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选侯国到欧陆顶级强国，它这五百年不是借来的

在世界历史上，从小国变身大国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普鲁士的崛起，可以说是其中最传奇的之一。

1415年，普鲁士王国的前身——勃兰登堡选侯国，仅仅是是神圣罗马帝国所有选侯国中最不起眼的那个。可是到了500年后的“一战”前夕，它已统一了德意志，成为德意志的绝对主导，让德国崛起为争夺世界霸主之位的欧洲强国。

一个国家如何在500年间改变自己？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这个过程也绝非坦途，在普鲁士的崛起过程中，曾有四次衰退，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的危险。尤其是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面对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等组成的联军，普鲁士一度陷入绝望。面对拿破仑时，普鲁士一度被瓜分。但在这些历史的紧要关头，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等横空出世、力挽狂澜。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马里奥特与格兰特·罗伯逊在合著的《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中告诉我们，纵观德意志的发展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当普鲁士需要一位能铭记教训并善于探索的伟大人物扭转国运时，这位伟大人物就一定会出现。

腓特烈大帝就是典型例子。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大帝继位，从此开始长达46年的统治，带领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腓特烈大帝被后世誉为最典型的德国人，他意志坚定，永远信奉绝对理性，将国家利益视为一生追求和最大责任。对他而言，普鲁士的强大高于任何其他考量，甚至让他行无耻之事也在所不惜。在任期间，腓特烈大帝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不择手段，各种暴力和欺诈从未停止。

他热衷军事，时刻准备战斗，在位期间持续扩军。也正是为了军事力量的强大，他才会在意财政，以此维持庞大军费开支。他对商业等领域的重视，完全是基于这些行业可以支撑军费。他连节省也是为了军费，因此对个人享受毫无兴趣，将排场视为愚蠢。当腓特烈大帝去世时，国库异常充盈，足够支持多场战争。

腓特烈大帝的作风，也是德国后来者所坚持的，俾斯麦就是如此。当然，俾斯麦比腓特烈大帝更擅长诡谋，也更能退让和忍辱。他在外交场域表现最为出色，周旋于欧洲各国之间，几乎算计了所有人。当然，也正如书中所说，俾斯麦在“性格和行为中有太多需要批判或自省的地方”，他的本性是“冷酷、执着、粗俗而又追求自我满足的”。

俾斯麦与大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就展示了他的外交技巧和不择手段的作风。

以1863年为例，当时丹麦国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腓特烈七世去世，因为无嗣，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居民多为德意志人的公国，归属权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俾斯麦决心把这两个公国收入普鲁士囊中，而不是交给所谓的德意志“邦联”。他希望将与此关系不大的奥地利拉进来，成为自己的筹码。但奥地利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除非吃错了药。长袖善舞的俾斯麦却以自己的方式说服了奥地利，有意思的是，他利用的是专制者的恐惧，“奥地利君主做出了愚蠢的判断，以为除了与普鲁士合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抑制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所以抓住了普鲁士伸出的友谊之手，但这只手将给奥地利及其君主带来深深的羞辱。”

结果，普鲁士与奥地利携手出兵，迫使丹麦在次年签订《维也纳和约》，将两个公国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这次掠夺招来全欧洲的指责，因为它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和原则，被视为仅次于瓜分波兰的霸道掠夺。

但俾斯麦显然不在意这样的风评，何况有奥地利一起背锅。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下一步如何一脚踢开奥地利，独占这两个公国。

于是，俾斯麦继续在外交场域展开攻势，一方面与俄罗斯确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著名的比亚里茨会谈，利用后者对法国国内形势和自身权力的焦虑，成功说服对方。但最有趣的是，俾斯麦在比亚里茨会谈中给了无数暗示性的承诺，但一份真正的文件都没有签署过，这样的手腕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年中，俾斯麦一方面利用奥地利，将它拉上进攻丹麦的贼船，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硬的对奥立场，并时刻准备着对奥战争。早在1863年，奥地利提出要所有诸侯国君主和自由市齐聚法兰克福，大家一起商讨德意志邦联的改革以及如何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唯有普鲁士拒绝邀请，这是因为俾斯麦坚持“奥地利的改革方法并不符合普鲁士王室的地位与德意志人民的利益”。

《帝国的崛起》成书于1915年，两位作者当时并不知道一战的最终解决，更不会预见到二战。当然，他们对德国历史的解读并不过时，对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等人的描绘，甚至点出了德国未来步入歧途的“基因”。

不过德国的可贵之处，在于擅长反思，也长于创新。早在1716年，普鲁士就开始在小学阶段实施义务教育。当然，这种创新的本质，仍然是为了军事服务，对孩子们所教育的绝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精神”。但这种“精神”，不但影响了一代代普鲁士人，后来也曾被希特勒“借用”。不过在普鲁士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义务教育当然是超前的，所以后来才有人总结道：“对于德意志帝国而言，科学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加上国家的强大力量，就是一切政治进步的根本。所以国家未来的发展，就如同未来本身一样，包含了无限的可能。”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基础，普鲁士人才会抓住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上台带来的机会。在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的激战中，神圣罗马帝国不断撤并邦国，割据状况得以改变，变相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进程，哈布斯堡家族也不断衰弱，蛰伏的普鲁士则在影响力上与日俱增。尽管在第四次反法同盟中，普鲁士惨败，国家处于破产边缘，但斯泰因、哈登堡、沙恩霍尔斯特和格奈斯瑙等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崛起，通过《城市改革条例》《十月赦令》《财政赦令》《工业税赦令》《关税法》《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赦令》《解放赦令》等一系列改革，成功挽救了国家经济。在军事方面，废除贵族特权，建立普遍义务兵役制，创办新式军官学校。

当然，也无需将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等人的成就视为德意志崛起的唯一要素，正如《帝国的崛起》中所言：“在历史上，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最明显、最简单的解释通常也是最荒谬的解释。在没有完全了解事件之前就知道结果，不探究过程和手段，反而将一切归功于历史使命，这比歪曲史实还要糟糕。这种只管结果不顾过程的历史观不仅歪曲了每个阶段的意义，还贬低了最终结果的伟大价值。”

书名：《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

作者：［英］约翰·马里奥特 / ［英］格兰特·罗伯逊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译者：褚嘉君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图源 | 网络

作者 | 叶克飞

编辑 | 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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