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药价的理论之辩；“扶贫送老婆”闹剧

药价高谁的锅？理论之争背后，是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问题

由文牧野导演，宁浩、徐峥监制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一经上映便引发热议，本周话题热度持续攀升。影片讲述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药商在偶然的机遇下接触到了慢粒白血病病人，发现针对这种病的由瑞士某制药公司研发的特效药“格列宁”在国内价格极其高昂，是患这个病的普通人完全无力承担的。然而在印度却有一种仿制药，药效几乎一样，但是价格是原版药的近百分之一，然而“印度格列宁”在中国被列入违禁名单，被官方当作假药对待。由徐峥饰演的药商开始冒着违法的风险在中国售卖这种药，也经历了由一个只想赚钱的“药贩子”到深深体认这个群体的苦难从而成为“救赎者”的转变。

围绕着这部电影，对高药价的讨论也接踵而至。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药物专利权是否应该为高药价负责？

在争论的一方，是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刊出署名“子团”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认为，我们社会中存在一种商品经济的逻辑，认为药物应该跟苹果手机一样，如果不能够保障研发者收回成本且有足够利润，就会导致研发者没有积极性，造成科技进步的停滞。从而，作者认为，必须思考以营利为驱动力的公益事业，而药物研发显然具有公益价值。

文章进而质疑“药物专利权”的存在。作者认为，药物专利权的营利，到最后大多数都不会落到研发人员手上，而是会进入大公司的腰包；其次，对比上世纪中叶我国的许多药物研发——如青蒿素的研发，会发现团队工作相比个人竞争式的专利权保护，不见得效率要低，反而因为团队协作而可以产生同样丰厚的成果。

另一边，质疑这种简单归因的文章也接踵而至，“浪潮工作室”刊出一篇文章，题为“《我不是药神》错在了哪”，文中质疑将天价药问题由“无良药企”和专利权“背锅”是否合适。其主要观点是，研发新药不是做慈善，其成本极高，又经常失败，因而由专利权和高价格保证一定的盈利是刺激企业研发新药的重要手段。

文章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天价药”问题：首先，进口药物面临征税问题，其次，它会被视为医疗机构的盈利来源，不纳入医院考核体系中，还因为规避了药物零加成政策的约束，从而维持在高价。另一方面，药物流通中间环节有不少灰色地带，也形成了药物价格难以控制的原因。

而进口药又在我国因为“原研药”的专利定价权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导致就算过了专利期，进口药依旧有特权保证价格。加上种种“吸血的中间人、监管漏洞和违法行径”，作者指出，专利权在我们的高药价问题中已经“是清白无暇的一个环节了”。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朱恒鹏对药价的看法也吸引了很多人关注。他认为，药价的真正问题是公立医院的垄断，导致对定价权的垄断，形成了“以药养医”的畸形模式。这种局面经过多次改革仍然难以改变。对药品生产方来说，公立医院的采购是大客户，这导致了公立医院可以采取回扣、强行要求保证金等手段从药商手上获得大量资金以满足自身的业绩需求，结果是很多药企的经费用来支付回扣，创新动力不足。

这些结论，逐渐让医药问题的讨论从政策层面，上升到社会理论层面：究竟是放开市场好，还是加强监管、实行制度改革好？一时之间意见纷涌。针对“《我不是药神》错在了哪”，有人撰文“《我不是药神错在了哪》错在了哪”，认为最终导致价格虚高的原因是专利保护期造成的垄断，导致了高进入门槛……围绕到底怎么改变，如何看待市场的问题，各家意见齐出，众说纷纭。

公众号“北大飞”则选择批判了一些讨论中的“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他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关于药价的讨论要在怎样的伦理测度上进行。比如，如果有人相信凡药商研发的药，定多高价格都是他们的自由，无论人们多么强调救死扶伤都无权干涉，那这种讨论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北大飞看来，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尺度的功利主义路径，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讨论向度。比如，我们是否可以讨论这样的问题：在开发新药成本高昂，而投入同样资金让普通人能够用上廉价药更可行的时候，先将资源投入后者，从而能保证大部分人不会一生病就破产，日常可以更加舒适。

北大飞认为，很多对于药物开发的完全市场化的呼吁，背后都忽略了一点：芝加哥学派这样极度强调市场功能的经济学思潮背后，反而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即认为市场能够帮助分配，带来最佳的效用。在自由意志主义兴起之初，仍要借用功利主义的讨论方式——可以让富人更富，但前提是穷人也变富了一些，尽管贫富差距拉大了，但是能够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改进”。

但北大飞认为，在今天坚持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理论，意味着要拒绝很多已经证实的研究。比如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负向选择问题”，从而医疗保险是不可以完全市场化的。而今天的自由意志主义已经无视这些结论，变成了一种伦理上的规则，“饿死事小，财产权事大”，但到头来，这种对市场的呼吁变成了一种自我的循环论证。

市场、监管……在过去几天的互联网上，围绕着药价的种种争论，不仅仅关乎具体的政策，也已经上升到了经济学、社会哲学上一些很基本的分歧。而这种激烈、充满交锋和来往的讨论，多少也说明，在今天，社会舆论对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大病保障等等问题的关注愈发上升，在未来，这样的争论显然会更有现实意义，也会更多进入我们的视野。

“扶贫送老婆”闹剧背后，对女性和农村的双重偏见

最近，有关精准扶贫的一些新闻，引发了许多争论。其中出现了一些“出格”的言论。比如，有一些地方的扶贫宣传以“送媳妇”为卖点，强调如何帮助贫困家庭的男士找到对象。又有一些声音鼓励女性参与扶贫，暗示这样做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男性在脱贫的同时摆脱光棍地位。

这些声音出现之后，无不受到了网友的声讨。相关新闻一出，一时之间网络上充斥着“农村太可怕了”、“女生千万不要去支教”、“不要被忽悠去扶贫”之类的言论。

学者陈亚亚在公众号“尖椒部落”撰文分析了这种现象，并提出了对应的建议。在陈亚亚看来，这些把扶贫和“娶老婆”乃至女性下乡结合在一起的观点非常过分。但很多对它们的指责和吐槽，则有另一重问题，即充斥着对农村和女性的双重预设。

第一重预设是，很多人没有多想便直接代入对农村的某些误解。有些人认为“农村人就是这么想的”，从而加深了对农村人的妖魔化印象。而事实上，对农村人来说，会把支教、扶贫理解为“送媳妇”的人，在现实中是很少的。对他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如何得到更多公共资源的支持，获得更多社会保障的兜底，在这种情况下，把农村想象为等着城里人来当媳妇，只会复制对农村的误会，还会加深一种“底层男女通过传统婚姻抱团取暖”的错误认识，而这种认识，忽视了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对农村的“忽悠”。

第二重，也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围绕着“女性支教”等讨论，有一系列对女性权益的忽视和对女性主体性的漠视。陈亚亚认为，在以前的支教、下乡等活动中，艰苦的、贫困的地区往往被认为不适合女生，就算女性表现出强烈的参与热情，也往往被拒之门外。而从这种保护，到鼓励女性参与扶贫工作，其中体现的逻辑是一样的：女性整体上是弱势的，边缘化的，面前的机会和选择权是不平等的。而这些问题，都亟待改变。更体现问题的是，当城市女性面对这些问题，面对对性别的歧视，还能够发出声音吐槽，但农村女性的声音在这样的讨论中，是彻底付之阙如的。

陈亚亚还指出，在城乡差别仍然存在，贫富差距显现的今天，凡是提及城乡之间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很尖锐、紧迫。越是在这种时候，越会有很多引爆舆论的“爆款文”以消费这些问题为乐趣，而人们也容易被自己平时积累的偏颇印象所吸引。而这些舆论浪潮过去之后，农村问题仍然没能解决，城里人热衷的短期支教、扶贫也常常变成一种流于表面的事情。

对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来说，真实的农村问题，并不是一个距离自己很远的问题。陈亚亚举例指出，在今天的农村，很多城市人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和便利仍然有一定距离。比如优质学校资源、优质医疗资源、住房资源……假如政策真的让这些资源向农村更多倾斜，以弥补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话，城市人能否接受这种变化？这是在喧嚣的热点爆款背后，值得许多人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