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刚谈中国工艺美术史与名物研究

郑诗亮

2018-07-08 10:52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尚刚(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在最近出版的《烟霞丘壑: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一书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先生对中国绘画史做了简明扼要的勾勒和梳理。事实上,对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他来说,中国工艺美术史才是本色当行,他的《元代工艺美术史》《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与《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都已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尚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回顾,着重谈了自己所做的工艺美术研究。
《烟霞丘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

最近您的《林泉丘壑》推出了新版,我们知道,您是从事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专家,那么,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部中国绘画史的呢?
尚刚:我有位大学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叫李庆西,他现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当年是文学界和出版界的风云人物。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受一位台湾朋友委托,组织编写一套《文苑别趣》丛书。庆西知道我曾经想读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生,为此还做了不少准备,就约我写一部关于中国绘画史的书。他要我写成随笔,不能像教材。于是我就分题来写,写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画家和画史问题,就有了这本《林泉丘壑》的初版。我们就是想用比较轻松的笔法,向大家简略地介绍中国绘画史。
这部书稿写得也比较轻松,写的时候,我还不用电脑,主要利用读本科时做的几百张卡片,又集中读了一批我认为重要的中国绘画史著作,前后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是我写作最快的一本书。不像《元代工艺美术史》《唐代工艺美术史》,连找材料带写作和修改,分别用了大约十年。
这本书我读下来,感觉您是在跟读者聊天。
尚刚:谢谢夸奖!看来,我的目的还达到了。我就是想把书写得轻松一点儿。我本科读的是中文,写作上的困难不是最大,而且我也讨厌那种呆板的说教方式,总是喜欢尽可能轻松地把事情说明白。我做中国工艺美术史也是这样,即便写所谓严肃的学术论文,也希望尽量轻松,想给读者减轻负担。
您在序言中略微提到了父母亲对您治学的影响,我对此感到相当好奇,能否请您详细谈谈?
尚刚:我先从父亲说起。我父亲本身的学养,他的为人处世,他的朋友,对我影响是很大很大的。
我的父亲尚爱松读的是中央大学中文系,1937年考进去的。他的老师汪辟疆、胡小石等都是很风雅的著名学者。我的父亲虽是中文系出身,但1942年在昆明,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做研究生,又专攻魏晋思想史。从那时起,他又开始对中国绘画史感兴趣。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虽说他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中国绘画史,但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注。
我父亲是个很潇洒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对我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文革”前,他常带我和弟弟去琉璃厂买书,路上,他在前面走,边走边吟诗,我和弟弟在后面跟着。当时觉得既好笑又有趣,现在想想,感觉既优雅又风流。我总觉得,人如果行为潇洒,心理潇洒,他的研究也应当是潇洒的。但是我父亲有些过了,学问渊雅,但几乎述而不作。“文革”前的七八年里,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有少则五六位、多则七八位学生来我家,听他开讲。可是他很少写作。只留下几种讲义、十来篇文章和几十首旧体诗。父亲也很勤奋,我小时候经常看他一宿宿地熬夜,写他的讲义。
我父亲的交游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的朋友、师长都是身怀“绝学”的人,为人处世往往也超凡脱俗。家里来了客人,我总待在一边旁听,他们谈的一些问题,一些人物,一些事情,甚至谈话时的表情、动作,我觉得都挺有意思。这些对我以后的影响挺大,我也想努力地做一个洒脱的人,尽管做得还不够,但是一直想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说和别人不一样的话。我教书、做研究,也努力这样。另外,我父亲的熟人里面,有些我父亲也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往来,我父亲对他们的评价都是有所褒贬的。从中我也知道了,哪些是潇洒的、正派的,哪些是不潇洒的、不正派的。
您父亲交游的大家对您的影响,能否请您具体谈谈?
尚刚:父亲说得最多的人是徐炳昶(旭生)先生。我和弟弟从小就称他徐爷爷。徐爷爷是我父亲读研究生时的老师,1927年到1935年,有一个著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是外方团长,徐爷爷是首任中方团长。在昆明,父亲不仅随他学习,并且受他资助,此后的几十年,一直受他感染。
我父亲最景仰徐先生,不断说起徐先生,称他是“古之君子”,讲他怎么光明正大,怎么正义敢言,生活怎么简朴,怎么热爱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我只随父亲拜见过两三次徐先生,没讲上几句话,印象只剩下高大、端方了。但是我父亲总在说他,跟我们兄弟、跟朋友、跟学生,所以觉得徐爷爷很亲近。徐爷爷的行为、事迹虽是父亲转述的,但是对我影响很大。
另外一位对我影响大的,就是顾颉刚先生。说起来,顾老家与我父亲和我丈母娘有很近的关系,从小我就叫他顾爷爷。实际上,他是我的婚姻介绍人,当然,是顾爷爷提了个话头,然后由他夫人和内侄女撮合的。顾先生与我家住得比较近,我家住在东四六条,他家住在干面胡同,他家我去得稍微多一点儿。老先生跟我年纪差距太大,其实也说不上什么话,我只能仰望,听他跟我父亲说话。父亲也常常说到顾爷爷的史学贡献和趣事逸闻。读大学时,看了他的文章和书,老实说,他的学术研究我看不懂,但对他的表述钦佩得五体投地。那么谦和平实的人,却能把他那么高深的学问,写得像小说一样精彩好读,比如《古史辨序》,又比如《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这对我的写作影响特别大,当然我只是追随顾老,可没有他那样的才华。
您的母亲是一位画家,这对您研究中国艺术史有影响吗?
尚刚:我母亲是一个特别踏实的人,没有棱角,一点儿也没有父亲的洒脱,一辈子老老实实工作,诚诚恳恳待人,勤勤俭俭持家,不善于表达,总在默默做事情。这潜移默化地,对我也有很大影响,比如我教书、撰文、写书,都很老实。努力不说空话、不说大话,希望对每个字、每句话负责,不怕做得慢,就怕做不好。这些受母亲的影响更大。我母亲不是成功的画家,也没有让我学美术,但她全力支持我读书。她的绘画和家里的艺术品、家里的图书,让我感受到美,认识了美,使我最后能以工艺美术史教学和研究为业。应当说,从中文到工艺美术史,我转行比较顺畅,相信与家庭的美术熏陶有直接的关系。
再回到《林泉丘壑》的书本身。元代工艺美术您是做得最好的,我注意到,这本讲绘画史的书里,一共二十六题,元代居然占了三题。您是怎么考虑的?
尚刚:在绘画史上,元代很重要,哪怕除去这一版增添的《元朝御容》,写三题都不为过。以前我只写了两题,这次修订需要增补内容,因为我以前没有提过肖像画,所以就加了一题有关肖像画的《元朝御容》。对于这个内容,我以前写过一篇比较长的论文,我就把一些非核心部分作了删削,写了这么一题。其实,光是元代文人画就可以写三题。当然,关于清代我写的太少了,这是个缺憾,只说了个四僧和扬州八怪,至少还应该谈谈四王,为他们专门写一题,再为晚清写一题。
您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用力最深的两个时代,一个是唐,一个是蒙元,这有特殊原因吗?
尚刚:这有些偶然。我读硕士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要求不多,题目也是自己选的。我觉得当年的古代工艺美术研究对文献不够重视。于是,我读硕士期间,在系统阅读文物考古期刊的同时,又读了办公室里的几种正史,当时并无目的,是作为读期刊的调剂。在办公室有限的几种正史里,先挑薄的,读了《辽史》和《金史》,往下就轮到了《元史》。
我发现,《元史》对工艺美术的记载特别多,而且没有被当时的研究充分利用,这让我兴奋,所以硕士论文选了元代的工艺美术。以后我对元代也最关心。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我的工作还有价值的话,那么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关于元代的讨论。
一些读者注意到,我的母亲是蒙古族,认为我最关注元代与此有关。其实不是,全是因为我感觉《元史》里工艺美术的材料多,并且当年较少受工艺美术史家关注。还有,我母亲的祖辈就迁居北京,她也早就汉化了,不认识蒙古文,也不会说蒙古话。
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碰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问题。1984年,我毕业留校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国家选派留学生,我学的是俄语,1986年就去了苏联。当时自己拟了个题目,是“中世纪的中亚艺术”。可是我被派到的学校是莫斯科高等艺术工业学校,这个学校在苏联的学术地位很高,如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中国,可是这所学校设计教育高明,但艺术史薄弱,老师也不管我,我只好自己找书读。我先读到了苏联学者写的一篇题为《撒答剌欺的中亚丝绸》的长篇论文,因为在做硕士论文时,简单说过这种丝绸,于是很兴奋,先做了翻译,又去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找作者。又读到了一本名著《粟特银器》,发现作者讨论的器物有些和唐代器物相似,又做了全文翻译,也去找作者。《粟特银器》的作者也在艾尔米塔什工作。这两件事情做过,我讨论唐代的丝绸和金银器就有了些“本钱”,1988年,我在任教的同时攻读博士学位,题目就定在唐代的工艺美术。
唐代和元代,两个学位论文都绕不开中西交流,所以我只好也说交流。在历史研究里,中外交流的难度最高,不仅要了解中国,还要了解域外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因为我只能读些俄语,所以没有能力专题讨论中外交流,只是挑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努力做。我的研究里虽然也涉及中西交流,但是我从来不敢专门写文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就是语言的局限,不认识更多的外国语文,对外国的知识太少。
我注意到,您的著述里对丝绸和陶瓷的讨论最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尚刚:您真是十分用心,注意到我对丝绸和陶瓷特别关注。我关注陶瓷,因为它是现存最多的古代艺术品,研究者最多,所以话题也多。不过,陶瓷在元代以前不很受重视,所以历史文献较少,我的议论常常是由其他文献切入的,我觉得,既然同属手工艺,其他工艺美术的情形往往和陶瓷相同或者相似,利用其他手工业、工艺美术的文献也能说明陶瓷问题,这个做法和多数陶瓷史家有不小的差异。
与陶瓷相比,我更关心丝绸,因为它是古代最重要的工艺美术门类。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这样,就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在从事纺织生产,他们主要的产品是丝绸,因此,丝绸是古代中国从业人口最多、产品数量最大的工艺美术门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是个等级社会,人们的穿着使用都有等级的限制,丝绸是高级服装的主要面料,它们的品种、图案、色彩都和等级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从艺术的角度看,丝绸主要用做服装面料,而服装除去遮羞保暖之外,还要穿给别人看,要显示主人的审美,因此最有展示性,最有影响力,最能代表装饰与其演变。某种图案、某个色彩的流行,往往从丝绸开始。丝绸的重要在古代文献表现得很明白,其数量甚至超过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的总和。可惜,丝绸是有机质的,难以保存,时代越早,数量越少,这和陶瓷的不腐不烂、永远留存大不相同。因此,丝绸史的研究者也少,数量与陶瓷史家天差地远。我觉得,如果做工艺美术史,就应当尽可能尊重古代,这样,在我的书里,总是尽量把丝绸的讨论或者叙述放在最前面,文字也最多。
您怎么评价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尚刚:考古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们早期的工艺美术史研究研究不重视材料,实物抓到手里就用,而且也不加辨别。在早年已经使用的材料里面,有很多属于传世文物,其中会掺杂赝品,还会有时代判断的错误。因此,早期的研究在材料上面有很大欠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情况有了改变,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开始注重考古资料。考古资料很重要。首先它们来历可靠,埋在地下的东西极少有造假的可能,其次它们年代清楚,考古学有多种手段能够准确或者比较明确地判定考古资料的时代。艺术史先做的是时代,然后做的是发展。考古发现对于艺术史来说特别重要,会增加新的知识,还会推翻旧的结论,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充分利用了考古资料,中国艺术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过,我对目前状况还不是最满意。因为考古学再强大,提供的资料也只是古代的冰山一角。艺术史毕竟不是现存实物的历史,历史文献不仅会记录大批已经不在的艺术品,还能对现存的实物做出历史的解说。如果在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可信实物的同时,再尽可能全面地利用古代文献,艺术史研究一定会更丰满、更深入、更客观。
我之前也读到过您对扬之水所著《奢华之色》的评论,当下国内名物研究很火,得到了广泛关注,您怎么看名物研究与艺术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尚刚:名物研究和艺术史研究有些差别。前者主要研究的是什么东西叫什么,这是我理解的名物研究的核心内容。古代的很多名词,后人往往并不了解,名物研究主要解决这些问题。艺术史也需要探究这些内容,但是还需要探究艺术的生成、演变及其原因。当然,这些内容和名物研究也是有重合的。至少在研究名词与物品的对应关系上,扬之水做得更专精、更深入、成绩更大,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很了不起。如果工艺美术史家不读扬之水,不了解名物研究,他的工作肯定是不合格的。扬之水的著述不仅内容充实,考订周密,还很有文采,应该受关注,应该火。
《奢华之色》新书发布时,开了一个会。让我也发言,我就说了。我不愿意总说好话,并且朋友之间也应该互相批评,因此我在赞扬的同时,也做了批评。我批评的也是我最关心的,比如艺术品的民族问题、时代问题。其实,很多也是我的困惑。“看人挑担轻”,批评容易,做起来就很难。扬之水有气量,没有因为我“鸡蛋里挑骨头”而疏远我,我们从前是朋友,现在还是朋友,关系始终很好。
责任编辑:沈关哲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美术史,工艺美术史

相关推荐

评论(0)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