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亚·格林菲尔德谈民族主义全球传播③｜不同背景的传播差异

作为“现代化进程：民族主义在全球的传播”系列的第三讲，6月29日下午，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进行了题为“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的讲座，主要围绕在东西文明差异背景下民族主义在日本、中国的传播展开。本场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王军教授主持。

首先，从民族主义的传播看，它涵盖了文明内传播和跨文明传播。民族主义在16世纪的英国诞生，先是在一神论的文明内传播。格林菲尔德教授认为，目前世界存在三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一神论文明 （即所谓的“西方”文明）。她提出，人类社会有不同层次的文化：个人层次的文化体现为个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举止；国家层次的主要文化表现形式便是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层次则是文明。格林菲尔德教授将文明定义为一种持久的、自给自足的、能够自我繁衍的、由多重文化层次组成的文化现象。文明有不被其他文明吞没的抵制力。但低于文明层次的文化现象（如民族主义）进行跨文明传播时，该文化现象将受文明的影响，产生与具体文明相对应的文化现象。比如，当民族主义从西方传播到日本时，民族主义并没有让日本实现民族成员内部的实际的平等。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里极其重要的个体民族成员之间平等概念在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日本社会并没有被重视和实现。相反，尊崇集体主义的日本更强调整个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在国际上的平等。因此，日本在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后便极具国际竞争力。日本人在翻译英文“competition”一词，便用了本意为赛跑和争夺的两个汉字 “競争。”

历史上，古罗马帝国入侵巴勒斯坦地区，因为犹太人有成文基本法，即使流离失所，他们在罗马统治下也没有失去犹太教传统。在犹太教基础上衍生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和犹太教一样，都是“一神论”。这三大宗教的影响范围很广，使得受一神教文明影响的人口大约占据全球人口的一半。格林菲尔德教授进一步指出，西方一神论文明与中印文明有着质的差异。一神论文明奉行对立论的逻辑模式（the logic of non-contradiction）。在此逻辑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使西方民族国家极具竞争力，对他族有“羡恨交织”的情感 （resentiment），对外则实行侵略扩张。因中国文明固有与西方对立论完全不同的“事事无碍”的逻辑，格林菲尔德教授进一步提出假设，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为说明在中西文明下民族主义传播的不同结果，格林菲尔德教授梳理了民族主义通过西方坚船利炮外输到日本的过程及日本的反应。20世纪中期以前，“一神论”文明主要在西方传播，唯一的例外就是日本。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它不是自愿引入，而是“被输出”的结果。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日本并没有产生对他族“羡恨交织”的情感。它虽然认为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但并不想成为西方。日本根本上是鄙视西方人的，认为西方人是野蛮人。1853年，美国黑船的入侵对日本民族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与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打破了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从被侵略的教训中，日本明白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使日本民族具有与西方民族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在民族主义驱使下，日本很快崛起，在先后打败中国和俄罗斯后，虽最终与西方民族国家一样走向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但与中国一样，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都坚持了“中体西用”原则。

最后，格林菲尔德教授论述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起源于1895中日战争的失败带来的屈辱。曾是中国藩属国的日本的公然挑衅，让中国丧失自尊，中国人被唤醒。而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尤其感到屈辱。梁启超等人便是在日本学习并接受民族主义等西方思潮，同时引进相关词汇，将民族主义话语传入中国。日本对民族主义的阐释几乎未经修改便被引进中国。因此，格林菲尔德教授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类似：不强调民族内部成员个体之间的平等，而注重整个民族在国际上的威望。然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和日本不同。在国共内战过程中，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之后便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展开。

民族主义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尊严。但在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事业的参与者主要是知识精英，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的参与度很小。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此起了决定作用，尤其是对商人的充分认可。它促使广大人民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获得了尊严的同时，为整个中华民族在国际获取威望做出贡献。民族主义因而在中国广大群众中得到传播，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获得了经济等方面的瞩目成就，进一步提高了国际威望。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这中国将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选择武力扩张，发展海外殖民地。在中国文明下，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将会和西方殖民扩张史有质的区别。随着印度的日益壮大，世界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而中国和印度是否会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

王军教授、杨须爱副教授等分别就“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与局限”、“外来民族主义如何与内生理念互相适应”、“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民族主义的传播是否需要借助其他意识形态”以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与格林菲尔德教授进行了互动。格林菲尔德教授细致地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精彩的解答。

王军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总结，指出格林菲尔德教授在前两场讲座的基础上，呈现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民族主义与文明的关联性，从而在文明自觉与民族主义传播之间形成了对话。另外，他指出，与诸多学者将民族主义空虚化、符号化不同，格林菲尔德教授的新颖之处在于，她将民族主义本质化了（用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相互定义），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本质主义化了——即间接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