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奇人王露：民国古琴家的另一副面孔

1961年，夏莲居编订《渠园外编》十种，付诸油印，其中第一种《鲁东賸稿》第一篇，是作于甲寅（1914）的千字文《王露传》。王露（心葵，1878-1921）堪称近代琴史上最重要的琴人之一，却在四十四岁的盛年忽然辞世，留下的生平材料并不太多。夏氏曾与之交往密切，这篇传记又作于王露身前，系“既允序其所著书，辄先为之传”，理所当然是研究王露的第一手材料。不过，其时古琴远非显学，王露亦非主流名人，夏氏冠之卷首，更可能是自信此文之佳，足当开篇之重任。据其亲家翁张志（寂园）云：“南海康先生论文少所许可，独于渠园所作《王露传》备极称赞，尝语余曰：唐以前文简而腴，唐以后文简而枯。秾郁华秀之旨，自唐以后渐不多睹，唯此《传》丰神犹存唐前遗矩。”若所记康有为之语属实，品评可谓极高。

没多久，油印本《鲁东賸稿》流传到王露的诸城老乡康生手里，康生读毕此传，以朱笔批了一条，密密麻麻地从书眉写到行间：

此公对王露似非深知者。露之为人，豪放奇特，绝不类隐者。其怒时如虎，喜时如童。兴来则抚琴终日，兴去则终年不弹。喜豪华，厌山林，爱青年，恶绅宦，好歌唱，拒女色，终身不与夫人同居。疏狂高傲，与人交，爱之欲加诸膝，恶之欲之（按：“欲之”二字衍）欲投诸渊，奇人也。露与予家为亲眷，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极力支持我等之新文化运动。我与孟超弟所组织之明星戏剧社，推露为名誉社长。

目前所见王露材料，未有及此百馀字极尽其性情的。章太炎、蔡元培分别向北洋政府、北大学生推荐王露，无不郑重其事；周作人看王露弹琴，回忆时带着些许调侃的意味；只有王统照作诗纪念这位同乡兼同族，提了一句“人极怪癖”——如何怪癖，也不曾细说。康生的这个记载，大约就是“怪癖”的具体化。王露的学生詹澂秋写过一篇《琅琊王心葵先生略传》，记民初兵乱，王氏失其宋琴，“事后先生悬千金赏，以探琴之消息，数月不得，食寝几废。一日有乡童见，言琴之所在，先生偕往，得之山寺高阁上……遂割腴田十亩以酧之”。这大约就是“爱之欲加诸膝”的体现。作为一位品行极其方正的学生，詹澂秋不便也不会毫无顾忌地记下老师的其他言行，独独记此，难怪“同调播为佳话焉”。

康生强调“露之为人，豪放奇特，绝不类隐者”，自然有所针对。夏氏在写王露“怅然载琴东归，益徜徉于庐山、九仙（按指诸城境内的两座山）之间不复游”时，“露生长其间，尘嚣不接于耳目，日玩夫流泉落木之淙琤，虫鸟自然之鸣，崖谷风雨之奇响，闲观默会，博涉而厚蕴，固宜其艺之夐绝，行不类乎俗之人也”，很容易看出，这是在模拟伯牙海上移情的典故桥段。又如：“吾闻诸城人云，九仙多幽峻不可穷，当天空气肃，时闻琴声发巗壑，清泠萧屑，静听转远，卒莫迹其处。意果有东坡所谓仙者欤？若露者倘一遇之耶？”的确将王露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

两相对比，自然是康生信手写下的批语更接近真相，倒不能因为他后来落得一身臭名，便认准了全不足凭；只是他将夏氏的记述归之为“对王露似非深知者”，则恐未必。夏莲居乃至詹澂秋的两篇传记，至少体现出两点传统观念：其一，传记，首先是历史，还是文学？对相当一部分文人而言，文学先行。因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人物形象之鲜明，文章结构之巧妙，立意之高远，文辞之优美，超出预设之外的，一概删落不表。其二，道德先行，而且是以个别历史阶段的道德为基准，完全忽视人物的丰富经历，复杂人性，超出作者所能认可、理解的道德之外的，同样一概删落不表。书写者只管就着现成材料，按套路制造出无数雷同的形象来；被写者、旁观者也欣然接受，认同彼此的标签。千百年之人如一人，千百人之面如一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难免端庄以供奉则有馀，生动而亲切则不足。此外，在传统观念里，碑铭、行述、行状、哀启、事略等文体也都属于传记范畴，分散功能，各有侧重，最给作者以发挥空间的，似乎只有“传”。夏、詹对王露的所感所知，未必少于康生，只是提笔辄自觉归于传统一途，也就为改天换日的参与者康生所不餍足了。

康生觉得夏氏笔下的王露形象大异于自己的认识，自有其充足的道理，然而具体到某件事，则似乎不宜太过自信。在《王露传》“既允序其所著书，辄先为之传”一句之旁，他还批了这样一句：

此事可疑，求人作序，恐非露所愿为。

王露固然“人极怪癖”，偶尔破例不是没有可能；人与人的往还有许多微妙之处，为他人写序作传，也可能由于种种因缘才能落实下来。据查，《王露传》在完成之次年（1915），初刊于济南《大东日报》，因此王露本人很可能看过此文。既然至今未曾发现王露否认其事的材料，也只好姑妄信之了，并不能凭着经验质疑它。又如原文“金石匏革之属，笙笛箫管筝琶笳阮世俗之乐，异域遐荒俶形诡状之器，新故粲列，糜不备举”，康生改为“金石匏革之属，琴瑟筝琶之器，新故粲列，靡不备举”。“异域遐荒俶形诡状”是谓“新”，“金石匏革”、“笙笛箫管筝琶笳阮”是谓“故”，改后有“故”而无“新”，何来“新故粲列”？据知情者言，康生“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这般密集的批阅，顾此失彼也不奇怪。

康生曾为《琴曲集成》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10月）题签，1980年代《琴曲集成》重新出版，易之以陈毅遗墨；又曾藏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太古正音琴谱》，见载于吴希贤辑汇《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中国书店，2003年10月）。他与诸城王氏是亲戚关系，之前偶见提及，终不及自己说来得切实。支持新文化运动、出任明星戏剧社名誉社长，也都是过去所未知的王露事迹，但亦不足为奇——他终究是自费留学过日本的，还曾有过率数百同学“突起相应”兴中会的壮举，非止步于户牖间的腐儒所能比也。

附记：康生手批本《鲁东賸稿》，见之于2018年6月17日举办的北京泰和嘉成201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金石碑版”专场，为2127号拍品。

有几位我很佩服的友人，或为严肃谨慎的学者，或为见多识广的编辑，在读了本文初稿后，不约而同地认为康生笔下的王露形象颇具同性恋者的特征。这是我不曾想到的。兹将他们的意见附记于此。

2018年6月4至5日初稿，16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