接面向企业培养应用性的技术人才。190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德国每年培养三千名拥有学位的工程师；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全部科学、技术、数学之类的学科中仅有三百五十名甲等和乙等毕业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79页）

就此而言，福克斯教授在书中谈及了首先在德国形成的工业—科学—政府联合体（industrial-scientific-state complex）的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三十年，本是欧洲贫弱落后地区之一的德国，前所未有地步入世界舞台之中心，反超英国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制造国。雄心勃勃的德国统治者兼具阶级利益所致的政治短视，以及对科学广泛应用之自信，热情支持能够尽快获得实际收益的科学研究。如第一个从空气中合成氨的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就曾得到了德国最大化工企业巴登苯胺烧碱厂（Badische Anilin-und-Soda Fabrik, BASF）提供的最先进实验设备和场所。根据1908年双方签署的协议，哈伯还可获得该公司提供六位数的兼职收入，几乎是其在卡尔斯鲁厄工学院担任教授一职年收入的八倍。再由于德意志各邦传统上一直承担着为高等教育提供资助的责任，教授属于国家公务员建制，都可享受颇为优渥待遇和丰厚薪酬福利。

相比之下，当时英、法、美等国的大学和研究院所，要么是需要到处募款的私立机构；要么是需要议院反复争论和投票通过拨款的民主政体。由于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科学家的生活和研究条件难免捉襟见肘。德国则是专制统治，拨款多凭统治者和工业巨头们的个人意志。如1887年成立的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是西门子（werne von Siemens）公司和帝国政府联合建立的。再至1910年成立的德国最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之威廉皇帝学会，皇帝作为保护人而贡献了占筹款最大份额的九百万马克。该会章程规定，皇帝有权任命其一半的理事，另一半理事则由赞助成员们选举。国家热情地支持科学研究，自然也会为科学和工业成就而感到自豪。当伦琴（Wilhelm Röntgen, 1845-1923）做出X射线的伟大发现之时，皇帝的祝贺电报是：“我赞美上帝给了我们德意志祖国的这个新的科学胜利。”（弗里茨•斯特恩：《爱因斯坦恩怨：德国科学的兴衰》，方在庆、文亚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29页、第101-104页）

不同于十七世纪用拉丁文、十八世纪用法文，此时科学家已开始用本国语言书写和发表，那么科学“无国界”何以仍能继续平稳运行？原因在于各专业领域的新发现、新发明，需要用同行都能接受的古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命名、术语，以实现表述的清晰化和明确化。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就分类、测量进行讨论和磋商，以及进一步合作和分享的跨国性专业学会超过了二十个。更具世界性的是1899年成立的国际学术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初仅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内的九个国家，至1914年解体前则增加到十六个国家的二十四个科学院和专业科学学会。当然，这一时期最值得浓墨重彩的，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不顾瑞典本土社会甚嚣尘上的“不爱国”之谴责，于1900年确立了无须考虑获奖人国籍，只看其是否“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颁奖原则。

在福克斯教授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将科学与“国家”进行紧密捆绑的分水岭（watershed）。最令人痛惜的一个事件，是侵入比利时鲁汶的德军于1914年八月借口清除游击队，无端屠杀了数百位当地平民。再作为进一步的报复和恐吓，德军还肆无忌惮地放火焚烧了包括创办于1442年、收藏了太多中世纪珍贵文献资料、文物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及一些古建筑。面对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同年十月四日德国各大报纸上刊发了由九十三位德国顶级科学、艺术和文化界人士签署，以十种语言书写的“向文明世界呼吁书”（A call to the Civilized World）。该文件为德国的“国家声誉”而辩称，说一个诞生了贝多芬和歌德的国家，知道如何尊重欧洲的文化遗产，军队怎么可能忍心焚毁鲁汶大学图书馆。

这份文件的签署者中包括被公认为量子力学创始人、时任威廉皇家学会会长的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 1858-1947），以及哈伯、伦琴等人。由于“上帝、祖国和科学”在德国早已联为一体，科学家们更是不假思索地献身于“爱国”事业。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战争虽然残酷，却是国家保持统一和独立的“必要之恶”。再由于太多人奋力拥抱这场战争的狂热气氛，仅存的心平气和之人根本无法发声。为了挽回德国科学家的声誉，著名生理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古拉（Georg Friedrich Nicolai, 1874-1964），曾尝试在伯林同僚中联名签署另一份主张和平的呼吁书，数百名教授中也只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三位学者愿意签名。

马克斯•普朗克

作为敌对国的英、法科学家虽与国家没有那么多利益交集，且对这场战争也没那样同仇敌忾；然他们之中很多人仍因不满德国科学家的背叛原则而愤愤不平。最偏激的是除抨击德国科学界为战争的“背书”之外；有人还试图否定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自然》（Nature）于当年十月八日刊发英国著名化学家、19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ay, 1852-1916）教授的反击文章。他居然用种族歧视的口吻表达了对德国科学家的蔑视，酸溜溜地称他们不过是杂处在犹太人之间一些条顿民族的“平庸之辈”（“deluge of mediocrity”）。再有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也撰文对比了法、德两国科学，称前者精致而细巧；后者晦涩而罗嗦——且还被呆板僵硬的德语表达而更加恶化。（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 p.49）

这种缺乏品味和风度的情绪宣泄，让德国科学家们怒不可遏。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维恩（Wilhelm Carl Werner Otto Fritz Franz Wien, 1864-1928）拟定了一份声明，呼吁德国科学家们不要在英国科学刊物上发表文章，避免使用那些来自英、法两国的外来词汇。他指责英国物理学家们是帝国最坏的敌人，善于欺世盗名而总把德国科学家的发明、发现据为己有。虽则，作为德国科学界领袖的普朗克，个性温和、谨慎和低调，此时深陷“爱国主义”VS“科学无国界”的痛苦之中，拒绝了在这份声明上签名；但维恩将之发表时，仍然找到了包括阿诺德•索末菲(Sommerfeld, Arnold Johannes Wilhelm,1868-1951)在内的另外十六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列名签署。（J.L.海耳布朗：《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刘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接下来的发展尽管战争结束、硝烟散去，怨恨却难以平息。1919年底，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哈伯1918八年度化学奖，理由是他于1909年前后发现合成氨的化学制作，致使人类摆脱了仅依靠天然氮肥而加速了世界农业的发展。这消息当即引发了英、法等国科学家们的激烈反对，纷纷怒斥这位自诩“和平时期属于世界”（“belong s to the World”）、“战争时期属于其国家”（ “belongs to his country”）的哈伯，战争期间积极研制用于化学战的氯气、芥子气，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和更多人的严重心理伤害。作为一种无声抗议，1920年六月举行了战后首次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到获奖演讲邀请的协约国科学家，除了1917年荣获化学奖的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1877-1944）之外，其余几位均以各种理由而婉言谢绝出席。

瑞典皇家科院的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之所以颁奖给哈伯，自以为秉持了超越国界而只授予“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颁奖原则。早在1916年哈伯就被提名，由于战争原因而是年并未评奖。1917年哈伯又被列在候选人的名单上，评奖委员会主席，且也是当时瑞典少有几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化学家奥尔夫•哈马斯滕(Olof Hammarsten ,1841–1932)，提出权宜之计是以战争继续为由而将之搁置。然而，哈伯关于合成氨的方法，被认为具有“从空气中生产面包”的划时代意义，实在无法将之忽略。尽管在1919年的评奖过程中出现了争议，哈伯却还是获得了包括情感上更亲切于英、法科学界的哈马斯滕在内的大多数赞同票。这种“科学无国界”的立场，同样还体现在1918至1921年期间的七位物理学、化学获奖者中有五位是德国科学家。（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p.56）

除了评奖过程中的争执之外，那些深怀怨恨的战胜国科学领袖们，在战后重建全球科学合作及分享的机构中，为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又竭尽全力地排斥战败国的科学家。1919年七月，在布鲁塞尔成立的国际研究总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RC)，由前协约国的十六国组成，除领导层中没有为战败国科学家留下一个空位，且还确定作为官方语言的是法文、英文，在国际会议及其下属分会的学术活动中禁止使用德文。然而，当时重要科学研究文献却多为德文写作。尤其在化学、物理学领域，被列入“文摘”的优质德文论文所占比重，差不多是英、美、英联邦及法国学者之总和——这自然让该会的国际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打了太多折扣。（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p.58）

更糟糕的是，由战胜国科学家主持召开的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无一例外地排斥战败国科学家们参加。曾被那个时代认为世界物理学、化学最高端，讨论最前沿问题的索尔维会议，二十世纪初由比利时实业家欧内斯特•索尔维（Ernest Solvay, 1838-1922）创立。章程约定每三年分别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物理学、化学会议。1911年的第一届、1913年的第二届、1921年的第三届是世界物理学会议。前两次德国科学家既是领导者，又是主要参会者；后一次则除了没有签署上述那份“向文明世界呼吁书”的爱因斯坦之外，其他著名的世界级德国物理学家都没有被邀请。同样，1922年的第一届、1925年的第二届世界化学会议也没有德国学者的身影。

这自然遭到那些坚定信奉科学本应“无国界”之人的强烈不满。爱因斯坦对封杀德国同行表示抗议，并拒绝出席1921年的会议。再有19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荷兰理论物理学家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1853-1928)，于1925年向国际研究总会呈交了一份由丹麦、瑞典和荷兰科学家联署的建议，要求取消章程中排除战败国学者的条款。与此同时，参加国际化学会议的美国化学协会主席，时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资深教授的诺伊斯（William A. Noyes,1857-1941），也在会上发出了向战败国同行敞开大门的同样呼吁。参加在剑桥举行的国际天文学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年会的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资深教授布朗（Ernest William Brown, 1866 –1938) ，更坦率直言如果国际研究总会不修改那些限制性条款，美国代表团将拒绝参加今后召开的相关会议。

作为一次耀眼的破冰之旅，是1928年在意大利波伦亚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ICM）。此前举行的两届，即1920年第六届、1924年第七届，都没有邀请战败国数学家出席。在第七届会议举行之时，美国数学家虽然提出了一项邀请战败国学者出席会议的决议案，尽管得到意大利、荷兰、瑞典、丹麦、挪威和英国数学家的赞同，却被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国、比利时学者有意杯葛拖延而不付诸表决。第八届会议由意大利数学家平凯莱(Pincherle Salvatore,1853-1936)负责召集和担任会议主席。他充分利用东道主之便，成功游说时任国际数学联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并还担任国际研究总会主席，一向持强硬排斥态度的法国著名数学家埃米尔•皮卡（Emile Picard, 1858-1941），最终同意邀请战败国数学家参加会议。

参加此次数学会议的德国代表有六十七位之多，领队是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数学家，也被称为“数学界无冕之王”的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作为一位科学“无国界”的坚定倡行者，他当年就没有签署上述那份德国学者“向文明世界呼吁书”的战争宣言，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而遭受了太多声讨和责难。后来法国数学家达布去世（Jean Gaston Darboux,1842-1917），希尔伯特发表了一篇愐怀其数学成就的悼文。他所在哥廷根大学一些“爱国”学生愤怒集会，要求他收回这篇悼念“敌人数学家”的文章而遭到其严辞拒绝。在这次国际数学家大会，希尔伯特带病出席。在致词演讲中他义正辞严地宣称：“在科学研究中人为地制造国家的或种族的差异，是对科学极端无知的表现，其理由是不值一驳的。”（康斯•坦丝瑞德：《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袁向东、李文林译，上海世纪集团，2006年，第214页）

戴维•希尔伯特

基督教原有一个伟大传统，称“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战胜国科学领袖们反其道而行之，自然给战败国科学界造成了深深的感情伤害。对于上述这次世界数学大会，时任伯林大学教授的著名数学家比伯巴赫（Ludwig Bieberbach ,1886-1982）就曾大力鼓动抵制，且得到了不少响应。实际上，战败国科学界强烈不满，还体现在此前的1926年6月，国际研究总会去除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排除条款，仅保留了在理事会及其事务活动中不得使用德语的规定，以邀请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加入。然而，接受橄榄枝的只有匈牙利，德国等国的科学界态度消极而拒绝合作。再至1930年代，随着纳粹德国的强势崛起，欧洲又一次被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接踵而至的最可怕后果，莫过于诸如集中营毒气室、远程攻击性火箭及核子武器的研发和制造，本该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又一次被“国家”大规模地恶意滥用。

如果就此反思由谁承担责任，我们当然不应回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上述战胜国的一些科学家及其主导国际组织的不宽容，不明智，未能审时度势地消除内心芥蒂而化敌为友。不过，问题症结还在于此时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极权统治的兴起。就如本书对于1930年代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推行的种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极端褊狭的沙文“爱国主义”之分析，福克斯教授引用了其时英国著名天文学家格雷戈里爵士（Richard Arman Gregory,1864-1952)的说法，以解释科学“无国界”精神被践踏的原因——那就是“科学的真谛和优质民主”仅存在于一个思想自由的国度（a state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这揆诸于史实而能够得到确证——就在当纳粹决定大规模驱逐和清洗犹太科学家之时，德国著名放射化学家、物理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1879-1968），提议由三十位杰出德国教授联署发表一份有利于犹太同事的宣言，却遭到对纳粹野蛮排犹法令同样反感的普朗克之婉拒。普朗克担心：“如果今天有三十位教授站出来抗议，明天就会有一百五十人站出来表示效忠，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些空缺的职位而去告发他们。”毕竟，当“不劳动者不得食”由“不服从者不得食”取替之后，在思想自由的国度，个人的偏激和狭隘，虽能波澜起伏，却不至于狂风暴雨、地动山摇；而在极权统治之下，最能得到犒赏的“服从”，不仅需要贬损人格、诋毁尊严的俯首帖耳，且还须窥探和告发同事、邻人、朋友和亲属，以及不择手段的落井下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福克斯教授这部著作的时间下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1940年。他在“尾声”（epilogue）部分简略提及战争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今天如谷歌图书搜索(Google Book Search )、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作为全球化时代更容易获取知识的一种成功方式，提供了科学本应“无国界”的期待和愿景。正如严肃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恰当说明过去，而毋庸大胆预言未来。我们似应看到在本书写作之时，诸如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保守国家主义和极右民族主义早已沸沸扬扬地酝酿发酵，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自然让福克斯教授不敢对未来乐观断言。不过，掩卷长思，抚今追昔，除了让我们对那些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充满了“思古之幽情”之外；更令人敬重的还是在那乌云密布、黑暗降临的时刻，有人不忘初心而矢志不移。这种无私、无畏的勇气和坚持，正是我们今天对科学本应“无国界”的希望和信心之所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牛津大学博士黄佳的建议，特此致谢！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8年第6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