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心因成疾：心理史学视角下的晚清广州反入城斗争

建基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历史事实之上，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在后世享有持久的影响，他颇有预见性地断言：在同人类的各种作为文明东西的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勒庞提出自己见解时所针对社会历史现象中的非理性魅影，亦似乎徘徊在19世纪的中华大地上。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在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广州，围绕英人能否入居广州府城的问题，中英间产生了长时间的外交争执，进行了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杯葛。在诸般社会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反入城斗争不期而然地成为中英乃至中西关系的在喉之鲠。更重要的是，在晚清的中西交往中，人们总能发现，导致反入城斗争发生的认知、情绪和动机等心理因素始终在发挥着作用。

金峰所著《心因成疾：广州反入城斗争折射出的晚清中西交往困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8月版，以下简称《心因成疾》）一书中就旨在发掘并认证广州反入城斗争中清人认知、情绪和动机的这种非理性倾向，并特别注意相反或对应史料的使用，以期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历史的整体面貌，试图以广州反入城斗争来透视19世纪中叶中西交往的困境。

此心因病亦成灰：广州反入城斗争的表现

不可否认，从“反侵略”的角度而言，广州反入城斗争作为鸦片战争后地方绅民合力反对外敌、维护国家和民族权利的一个标志性爱国运动事件，不仅有力打击了鸦片战争后一些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展示了中国人民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和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战后列强在华肆意扩张侵略权益的态势。因此，历来学界对广州反入城斗争都有颇高的评价。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此类评价存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拔高，无益于客观正确地评判历史。《心因成疾》的研究不仅在此基础上重估“广州反入城”的历史意义，而且远不止于此，更着重从社会心理学这一独特视角指出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发端于清人朴素的民族情感和一些特别的心理因素，进而揭示广州反入城斗争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倾向，论证广州反入城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局限性。相对于英人的老谋深算，清人的反入城斗争似乎一开始就陷入了非理性的泥淖，在反入城斗争目的上的整体正当性、利益上的具体适切性、手段上的充分合理性和策略上的丰富灵活性等方面表现出非理性的成分。

首先，从社会基础及其动机看，参加反入城的各方力量多各私其私，并未站在国家、民族总体利益的高度上对反入城给予充分的价值判断。正如张海林曾撰文指出的，广州的士绅、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官吏等各个阶层多是从各自的狭隘利益出发，以维护原有封建秩序和道德观念等宗旨，共同投入反入城斗争，不仅保守性显而易见，而且正当性也颇值得商榷。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冲击了旧的经济结构，威胁着旧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商品“重炮”的轰击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处境日益艰难，广州地区已出现“洋织盛而土机衰”的现象，原来则是“女布遍于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本，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处境日益艰难。

其次，清人的反入城斗争并未指向基于现实的恰当目标。恰恰相反，激烈的反入城斗争，并未将斗争的目标指向具体的侵略行为，而是不加分辨地针对一切外人和外人的行动，形成事实上的盲目排外。茅海建在《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中也认为，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民众利益的角度去探讨广州民众反入城的具体理由，其本身靠不住的，在整个反入城斗争中，情绪支配理智，而仇外情绪正是当时广州各阶层民众反对入城的心结。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粤人并非基于直接关系切身利益的现实缘由来进行各类反英活动，而是受排外情绪驱动，对与英人关系中的矛盾冲突给予了过度的关注和表达。对此，英人亦称道：“广州的群情激昂和他们现在对外人的非常憎恶是难于解说了。……广州人从小就受到排外教育，而今又在藐视的基础上加上仇恨。”

再者，民众反入城斗争的手段过于暴力和趋向极端化，并形成暴力冲突与敌意之间的恶性循环，这种颇具情绪化的斗争方式也使得持续的暴力冲突进入无法自解的死局。引发民夷对立的中外矛盾在通商各口岸普遍存在，但唯有粤人因三元里抗英斗争影响，以及士绅以团练社学等形式将反英活动组织起来等原因，使得广州形成了其他口岸所未见的持续的、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的与外人激烈对抗的局面，而反入城斗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相应表现出了同质化、情绪化和极端化等集体心理特征，斗争手段也相应颇为暴戾和趋于极端。两广总督徐广缙指出“该民理性不足，血性有余”，民众受情绪控制，往往不计利害。

此外，清统治者假托民意而一味以僵化和机械的态度应对英人的入城要求，忽视了外交活动所应具备的策略和效率，无益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侵略和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叶名琛督粤时，作为清方官员中反对英人入城最为坚决者，其外交毫无弹性可言，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并不利于具体问题和分歧的解决，反而更易将事态推向极端。

当然，在清人广州反入城认知中亦有不少理性成分，如对战败原因的理性反思、对中英军事实力客观对比、对世界知识的探求和系统性思考等，只不过，这些尚未成为清人认知活动的主流，更未能使得清人清醒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变。

1902年，广州珠江边的繁忙景象

何以终成心腹疾：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心结

在反入城斗争中，之所以出现广东地方绅民不计现实利益抗拒英人，广东地方官员无视实力悬殊对比而不采取更适应性的外交策略的现象，不仅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心因成疾》着力呈现出上至清帝，下至广东地方官员、士绅民众等各个当事个体和人群的认知、情绪和动机等基本心理因素在决策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具体表征，为非理性行为提供心理层面的解释。

一方面，出于文化心理的自大和华尊夷卑的优越感，加之中英关系的日趋紧张，清人对英人的认知存在诸多错觉，对英人的刻板印象也日益加深，主要表现为：一是英人是野蛮落后的蛮夷。“英吉利之人，素性凶狡，特化外蠢愚，未谙例禁”，“民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在心理上蔑视英人，且认为英人粗陋蛮横，入城可能造成更大损害，在首先高人一等的心态下，清人反入城则具备了天然正当性。

二是英人是唯利是图的奸商。在清人看来，英人入城乃逐利而来，既如此，只需要诱之以利便可制敌，以致难以看清英人的坚持入城的真实目的，正视其政治诉求。如徐广缙对英人的入城要求，声称：“当经剀切驳斥，晓以广东百姓不许该夷进城，且该夷远涉重洋，原图通商贸易，岂为进城而来？”

三是英人是破坏体制的“麻烦制造者”。鸦片战争后英人凭借武力不断突破传统体制的尝试，给清统治者和地方官员带来巨大压力。清道光帝在上谕中就曾道出：“广东贸易夷人日增桀骜。英吉利自恃富强，动违禁令，其余各国，相率效尤。”叶名琛也一再拒绝与英人会晤交流，其对英人贡高自慢所抱有的强烈厌恶情绪，明显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对英人任何诉求的正当性、合理性皆不以为然。

另一方面，囿于上述既定的固化认知和愿望思维，清人尤其是清统治者执念于对封建旧体制的维护，并将反入城与维护旧体制紧密关联，使得无法清醒认识战败后中西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事实，更无法接受由英人来主导这种变化，如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所言，“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承认中英之间关系之变化”，画地为牢，回避现实，进而导致清人对认清和适应中英关系新局面产生了严重偏差，未能付诸理性的外交行动。如对英人以坚船利炮轰开的制度缺口，清人仍在旧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解释，如将香港割让解释为“因英人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维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等。“锦联堂公启”云：“闻英夷有入城之议，不胜骇异。向来外夷数百年来，未闻进城。”

病由心生境成景：广州反入城斗争折射的困境

在各怀其私、情绪化、理想化心疾催生的对抗性社会心理下，出于对旧体制的维护和对新变局的漠视，反入城斗争中又凸显了清统治者在现实中西交往的双重困境，一是清统治者乐见并利用乃至操控鼓动民众与外人之间的仇视与对抗以实现其“制夷”目的，如耆英曾称“官则驭民以术”；二则民众在敌意驱使下的排外和对抗运动，并未达到有效维护其利益的预期，甚至是与其预期背道而驰，如在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十可虑”奏折中提出的对民众中“不呈之徒乘机而起”之忧。这样的窘迫及绵延不止的心理肇因，无疑深刻影响了清人对中外关系的正确认知和判断，梗阻了中外正常交流。

耆英

传统上很多论见习惯性地把晚清的中西冲突归结于双方的文化差异并特别强调这种差异造成冲突的严重性，如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但是《心因成疾》则经过对前述清人在反入城斗争中的激烈表现与中西之间实际矛盾和利益冲突貌合神离关系的细致分析，认为清人话语中对西人的强烈仇恨和敌意，系由诸般社会历史条件和心理因素等造成的“过量表达”，而非基于历史事实。同理，清人在话语中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反感和恐惧，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出于误解、争夺话语权、追求政治正确和道德正当性，甚或是仅仅基于仇恨和敌意，并指出这些文化因素并不是引发冲突的真正起因或者决定性因素，而主要是冲突的“标签”或“司令号”。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并不决定冲突必然发生，相关方看待这些差异的态度与心理才是问题关键所在。而清人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则深刻影响了清人对中外关系的判断和处理，对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及清人学习西方的活动不断带来困扰，这是国人在“情感”和“理智”上的冲突，干春松在《儒学的近代转型》中指出，“这让当时的中国人陷入了两难之中：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就必须让自己接受西方式现代化逻辑。但若是由此而放弃了本土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就是没有‘尊严’的‘虚幻’的独立。”中国在对西方文化的“适应”和“拒绝”的矛盾中展开了近代化转型之路，亦映射到具体的中西交流实践中。

体制是文化的凝聚。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建构了以中国为中心来理解“天下”和“世界”的空间概念，在这样的区域内部，文明的等级秩序由中心不断向四周扩散，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周边为四夷的差序格局，在外交上体现为以“朝贡体制”为核心的尊卑有序的周边国际关系体系，这也奠定了当时清廷的外交基调。而当西方各国渐次完成工业革命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突破了中世纪欧洲地缘政治的束缚而开始构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欧洲各国的国际关系早已形成了一整套的外交制度，并致力于将亚洲纳入其中，而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更助其具备了按其所愿打造国际秩序的能力。这种西方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与清人传统的“朝贡体制”是难以兼容的。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贸易越来越多，西方殖民者的一些非法活动，使清廷加剧了闭关排外的倾向。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制定各种条规来限制外国人在华的活动。如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施行的《防范外夷条规》就规定，外国人只准在规定的贸易时间留居广州，并且必须住在公行所设馆内。这样，外人来广州经商不进城成为不容更改的惯例。因此，鸦片战争后英人有违旧制的进城要求引起中外冲突是势所必然的。

战后清朝官民仍沉浸在“统驭万国”和“富有四海”的美梦中，也无不以“体制”为由拒斥外人，体现出对旧体制或祖宗之法的眷念和变更惰性。如此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能否理性认清当时之现实和形势变化，而在于在主观上不能承认和接受这种变化，“亦即由于封建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话语所虚拟的皇权权威的基础之上，现实政治又反为话语的虚拟性质所控制，必须维护能够保证皇权权威的体制”。正是这种回避现实的“画地为牢”，使清统治者长期无法面对现实，主动进行外交理念、外交体制等方面的自我调适，更使得晚清外交在相当长时间里无法适应业已发生根本改变的中西关系，仍然在“自说自话”中试图将中外关系纳入所谓的“朝贡体系”，表面是抵制侵略，实质上因对现实利益认识不清，从根本上背离了国家利益。

广州港口的英国商船

茅海建曾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感慨，广州反入城不代表中国前进的真方向，那种强烈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情绪，自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产生的对抗，至多也只是低级形式的斗争，且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心因成疾》一书则根植于社会心理视角，由表及里，不仅探讨了中国社会特殊历史阶段的群体行动策略同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情境的之间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视了这一行动逻辑背后的心理机制。在充分揭示这些对抗性心理动因与晚清强烈的排外和保守主义的关联后，仍能十分清醒地指出，主观态度会影响人们追求客观结果的进程，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决定着客观结果，其努力的主旨更在于展现这些“态度”使得清人在追求近代化进程中付出的诸多难以言说的“成本”。

米歇尔·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开篇引述了帕斯卡颇具启示的箴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因为理性与非理性在人类的意识潜流中，向来就是相生相长、互渗交融、共同沉浮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能够实现的理性也是有限的。

诚如葛兆光所说，历史学家可以成为诊断病因的医生，但没有能力开刀动手术，历史学自有其边界和限度。《心因成疾》在揭示“心疾”，诊出“病因”后，也未开出“药方”。

此外，《心因成疾》以心理史学的方法，在吸收运用了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同时，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以切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深入历史现场，重新阅读文献，重审人的历史，探究历史背后的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心理，亦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为回望晚清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