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博士金山田野调查①︱与流动儿童的293天

作为我在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项目的一部分，我于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6月14日在上海市金山区进行了田野调查。这篇报告是我田野调查经历的总结，包含了我在这段时间内收集的数据以及从中获得的初步见解。但它显然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一篇博士论文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作为基础。它可以被视作学术工作的早期拓展，其中的所有观点都反映了作者的理解。

初到田野

我在2017年八月出发前往中国，开始我在牛津大学博士项目中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当时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融入上海郊区的流动人口群体，试图了解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如何对未来进行选择，以及他们如何过渡到生命的下一阶段。

八月抵达上海，我被这座城市令人窒息的炎热所震慑。它让我想起我在大约六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同样在八月，同样在上海，同样为长达一年的项目即将开始而感到兴奋。当时，我只是被中国政府和德国克虏伯基金会联合提供的一个颇有竞争力的普通话语言奖学金选中，并且专注于证明一个完全初学的人能在一年内学会多少中文。这一次，我所面临的挑战不再只是中文和高温。我对自己应该选择哪个流动人口聚居区毫无头绪，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所知道的是，我会在一个中国朋友在闵行的公寓里度过最开始的几个礼拜，会尽量使用我与复旦大学的隶属关系选择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并建立一些初步的个人联系。对于如何成功进入田野，我有过很多计划，比如在几所中学兼职英语老师。这似乎也是过去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所选择的可行之路。

在八月炎夏的一个下午，我在闵行的一家咖啡馆里坐着，为能见到复旦大学的熊易寒教授和中学退休校长周纪平而激动，周纪平现在为政府提供流动儿童政策的建议。因为担心迟到，我提前半小时抵达了约定地点，一边翻看着我的项目笔记，一边因为即将到来的见面越来越紧张。他们会尊重一位对中国流动儿童过渡教育感兴趣的外国人吗？他们是否会认可在中国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家庭和移民这个领域里，我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担忧很快就消除了，在听了我的研究主题及田野工作的目标后，他们都非常友好，也很支持我。周纪平提出让我与两所中学的校长交流，两所学校的随迁子女人数都超过了学生总数的50%。这两所学校分别是盾牌中学（化名）和标枪中学（化名），它们都位于上海市的郊区金山区。

这次谈话之后，我计划前往金山，对接下来进行田野调查的地方做第一次探访。起初，我惊讶地发现百度地图建议了一条花费几个小时的路线，需要搭乘地铁和公交才能到达。不过我很快意识到，他们没有将金山铁路考虑在内，而金山铁路是去往距离上海市中心50公里的金山区最便捷的方式。它定期从上海南站出发，直达列车只需30分钟就能从南站坐到金山卫站，需要频繁停靠的普通列车则耗时60分钟。

我的第一次金山旅程将我带离了市区干净透亮而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带我经过破旧不堪的两层楼高的低矮建筑，包围着它们的是田野和建筑工地。在抵达大而干净的车站后，我出发前往盾牌中学。实际上这所学校在铁路轨道上就能看到。盾牌中学位于城区和乡村的边界地区，周围是田野和工厂。由于是暑假，门卫允许我进去看看荒废的校舍，站在里面，我开始构想自己在这所学校的一年会是什么样子。坐在回市中心的火车上，我思考起自己进入田野的方式，决定在金山找一间公寓，试着融入当地的社区。

第二次去金山是为了找住的房子。其中一所学校的校长帮我联系了Gary，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英语老师，也曾在这所学校里教过课。Gary蓄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胡子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熊肚，这可能是因为他经常游览当地啤酒吧周围的小熊场，这家啤酒吧由一位葡萄牙裔经营。Gary算是资深的金山居民了，在找租房中介时帮了我大忙。他骑着摩托车带我在周围转悠，寻找合适的房子。最后，我住进了一个离火车站很近且大致位于两所学校之间的宜人公寓。我喜欢这个公寓，并且第一次对自己一个人住感到兴奋。我原本计划与人合租，但后来发现租房应用上合租的选项在金山非常有限。Gary告诉我，在金山的大部分外国人都倾向于一个人租房子。在和房东第一次打交道时，我了解到他是来自安徽的打工者，目前就职于一家化工厂——这是当地经济最强的一个分支。他最近为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孩购置了这套公寓，并计划在一年后搬入，而我刚好能在这里住上一年，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选择。看到富裕的打工者家庭买房是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异质性的早期指示。

搬进来后，我决定在这两所中学担任兼职的助理英语老师，以此开始我的新生活。两位校长都把我介绍给了他们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在盾牌中学，我被要求出席在礼堂举行的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并被要求和校长及党委书记一起坐在最前面，这是每所学校最高级别的两名官员。在这次大会上，我有机会向所有老师介绍自己。校长强调，如果我有任何需求，学校的每位教职员工都会帮助我。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见面会，并在头几天立即开始旁听不同班级上课。相较于盾牌中学，我在标枪中学的开始没有那么正式。我被介绍给九年级的老师，他们都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刚刚排好，因为学校刚搬进新建的校园，一切都干净而崭新。我在教师办公室里得到了自己的桌子，成为了老师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对此我很开心。

在最开始的几天，我听了不同年级、不同班级上课，听完一节课便换到另一个教室听下一节课。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频繁的切换使我无法与学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互动仅限于休息时间和放学后的短暂交流。我还感觉到一些学生有些害羞，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与我交流。因此我改变了我的方法，决定每天只呆在一个班级。

选择哪一个班级没有花费太多思考，因为我想了解随迁子女在初中结束后如何做出有关未来的决定，所以我希望进入毕业年级（九年级）中有大量随迁子女的班级。盾牌中学和标枪中学都按学生的生源地分出了本地班和所谓的“全国班”，“全国班”通常被不正式地称为“外地班”。在标枪中学，我选择了九年级仅剩的唯一一个大的外地班。而在盾牌中学，九年级有两个外地班，所以我决定在每个班级花上几天时间，再根据我和学生相处的融洽程度从中选择。

新方法奏效了。和每个班级相处一整天意味着我也能参加他们每天的体育课，这是我和学生产生互动的机会。和学生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羽毛球，踢毽子，让他们把我当作同龄人而非老师。他们开始问我问题，更频繁地和我聊天。经过最初的几个星期相处，我的出现在他们眼里变得越来越正常。

我的角色跨越了同龄人和老师的边界。被动地坐在教室后面观察学生和老师不总是一种选择，我多次被老师邀请用中文与班上的学生进行互动，比如朗读课文，分享我的观点或经验，有时我也会走到讲台上与老师互动。我一直遵从这些请求。当老师问我能不能教英语课时，我也很乐意站上讲台。我始终向学生强调要用英语进行互动，以建立他们的自信心，这是我发现他们的英语课中所缺少的元素。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我每周会在两所学校分别呆上两天。回顾这段时间的笔记，我发现两种班级设置之间存在差异。虽然这两个班级都完全由外地学生组成，但标枪中学的班级纪律相较于盾牌中学，得到了更严格的执行。尽管标枪中学这个班级的人数是盾牌中学这个班级的两倍，但在间和实际的上课期间，盾牌中学这个班级的学生往往会更频繁地不守规矩。他们偷偷在桌下玩手机，从上课睡到下课，课间休息时在教室里吃东西。

坐在教室后面的一群男生是最不守规矩的，大部分不端行为都由他们产生。他们很享受每天在体育课上打篮球，甚至会在中午以很快的速度吃完饭，来为自己争取课前的几分钟时间打球。在体育课开始时，体育老师想要整个班级列队进行一些热身活动，而这些男生会公然表现出不尊重，从老师身边走过并径直走向篮球场。

学业上，这两个班级都相当薄弱。大多数学生通常不会主动和老师互动，当被点名回答问题，也只会在几分钟后再次坐下，无法给出完整的答案。这种情况在英语课中更为突出。当然，也有例外。标枪中学有一群很积极的学生，他们通常非常专注，也乐于参与课堂。后来我通过采访了解到，有很多外地学生曾就读过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在入读各自的公办中学前没有学过英语。外地班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佳并非巧合。在我的调查中，这一发现贯穿始终。因为表现优异的学生往往会在初中的早期阶段就返回老家，以获取进入高中的机会。

中德课堂的差异

和我自己在德国公立学校就读的经历相比，这两所中学的班级架构有很多不同之处。

中国的教室里，所有学生都有自己的课桌并面朝讲台；而在德国的学校，通常是两张桌子拼在一起进行配对，每六个同学是一个小组。

中国的课堂主要由老师讲，学生听，很少有学生提出问题，偶尔回答问题也不会超过一句话；而在德国的课堂里，会有更频繁的集体活动以及学生的个人展示。学生常常会被要求进一步解释他们的答案，而非只用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回答问题。

在中国的学校，学生需要在课堂开始时一齐起立并向老师问好；而在德国，只有很少的老师会要求实行这样的形式。当被点名回答问题，中国学生习惯于起立，直到老师告诉他们可以坐下了才坐下。我因为不知道这个规矩在课堂上闹了些笑话，当时我忘了让一个学生坐下就继续上课了，直到他问我他是不是可以不站了。我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

中国学校每日例行的事情中包含了两次约五分钟的眼保健操，全校学生按照教室里的广播指令进行按摩；在德国，学校里没有这样的活动。

相较于德国学校每周两次的体育课，这两所中国学校的体育课都频繁得多。比如说，中国学校的一天开始于晨练，全校聚集在操场上进行。升国旗并奏唱国歌也不是德国学校的习惯。

中国的课程更注重填空和做题；而德国更强调理解和解释。这种差异或许源于中国高压力、高风险的考试体系，这个体系会决定学生未来能走什么路。一般情况下，和德国相比，中国学生每天需要在学校里呆更长的时间。平均而言，德国的学生每天早上八点上课，下午两点放学；在中国，初中从早上七点开始，直到下午四点结束，有时毕业班的学生会更晚放学。至于班级外的社交互动，德国的学校每天提供一次十五分钟和二十分钟的休息，不同班级的学生可以在学校的院子里自由交流；而在上海的这两所初中，唯一这样的休息时间只有午休，学生往往按班级坐在不同的桌子旁。他们被鼓励多在各自的教室里休息，所以班级外的互动环境是有限的。

外地生和本地生的区别

因为我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外来务工随迁子女，我尤其关注这两所学校里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所受到的差别对待。最大的差别是从进入学校开始就实行的分班制，学校根据外地学生以前就读的小学，将他们在初中阶段分入不同的班级。例如，标枪中学有一个特殊的班级，专为来自一个不教英语的随迁子女小学[对的]的学生而设。这种分班制的合理性在于学校需要帮这些学生赶上进度，并在开始常规的初中课程前抓一些基础知识。另一个理由是教材的不同。如果外地学生想上高中，大部分都需要转回老家上学，因此，他们或许需要使用和家乡学校一样的教科书。然而，目前盾牌中学和标枪中学两所学校在外地班和本地班中所使用的教材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理由不再重要。

在整个初中的学校生活中，学校通常不会给“全国班”安排任何外教，这一事实也揭示了为什么当地老师在得知我想教“全国班”而不是本地班时会那么惊讶。

在毕业年级（九年级），两所学校的“全国班”都比本地班的学生课更少。他们在下午四点放学，而在准备高中入学考试（中考）的本地班要到五点才放学。此外，标枪中学的本地班甚至在周六也要上课。按照标枪中学校长的说法，学校也邀请了外地班的学生自愿参加，但因为不是强制要求，所以没有人参加。

而我采访的学生告诉我，外地班的管理更松散，因为本地班“要为中考做准备”。事实上，因为通常以考入高中为目标，本地学生的学业压力更大。在目前的监管体系下，中考这条路对大部分在上海的外地学生来说，是明确关闭的。我通过采访了解到，因为本地班管理更加严格，外地班的老师甚至不鼓励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有来往，他们担心外地学生会影响本地学生的进步。同样，我了解到本地班的学生有时也不被鼓励在五分钟的课间休息离开教室，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和被污名化为“坏学生”的外地学生混在一起。

简单来说，九年级的外地学生确实比本地学生的学习成绩更差，但这主要出于自我选择。因为外地学生没有机会进入上海的普通高中，要想升入高中，他们的最佳选择是在九年级之前返回老家。尤其是在六年级到八年级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学校会鼓励他们回老家。其中大部分人也会这么做。

随着九年级学生临近毕业，学校组织家长会，向学生家长讲解毕业流程和如何申请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机构，通常是高中或职业中学。标枪中学根据学生可能进入的机构水平组织了三场不同的家长会。

正如我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后有三种继续接受教育的途径。其中最好的一种，是本地学生全权享有的高中的入学机会，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获得必要的考试成绩。少数外地学生的父母满足政府所制定的120分的积分要求，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机会。120分的量化标准包含了最高学历、在上海缴纳社保的年限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指标。

第二种，有一些外地学生的父母持有上海的长期居住证，并在上海缴纳社保。这些学生可以进入上海的职业中学。第三种情况，有部分外地学生的父母没有从事需要缴纳社保的工作，这些学生因此没有进入职业中学的机会。只有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的学生可以参加上海的中考，第一种他们参加相同的英语、语文、数学、化学和物理考试，但第二种外地学生不能参加化学和物理考试。

在组织毕业前的家长会时，标枪中学将这些差别考虑在内，并按照三种不同的情况开展了不同的家长会。本地学生的家长会在标枪中学最大的礼堂进行，这部分学生数量是最大的；一个较小的会议室用来举行可以就读职业中学的外地学生的家长会，两所职业中学的代表向家长介绍了他们的学校；最后，那些无法进入职业中学的外地学生就留在他们的教室里，被介绍了上海向他们唯一开放的教育机会——成人职业教育。

尽管有以上情况，但我也发现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差别正在减弱。因为外地学生很多，盾牌中学和标枪中学都无法形成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完全分隔。通常本地班的学生也不完全都是本地的，这些班级里有至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外地，他们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被选择进入本地班。和“全国”班的学生相比，这些班级里的外地学生拥有更多本地的朋友。此外，像龙舟队、打鼓队和拉拉队等学校的活动向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都开放。一些受访的学生告诉我，参加这些活动可以增进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之间的交流。

学校对外地学生的激励有限，或许和这部分学生不参加官方的高中入学考试有关，而考试成绩是评估学校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不过，对外地班的管理也属于评估和比对的范畴内。据标枪中学校长介绍，他们监测了外地班和本地班考试成绩的平均分并进行对比，如果外地班的平均分相较于本地班低得太多，老师的绩效工资会受到影响。

在我看来，在对学校设施（比如食堂、操场和图书馆）的使用方面，外地学生得到了和本地学生相同的待遇。他们也和本地学生使用完全相同的教学楼，并由完全相同的老师上课。但这种师资上的平等是外地学生的家长争取来的，标枪中学以前按照本地班或外地班配置老师的做法遭到了这部分家长的反对。最后，只要外地学生的父母可以拿到上文提到的120分积分，这样的差别就会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