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沃森︱思想如何塑造历史

在人们看到我写的书时，往往会提出以下三个问题，或者其中一个：思想是如何吸引你的？思想史究竟是什么？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有无关联？而其中最后一个关于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其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在前两个问题的回答中间。

常规或者说正统的历史要么由那些与政治、军事、人口变化、人口统计和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件构成，要么由迁徙、探险或贸易模式构成，要么就由战争、政变、条约、贸易协定、选举、名人生死及王朝统治构成。这些事件并无关联，仅仅通过时间串联起来——人们或许会争论这些事件为什么在彼时发生，但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并无争议。

但历史不仅仅关乎“外部”事件，不仅仅只有这些在现实中或战场上，在高墙阴影下或宫殿城堡里，或是在港口、河流和教堂中所发生的事件。历史同时也是由想法、思维、观念、观念变化以及思想组成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后者不如前者那么显而易见，没有确切的时间，但应该说是同等重要的。

这正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思想史便是梳理出哪些思想曾经影响历史进程，进而分析其原因，发现思想的年表与明确的历史事件年表有着显著的不同。思想史不仅为历史学家，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摆脱常规年表和既定叙事，以及用创造性和富有成果的方式进行思考的机会。这是检视历史的另一种方式。而我认为，这就是乐趣的来源，探索之乐的来源。

我想接着补充一句，思想史，或者说由思想构成的历史，绝非是抽象或枯燥的。事实上，关于曾经发生在人们头脑中的“内部”变化，我想先举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很特别，但都表明了这些“小”思想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历史进程。

首先，请各位想一想原始宗教和几大文明的信仰之间有什么不同。

如果可以把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简化为若干核心要素，那么这些信仰的要素就包括：一，大神母；二，公牛；三，主要的天神（日月）、圣石、祭祀、来世，以及死后得以延续并居住在福地的灵魂。直到今天，这些要素仍然可以用来描述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宗教。

但这并不适用于几大文明，其原因毫无疑问正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大变革。在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即公元前750年至前350年的短短四个世纪之中，世界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巨变。这种巨变完全独立地发生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几种信仰。这是一个非凡的巧合。

最先指出这一点的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在1949年做出的这一论述距今不过约七十年。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根据他的论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我们遇到了历史上最深刻的分界线”，“今天所知的人类就此出现……最不同寻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发生”。

“此时的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在内的各个哲学流派也纷纷涌现。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并且和中国一样，从怀疑主义、物质主义、诡辩派到虚无主义的各种哲学可能性都得到了探讨。伊朗的查拉图斯特拉讲授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世界就是一场善恶之争。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赛亚第二等几位犹太先知登上历史舞台。在希腊则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以及许多悲剧作家、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短短几百年间，与这些伟大名字有关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对彼此一无所知的地区发展起来。”最后这一点很关键。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似乎从此开始变得“更像人”。反省和哲学开始出现，实现了“精神上的突破”，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时期开创了“现代”心理学，人与神的关系变得更像是个人对“内在”目标的追求，而不再是一种与天空之上，大地万物之中，或是祖辈先人之中的“外部”神明的关系。严格来说，此时创立的信仰并不全是一神教，但确实都围绕一个个体，不论这个人（都是男性）是神还是神的代言人，抑或是有着特别洞察力或生命态度而极具号召力的个体。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算是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发生这一切呢？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开始在城市生活，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与农耕生活完全不同。于是农耕时期的诸神失去了吸引力，人们不得不诉诸内心，探寻共同生活的新方式。

我想举一个更小的例子，虽然最终影响深远，但至少在其发端时是件小事。1784年1月，威廉·琼斯抵达当时的加尔各答，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加尔各答，并创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琼斯和一群才华横溢的英国官员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在帮助管理南亚次大陆的官方日常事务之外，他们还兴致勃勃地从事语言研究，以及印度经典、天文学和自然科学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

1784年，孟加拉亚洲学会成立，由琼斯担任会长。琼斯的语言天赋极高，学习过二十八种语言，精通其中的十三种，他在印度待了十八个月之后就有了重大发现。琼斯连续十一年每年都在亚洲学会的年会上发表纪念演讲，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第三篇，即1786年2月2日发表的题为“论印度人”的演讲。谈到研究发现时，他说：“梵语虽然古老，结构却精妙复杂，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而且比二者更为精致。但同时，不管在动词词根还是语法形式上，梵语都与二者联系密切，这绝非巧合。事实上，其联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研究这三种语言的语文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而很有可能这一来源已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一见解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琼斯把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联系起来，提出东方语言可能比西方语言更古老、更优越，给西方文化的根基和西方文化最优越的假设（至少是默认的假设）造成了沉重的一击。通过作出这一前所未有的论述，琼斯展现了对思想和态度进行“重新定位”之必要。“欧洲人向来对古印度是否值得花时间去了解持有疑虑。时至十八世纪末，琼斯仍然不得不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斗争。”

思想史并非新生事物，我也不认为它是新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们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划分思想史，而且应该说也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解答。通过一些例子我们就会知道，一旦脱离了常规历史日期的限定，就会发现其中的各种可能及其灵活性，有助于我们采取新方法来解读历史。

我还要补充一点，过去出于某种原因，很多人用三分法来看待思想史，比如三大思想、三个时代或三项原则。这种方法很有意义，至少可以暂时用来理清思路。例如，十六世纪的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东方民族史、地中海民族史和北方民族史。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三大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如培根所说：“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项改变了文学，第二项改变了战争，第三项改变了航海。”

培根十七世纪的秘书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知识的众多分支之中，最具解释力的三个分支是：研究自然物的物理学，研究人类个体的心理学，以及研究由人类和社会所划分出来的群体的政治学。十八世纪，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詹巴蒂斯塔·维柯区分了三种“本能”，认为这三种“本能”塑造了历史，还有三种“惩罚”塑造了文明。这三种本能是信仰上帝的保护力量、识别亲子关系和埋葬死者的本能，人类由此形成了宗教、家庭和坟墓的机制。三种惩罚则指的是羞耻、好奇心和工作的需要。

到了十九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指出：“现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而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摩根认为伴随着有关政府、家族和财产的思想不断发展，文明才得以形成。

到了更晚近的1937年，美国历史学家哈利·埃尔默·巴恩斯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一书中描述了历史上“感性”的三次巨变：一是上文谈到的轴心时代“民族一神论”的到来，二是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出现，现世本身成为目的，不再为虚幻的来世作准备，三是十九世纪的达尔文革命。

再往后到了1951年，哈佛大学古代和现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顿在《思想与人》中将人文主义、新教教义和理性主义作为构成现代世界的三大思想。欧内斯特·盖尔纳在《犁、剑和书》中将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狩猎采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时代，分别对应生产、胁迫和认知这三种主要的人类活动。

在《西方思想传统》一书中，两位作者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和布鲁斯·麦兹利希明确了思想活动的三大“门类”，我认为这种方法很有用。第一个门类是真理，寻求真理是宗教、科学和哲学关注的焦点，而在理想世界中达成的一致将是绝对的和不自觉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在逻辑、数学或演绎层面体现出来。其次是追寻正义，这是法律、伦理和政治关注的焦点，此时达成一致主要是自觉的，虽然不需要绝对一致，但要想发挥作用仍然需要广泛地传播。第三个门类是品位，主要涉及艺术，完全不必达成一致，不同意见的碰撞往往更有成效。

但我觉得最终决定了思想史的结构和主旨的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分别是：灵魂、欧洲和实验。接下来，我将依次进行简要的讨论。

首先是灵魂。我们知道自旧石器时代开始，早期人类就有了最初的“来世”观念。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了为想象中的“下一个世界”准备的陪葬。而灵魂的关键要素就是不朽。环顾四周，早期人类可以找到不少关于来世、死亡和重生的证据。太阳和月亮有规律地消失并再现。每一年树叶落光之后，春天又长出新芽。来生清楚地暗示着某种死后的存在，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和神父布兰登所说的人类“最根本的概念”：灵魂。

当时一个非常普遍的认识是只有特殊的人才有灵魂。有些原始民族把灵魂归属于男人而不是女人，另一些民族则相反。有些民族认为灵魂存在于身体的不同部分：眼睛、头发、影子、胃、血液、肝脏、呼吸，当然最重要的是心脏。对某些原始民族来说，灵魂通过头顶离开身体，因而头部穿孔成为一种常见的宗教仪式。同样，在印度教中，灵魂并不是心脏本身，但是只有“拇指大小”（死亡时），存在于心脏里。《梨俱吠陀》里认为灵魂是“心灵之光”。

不朽灵魂的现代概念来源于希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毕达哥拉斯。例如早期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由三部分组成：身体，与生命原则一致且位于头部的灵魂及所谓“心灵”或“意识”，以及位于横膈膜或肺部的精神。活着的时候，精神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但死后无法延续，而灵魂则可以继续作为幻象，以身体的幻影出现。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这一区分方法便不再适用。此时灵魂被认为既是本质的自我、意识的所在地，又是生命的原则。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认为灵魂有着神圣的起源，因而得以不朽。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都相信轮回和灵魂转世，即灵魂可以在其他动物，甚至植物中重生。

有些人可能对将“灵魂”列入历史长河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想有些不解。“神”的思想难道不是更具影响力，也更加普遍吗？何况二者的含义也多有重叠之处？当然，历史上的“神”向来就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在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然如此。但同时，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灵魂都是比神本身更具灵活性的思想。

一个理由是，虽然并非所有宗教都信奉来世，但关于来世的概念为“灵魂”思想的重要性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来世，灵魂等存在形式的很多内涵都将无从谈起。对有组织的宗教而言，用这一方式可以更好地控制人的思想，宗教权威因此得以行使特别权力。当然“灵魂”的思想一方面在数百年间丰富了人的思想，但同时也限制了思想和自由，阻碍和延缓了进步，让无知的凡夫俗子俯首听命于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

还有另一个不同的理由说明了为什么灵魂这种思想如此重要，至少在西方如此，可以说比“神”的思想更加重要和丰富。简单来说，灵魂的思想比“神”的思想更具生命力，甚至在发展中超越了神和宗教。因为即使那些不信教的人，或者说连那些不信教的人也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灵魂以一种形式多变，但不时进行自我复制的方式显示出其持久的影响力。这是思想史的伟大主题之一，是人类不断的“向内转”，一种持续不断的“深刻”挖掘内心的努力。如前所述，这种“转向”首次出现在所谓的轴心时代。

另一次重大转向出现在十二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人们越发意识到，内心的悔改而非外在的忏悔才是上帝所希望看到的。天主教教会此时开始要求人们定期忏悔，而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巨大的伤亡助长了悲观的情绪，迫使人们向内寻求信仰的帮助（瘟疫发生后，设立了很多私人教堂和慈善机构，神秘主义也随之兴起）。

而有史以来最大的“向内转向”当属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针对当时教皇声称忠实的信徒可以为“在炼狱中受苦的”亲属购买赎罪券，马丁·路德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主张人们无需神职人员的干预就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不管是天主教会的排场，还是其扮演人与上帝之间的“代祷者”背后的理论神学立场，都属无稽之谈，也没有经文可以佐证。马丁·路德呼吁回归“真正的内心悔悟”，认为发自内心的痛改前非才是赎罪的首要任务：个体的内在良知是关键。

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也是一次类似的向内转向，回应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提出的通过科学理解世界的态度和观点。浪漫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人类经验中一个无懈可击的事实就是内在经验本身。维柯之后，卢梭（1712-1778）和康德（1724-1804）都认为，想要知道该怎么做，就必须倾听内心的声音。

浪漫主义尤其清楚地表明了灵魂思想的演变。浪漫主义的精髓在于“双重自我”的思想，即“第二个自我”，一个不同的且往往是更高或更好的自我，是人试图发现或释放的自我。

浪漫主义及其关心的“第二个自我”是亨利·艾伦伯格所作《无意识的发现》一书的内容，他的大量工作最终发展成深层心理学，并形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的思想。无意识是最后一次重大的向内转向，如上一章所述，是对内在世界进行科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精神分析中，灵魂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

我认为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实验。实验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也是某种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应用实验方法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约1186-1253）就是中世纪的一个权威。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巴黎学习过神学，最为人所知的经历是曾经担任牛津大学校长。但同时，可能也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实验方法。（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中国的汉朝，以及公元九世纪的巴格达都曾进行某种形式的实验，但未能得到系统的发展。）

格罗斯泰斯特的主要贡献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发展了“归纳法”和系统测试。他认为，探索的第一阶段是要将探讨的现象分解成其包含的原则或要素，也就是归纳。分离了这些原则或要素之后，就需要进行系统地重组，以建立对现象的认识。他以彩虹为例，首先观察它如何在天空中出现，如何在被磨坊的车轮、划艇的木桨、嘴里喷出的水所溅起的水雾中出现，以及如何在阳光透过装满水的玻璃瓶时出现。这最终帮助弗赖堡的狄奥多里克发现了关于光通过球状水滴产生折射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系统的、分析性的实验方法的首次出现。

从医学创新、印刷及各种媒体、旅行科技到工业流程，现代世界的几乎一切都来源于基于观察、实验和演绎的科学创新。对这一点谁能否认？谁又能否认在民主化的宏大进程中由科学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政治自由？实验法作为独立而理性的（因此是民主的）权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实验的权威性，科学方法不受个体科学家地位或与上帝或国王亲近关系影响的独立性，以及借由各种技术呈现、加强和共享的可能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

这就引出了可能是思想史上最有趣的问题，也是我要谈的最后一点，而这一点恰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密切相关。那就是：为什么一直落后于伊斯兰、印度和中国文明的欧洲，或者说西方，到了中世纪中期之后开始领先？

公元十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曾这样描述“乌鲁发”民族（这是当时的穆斯林对欧洲的称谓）：“他们缺少温暖的体液，身材高大、性情粗野、举止粗鲁、理解迟钝、笨嘴拙舌……越往北去越愚蠢、恶心和粗野……”比他稍晚一些的同事，西班牙穆斯林城市托莱多的法官赛义德·伊本·艾哈迈德对欧洲也没什么好印象。1068年，黑斯廷斯战役结束两年后，伊本·艾哈迈德用阿拉伯语写了一本关于民族分类的书，认为八个民族在知识方面贡献最大，其中包括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当然还有阿拉伯人。与之相对，北欧人“未能发展出科学，更像野兽，而不像人类……他们缺乏理解上的敏锐和智力上的清醒……”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西方”实现了反超？

在书中，我探索了几种可能的答案。眼下，我想集中谈其中一个方面：是欧洲领先了，还是其他地方落后了？

曾任教于开罗美国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教授在其重要著作《欧洲霸权之前》中详细描述了“旧大陆”的经济文化状况。她认为：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从1250到1350年的一百年是世界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中东的中心地带连接着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构成了一个大致平衡西方和东方的地理支点。她指出，当时存在三个基本的贸易体系：欧洲体系、中东体系和亚洲体系。这些体系有几个共同特点：货币和信贷的发明，融资和分散风险的相关机制，拥有独立财富的商人。因此她承认在十三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欧洲确实超越了东方，但并不认为欧洲有任何“特殊”之处；相反，东方只不过是处于“暂时的混乱”。

她指出曾经由成吉思汗统一的陆路贸易路线在当时正逐渐分化。比如1400年前后帖木儿东征对亚洲造成的破坏比十字军东征造成的还要严重得多。又如，黑死病“在十四世纪中期的1348年到1351年间从中国一路蔓延到欧洲，摧毁了这条海上世界贸易路线沿途的大部分城市，而不同程度的人口损失扰乱了交易条件，使一些地方受益，另一些地方受损”。书中提到，这一点在欧洲也有所体现，不列颠群岛曾经只是欧洲的边缘部分，但由于瘟疫中“死亡”率不及欧洲大陆那么高，之后便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她认为，十三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相对稳定，而且是真正的世界性体系。其中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思想、琐罗亚斯德教等不同宗教体系相安无事，全世界的商业同等复杂。她写道：“甘吉布勒姆的纺织品生产组织与弗兰德并无不同；在威尼斯和中国，商船都由国家建造；开罗、古泉州和特鲁瓦等贸易中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发展，且发展速度直到十三世纪之前都大致相同。”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的世界贸易体系到了十三世纪开始瓦解，以布鲁日、特鲁瓦、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中心的西方体系相对来说毫发未损，而位于开罗、巴格达、巴士拉、撒马尔罕、霍尔木兹、坎贝、卡利卡特、马六甲和中国大陆的东方贸易中心则遭到破坏。

阿布-卢格霍德由此得出的核心结论是，“东方的衰落”早在“西方的崛起”之前就已经出现。

这种观点并非每个人都认可。剑桥大学早期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就有截然不同的见解。他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公元1000年前在东方出现的浩如烟海的发明创造，尤其是受到西方热烈追捧的科举考试。李约瑟认为，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都不及中国稳定，因而这一地区发展滞后。欧洲贵金属蕴藏量低，由群岛构成的地理布局（伊比利亚、意大利、希腊）形成很多自然边界，于是变得更加民族主义。除此以外，由于字母书写体系的灵活性，导致不同部落和群体相对容易发展出互不相通的语言，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与中国统一文字不同）。所有这一切使欧洲反复陷入冲突，因此落到了后面。

但随后两项来自中国的发明登上历史舞台。首先是马镫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骑士阶级的力量，产生了封建主义。其次是火药的出现，由于火药削弱了骑士阶级的力量，导致欧洲的封建制度被摧毁。

根据李约瑟的观点，在西方，随着封建主义日益衰落，商人阶级开始出现，这与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可是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这一切。中国是一块更加稳定的大陆，帝制传统更加稳固，因此尽管出现了众多发明，封建制度最终被“官僚封建制度”或者说“官僚统治”取代。以中国之大，皇权之集中，士大夫精英阶级极为适合这种体制，孤儿中国以稳定的官僚治理实现稳步地前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商人阶级受到压制。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体系中，商人的地位最低。

这一体制不光扼杀了创造力，还意味着城邦从未在中国兴起。相反地，中国的城市由皇帝派人管理，没有市长、行会或议员。通常作为自下而上流动之地的城市，在古代中国受到的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纵使有无数发明，中国从来未能形成现代商业方法或现代科学。李约瑟认为最终这是致命的。

晚近的学者对李约瑟的观点有质疑的，也有支持的（很多学术会议便以“李约瑟因素”为题）。但同时，也有其他历史学家指出必须考虑东西方学术的区别。

在比较古希腊和中国的早期科学时，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劳埃德爵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内森·席文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享受的资助远不及他们的中国同行那么多。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受皇帝雇用，往往负责管理历法这一国家事务。这就导致中国的科学家慎于提出观点和接受新的思想，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损失惨重，而他们也极少像希腊人那样辩论。相反，中国的新思想总是被纳入现有的理论中，用于重释经典。新思想无需战胜旧思想以获得认可。而希腊则是“智慧竞赛”。劳埃德提出，希腊的科学陈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中国，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纠错、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也更加司空见惯。希腊的戏剧常常拿科学家打趣，这甚至还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因为在开放的社会中更容易发展思想和想象力。

《思想史》第三部分描述了欧洲在科学、神学、艺术和政治等思想领域取得主导地位的时期，也就是一千年前。这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欧洲在中世纪中期如何以及为何得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我们认为如此。但看看周围，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西方的产物，核技术是西方的产物，电视是西方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这一西方思想席卷全球，超过了苏联的替代方案。大多数世界级的体育运动都来自西方。

最后说两点。

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有何关联？我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联系，但未必是一目了然的。或许你们中有些人职业生涯刚刚起步，可以在这一领域做出些成绩。各种影响和联系确实是间接的。宗教战争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建立。文艺复兴既与个人主义有关，也（因此）与艺术有关。科学与民主经验有关，也和技术有关。工厂的出现带来空前的繁荣，也造成空前的痛苦与贫穷。思想史在几个层面上同时展开，有时我们无法确知下一步会是什么。

最后，我听说简史类图书在今天的中国比较受欢迎。但是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心理学研究表明，要想在任何特定领域有所创新，都必须首先精通那个领域，除了掌握细节以外，没有捷径可走。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不同于简短浅显的思想史导读。我希望能提供相当体量的知识，帮助读者在各自领域开拓创新。只有对前人的工作了然于心，才能明确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创新点。这也就是西方所谓的“经验之伤”。

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中国找回其鼎盛时期在思想史上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如同一千年前中世纪到来之前曾经发生的那样，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