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霍英东的眼泪与哽咽‖王廉

一个人流泪，要么是高兴的激发，要么是伤感的联想。尤其是象历经大风大浪如霍英东先生这样的人，不是触碰到灵魂深处的柔软，掉泪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哽咽得话语不连贯，更是情到深处。

大约在1995至1996年，我因写作《任仲夷评传》，采访了著名实业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先生。第一次是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楼贵宾厅，比较匆忙，主要问他对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时的印象。他说：“任书记呀，是广东的小邓小平哦，他是香港报刊唯一没有负面评价的广东省委书记”。我说，“有这么好评价？这不是香港人的风格呀！”“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他反复强调。后来我去香港专门查了1980至1985年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香港主要报刊登载的关于广东的报道，“确实如此”。由于仅半小时采访交流，相约第二次在广州白天鹅宾馆见面继续采访。

霍英东先生在白天鹅宾馆接受我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交流中回忆往事流出来的热泪和哽咽的声音。那天，霍英东先生穿着一套得体而精神的中山服简装，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有点严肃的样子，似乎在办一件庄重的事。谈话开始前，他笑着说：“你写任书记评传，这是个好事，重要的事，不只是任书记的事，而是改革开放的事”。顿了顿他又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写任书记是件幸运的事，我们支持你写好，有什么困难尽管讲”。随后，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笔盒打开，翻开笔记本，打开笔帽，时刻准备记录的样子。他的秘书后来告诉我，“霍主席做事十分认真，每次同重要客人交谈或学习，都会认真做好笔记。事后还会整理成自己的语言，常常做深思状，思考得出的结论亦成为他的新观点或‘纪要’”。

记得那天他在白天鹅宾馆请我吃了便饭。我夫人桂华莲同霍英东夫人霍洪坚妮在旁边聊天。霍夫人当时一碗饭没有吃完，剩下一半左右，霍英东先生拿过来吃掉了。霍夫人笑笑对我们说起霍先生：他对白米饭情有独钟，可以剩菜，不能剩饭。因为他18岁前几乎没穿过鞋和吃饱过饭，谁浪费白米饭，他是很不爽的。熟悉他的人还说，如果谁浪费饭食，可能连同深交与合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霍英东先生流泪是我问及白天鹅宾馆的建设始末。据霍先生讲，这家我国中外合资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在1983年2月开业时，他们发了不少请柬，邀请许多领导出席，居然很少收到回函，说是“不能随便吃资本家的饭”。霍英东先生告诉我，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任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能否参加开业庆典。没想到任仲夷书记欣然答应参加。霍先生说，我感到一天的乌云就要散了，真想大喊一声：改革开放就应该向前向前。

霍英东先生说，在庆典会上，他听了任书记的讲话，当场流下了眼泪。任书记主要讲了3句话：一是说“人们都说免费的午餐没有，我看免费的晚餐不是有了吗？”二是说“听说饭还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今天我是来见识的”；三是说“我是多么希望天天有免费的晚餐呀！”

如何处理霍英东先生的来信，时任任仲夷秘书，后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吉林省政协主席的张岳琦说，他拿着信去请示任书记，任书记风趣地说，“有免费的晚餐咋不去呢？好事啊”。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对复杂的问题，任仲夷能云淡风轻地对待，也是胸有成竹的表现。后来张岳琦先生告诉我，他说打电话给一些领导，告诉了任书记准备参加“免费的晚餐”，许多领导听后都开心地笑了。在当年，先辈们如何以自己的智慧独特的工作，真可谓举重若轻。

回忆到这里，霍先生流泪了：他说，“当时我好感动，好兴奋，觉得一天乌云没有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希望了，中国有救了。我想任书记以这样幽默的话同时也批评教育干部，诠释了什么是改革开放”。

在谈到改革开放几次大的争议时，霍先生几次哽咽：“唉唉，唉唉，改革开放真的不容易呵，真不容易呵，为什么小平同志说叫杀出一条血路，那真是每一步都很艰难很艰难。”

后来，我在写作《任仲夷评传》中，任仲夷同志也告诉我，当时霍英东先生很难，因为他受到几个方面的压力：香港人说他“奴颜婢膝，投靠中共”，在二三十年中，只要霍英东在港参与投资的竞标项目，一律被各种形式打压，连大学也拒收他的捐款；在国内，一些人说霍英东是“回国捞好处，投机分子，资本家就是吸血虫”；在广东也是受到压力，说他就会跟风，是机会主义者。这时，我才理解了霍英东先生的眼泪与哽咽是委屈、兴奋和幸运的渲泄。

如果说，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那么事隔半年后的“一炮一桩”，开启了我国对接国际、融入世界成为常态。这“一炮一桩”与两个人有关：一个是蛇口工业区的主导者袁庚，开工炮是1979年7月8日；另一个人则是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霍英东先生，他主导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下桩第一铲是1979年7月19日。白天鹅宾馆有3大贡献：一个是真正的第一家过亿投资的涉外企业，第一家加入全球酒店协会的企业组织，第一家将酒店作为景点和公共场馆允许居民24小时免费参观。白天鹅宾馆于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家文物”，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两家“文物酒店”（另一家是建于清末的天津“利顺德饭店”）之一。

霍英东谈到他及企业为大陆作的贡献，我还青涩地表扬了一番，他却说“实际上一个企业不管多么了不得，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一个伟大的思想观点和节点行动，却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一点点事而已”。

后来，我在采访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时，他谈及在1979年任辽宁日报“脱帽编辑”（右派）时写的一篇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回击那些对改革开放“过了头”的观点，却受到许多人的攻击，说作者一向右倾，应该枪毙。是任仲夷“救了他”，任仲夷在辽宁三级干部会上说，“作者的文章还未尽兴，应该把题目改成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后来，新华社以此题目全文转载范敬宜的文章，影响推动着改革开放。范敬宜先生讲到这里，也是哽咽流泪。

我十分感慨这次对霍先生采访受到的教育。他告诉我，他在南沙有一个会所，我可以随时去休息或写作会朋友，并希望我关注他们的南沙开发。因为他们有些股东有看法，认为“未到其时”，希望我作为一个城市化专家给股东们讲讲课，讲讲广州将很快开发南沙。霍先生出生于1923年5月，1992年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连任3届，直到2006年10月83岁时逝世。

霍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很了不得的。1950至1953年，西方对中国禁运，霍先生及一批港澳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购买禁运物资支持新中国建设，他当时不到30岁。当时台海局势十分紧张，美国的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航，台湾舰队在中国沿海游弋，时时扬言要“反攻大陆”。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小摩擦不断，在香港更是打击对大陆友好的人士，并从经济上处处设防，打压一切与大陆亲近的人和行为。港英当局各个部门要职全由英人把持，香港居民无处申辩自己的诉求。霍英东先生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一腔热血帮助着大陆采购禁运的先进武器、盘尼西林，生产军民急需的优质棉纱等，并冒着极大风险运抵大陆港口。

当时，台湾舰艇在沿海巡航阻运，港英当局严查，动刀动枪时时发生。一个冒死为国付出的人，谈及改革开放的辛酸苦辣人生及国运，咋不感慨万千呢？好日子的到来是多么不容易呵！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 廉（东方经济学之父，中国十大创新经济学家和策划专家，现任广州泛珠三角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广东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热带产业博览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和全球产业研究中心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