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美国最高法院再度右倾；默克尔与难民危机

肯尼迪大法官退休与罗诉韦德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之一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在6月27日宣布退休，震动了全美政坛，在美国各大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特朗普总统继去年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之后，迎来了指定第二名大法官的机会。此前，肯尼迪大法官是目前9票中的“摇摆票”，目前，特朗普已经起草了一份包含25位保守派候选人的名单，并得到了法学学会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的认可。一旦特朗普的提名人被确认，美国很可能迎来几代人以来最为保守的最高法院，美国的政治前景将受到深远影响。

近日，《纽约时报》编辑部在观点栏目发表文章，呼吁民主党人不要将司法拱手让人（Democrats：do not surrender the Judiciary）。文章指出，最高法院的天平向右倾斜已经几乎不可避免，民主党人应当为组织特朗普提名的候选人通过确认展开激战。在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高法院人事变动带来的利害关系上时，正是民主党人向选民们说明司法在塑造这个国家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法院为什么应该在每一次投票中被重点考虑的重要时刻。

文章接着解释道，当超级党派、政策僵局和普遍的推卸责任使得国会的功能失调越来越严重，司法机构在从移民、枪支到选举提名和工作权等领域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如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2016年大选时所说，华盛顿的政治进程处于停滞状态，在接下来的四年或八年里唯一真正重要的是谁将任命接下来的最高法院候选人。下级法院的人事任命也同样重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对巡回法院提名的极速强推表明了他对此种重要性的了解，因为他的这些工作，特朗普在总统任期第一年安插了破纪录数量的联邦上诉法官。共和党过去在围绕司法议题刺激民意基础上比民主党要高效得多，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也和麦康奈尔无耻地拒绝在大选前填补斯卡利亚大法官的空位有莫大的关联。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说民主党人不在乎司法，问题在于过去这项议题没能在其民意基础中激起广泛而自发的共鸣，而司法激进主义的威胁在共和党人那里充当了可靠而持久的动因。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改变的紧迫性，早在肯尼迪大法官上周宣布退休前，进步人士已经开始致力于缩小差距，倡导进步司法价值观的公平司法委员会加强了其游说组织，大约同一时间，一群民主党人成立了一家名为“要求正义（Demand Justice）”的非营利机构，旨在通过教育和行动主义的结合，使得司法任命成为进步选民的核心选举关注点和民主党政客的常规话题，并建立数据库帮助公众追踪各个层面的民主党参议员给哪些法官投了票。文章最后指出，在特朗普卸任后的很长时间内，从上至下的联邦司法系统都将留有其印记，无论即将到来的提名人确认之战结果如何，战争都不应就此结束，11月6日的中期选举将是选民组织特朗普对司法的歪曲的首次机会，而要逆转已经造成的伤害将需要更为长期的投入。

作为肯尼迪大法官丰厚司法遗产中重要一笔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被反复讨论。《经济学人》近日刊登“堕胎权战争：罗诉韦德案有多危急（Abortion wars：how endangered is Roe v Wade）”一文，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新大法官人选可能带给这一法案的影响。

文章指出，肯尼迪大法官在1992年和2016年曾两次作为决定性的第五票在确认罗诉韦德案的案件中支持了妇女堕胎权，他的退休激起了正反双方对该判例被推翻的恐惧和希望。尽管共和党长期以来都表示他们的目标不是禁止堕胎，而是允许各州制定自己的堕胎法规，然而这一目标一旦达成，在已有在这一条件下将触发生效的“预备法（trigger laws）”的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四个州，堕胎将马上变为非法。

该文还强调，美国人之所以在堕胎权问题上如此分裂，原因之一是因为向美国这样声明堕胎权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在西方世界是不常见的，在欧洲国家堕胎的合法化都是通过立法实现的，有时候还是在全民公投之后，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建立在对宪法带有争议的解读之上。反对者被激怒的另一个原因是罗诉韦德案中对堕胎相对宽松的限制，它要求大多数28周以内的堕胎都被视作合法的，之后在1992年的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中改为24周，而很多欧洲国家的限制是12周。

不过，该文认为尽管最高法院权力巨大，但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短时间内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可能性很小，首先是因为合适的案件要达到最高法院本身就需要时间，同时赞成堕胎权的律师为了不让相关案件进入最高法院，在下级法院对相关法律发起挑战时非常谨慎。其次，尽管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先例，并且本月刚刚推翻了1977年关于工会会费的一项判例，但还是倾向于不这么做，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尽管是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并且曾多次投票支持各州管理堕胎，但他本人也相当温和并且是坚定的制度主义者，很可能并不希望颠覆一项被长期持有的权利。

难民危机与逃脱大师默克尔

六月中旬以来，德国总理默克尔遭遇第四任期以来最大危机，身兼德国内政部长和基社盟（CSU）党魁的泽霍夫扬言将无视默克尔以欧盟协商解决难民问题的政策，开始将到达德国前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过的难民驱逐出境。联合内阁内斗一度使大联盟政府濒临崩溃。

直到在7月2日晚间，默克尔在最后关头达成一项协议，暂时解除了燃眉之急。《大西洋月刊》日前发布“安吉拉⋅默尔克：逃脱大师（Angela Merkel，escape artist）”，在盛赞默克尔的危机处理艺术的同时，也对这项折衷协议可能的隐患进行了分析。

新协议条款规定，德国前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过的难民不会被自动驱逐出境，而是会被首先安置在德国南部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上的转接站。在那里，德国计划将被拒绝接收的难民送回他们最先达到且有接收协议的欧盟国家，而最先到达国家无此类协议的难民将被送往奥地利，但这一条款仍需与维也纳方面协商。

默克尔称这项协议为一次“好的妥协”，而协议达成前一天以辞职相威胁的泽霍夫表示对此“非常满意”。但这项协议也带来不少新问题，首先是奥地利并无合作，奥地利政府次日即发布声明警告称柏林在其边境遣送难民的任何努力都将逼迫奥地利原样奉还，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还警告称这将带来加速欧盟内部开发边境系统崩溃的“多米诺效应”。其次是意大利，尽管德国大多数“二手移民”都来自意大利，但意大利的新右翼政府已经表明态度不会接收更多难民，尤其是来自其批评在难民危机中做得不够没有分担其负担的其他欧盟国家。此外，大联盟政府的第三大党派社民党对建立转接站的必要性表示了质疑，该党派三年前就拒绝了默克尔的这一提议，此次再次提出相比三年前德国边境的难民人数已经大大下降。

文章认为，这一有缺陷的、尴尬的协议正是默尔克的典型作风，也是其挫败对手紧握权力的秘诀。而对于泽霍夫而言，他不仅得以至少达成了部分边境要求居功，也能留在默克尔的内阁中保住颜面。泽霍夫及其政党之所以要在移民问题上显示强硬态度，很大程度是为了在几个月后的巴伐利亚州选举中与极右翼、反移民的德国选择党（AfD）争夺民意，此次政治斗争确实在德国选择党的选民中获得了高达85%的支持率，但大多数（67%）基社盟的选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样一来，这次危机后默克尔的实力最终可能会加强。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络（CNN）近日则刊文指出，默克尔早已不是曾经的“难民总理”。文章指出，早在2015年9月13日，德奥边境开放仅仅9天以后，默克尔政府就因为一些地区上报称无法处理如此之多的新来者而恢复了边境管制，两周后“打开的大门”就开始关闭，此后德奥边境的管控一直存在，每年都有数千人在边境被拒绝入境，进入德国的难民逐年大幅 下降，预计2018年会回到2013-2014年的水平。

事实上，2015年大多数进入德国的叙利亚难民都得到了完全难民身份，该身份允许他们申请将近亲带来德国，但自从2016年初，至少四分之一的叙利亚难民（2017年上升至二分之一）仅仅得到为期一年的暂时保护，这部分难民与家人团聚的权力被德国议会悬置。2016年12月，德国将一些未能通过申请的阿富汗难民遣返曾引起国际性的愤怒，而近两年来遣送出境的人数仍在上升。近年来，德国的庇护法也在急剧收紧，例如2016年初安全部队被给予检查新来者的手机数据的权利，这项举措曾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

政治学者Nguyen指出，人们今天之所以仍在持续谈论德国难民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整合新的、高度可见的难民群体的挑战，而是2015年夏天开始急剧生长的德国选择党。德国难民帮助组织(Pro Asyl)的欧洲事务主任Karl Kopp认为，仍然把默尔克和德国视作难民政策的标杆是可笑的，假装德国仍然有着欢迎难民的氛围是错误的。2015年夏天的难民总理默克尔早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