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李自成的农民军如何用印？

【编者按】本文原题为《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军铜印和相关史实初探》，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06期，作者后晓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贾麦明（西北大学博物馆）。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有关明末李自成农民军用印传世极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罗福颐先生收集整理9枚李自成起义军印，并一一考证。三十多年过去，又有多枚李自成农民军用印被发现，本文就新发现的明末李自成农民军遗存的三枚铜印作一介绍，同时结合现存李自成农民军用印和相关文献资料，兼谈明末大顺政权的部分史事，并补相关文献记载之缺遗。

一、新见李自成农民军用印资料

“汲县之契”铜印，陕西渭南中心博物馆收藏。印面方形，柱钮，边长6.7厘米，通高10.6厘米，印面阳刻篆文“汲县之契”，印背一边阴刻楷书“汲县之契”，另一边刻“癸未年十二月日造”，印侧阴刻楷书“天字贰百陆拾伍号”。“癸未年”，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第二年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从现有印章实物看，“汲县之契”铜印是李自成于大顺政权建立前夕所颁造给卫辉府汲县官印。《明史·地理志三》：“卫辉府，洪武元年八月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领县六……汲，弘治四年八月建汝王府，嘉靖二十年除，隆庆五年建潞王府”。卫辉府汲县即今河南新乡市卫辉市（汲县在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卫辉市）。

“罗江县契”铜印，征集自西安民间，西北大学博物馆藏。印面方形，柱钮，边长6.7厘米，通高10.7厘米。印面阳刻篆文“罗江县契”，印背一边阴刻楷书“罗江县契”，另一边刻“永昌元年贰月日造”，印侧阴刻楷书“宇字伍佰伍拾肆号”。此印是大顺政权的罗江县官印。《明史·地理四》成都府绵州“洪武三年来属。十年五月降为县。十三年十一月复为州。西南距府三百六十里。领县二：罗江、彰明”。明代罗江县即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

“临县学正之记”铜印，1965年乐守勋先生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长方形，柱钮，通高9.8厘米，长7.7厘米，宽4.2厘米。印面阳刻篆文“临县学正之记”，印背一边阴刻楷书“临县学正之记”，另一边刻“永昌元年叁月日造”，印侧阴刻楷书“宇字肆百伍拾号”。临县属山西省汾州府，此印为起义军自西安进军北京途中，攻克临县后，派遣官吏所颁发的印信。明朝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掌管地方学校，教诲和考课生员的事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对明朝旧制有所改革。清初史料《平寇志》卷六：“自成……号襄阳府曰襄京……设立伪官……府有尹，州有牧，县有令，有学政，有武政……”。可见李自成农民军为适应起义革命需要，提倡武事，府县不仅设立学政，并设置武政，由其负责掌管和考课儒生、武生的事务，是农民军在教育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此枚铜印证实了大顺农民政权设置“学政”一职，掌管教育大权的制度，意义十分重要。

二、有关李自成农民军印章的用字问题

新发现的这三枚李自成农民军用印加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罗福颐先生所考证的9枚李自成农民印，现存世数量有12枚（具体印章见附表）。从现存12枚大顺政权用印遗物看，其印面形制有方形、长方形两种，印面阳文凿刻篆字，字画平直凌历，篆书方正，线条坚硬，与宋元以来的九叠篆文的圆曲之势明显有别。其印钮多为柱钮，印背刻铸印年月，监造机构等，印侧多刻以千字文为序的编号，目前所发现的大顺政权印所见编号有“天”、“安”、“宇”等字。李自成农民军印章用字特殊，禁止“印”字入印，而改用其他字替代。清初文献《甲申传信录》记载：“李闯既入，五日，建设伪官，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令职方司收缴前印，悉更铸之，更官名。”此外《小腆纪年附考》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壬子……改印曰符、曰券、曰契、曰章，凡四等，……受职者给小票，向礼政府领契”。即李自成农民军印章用字是改“印”字为“符、券、契、章”字，分四等，但现据有关大顺政权遗留的印章实物可知，《甲申传信录》等有关李自成农民军用印制度的记载明显错误。

从目前所见大顺政权的印章中，除新发现的“汲县之契”、“罗江县契”和北师大所藏的“金乡县契”三枚县级印章用“契”字入印之外，还有河南大学历史系藏“仪陇县契”印、故宫博物院藏“辽州之契”和传世的“清源县契”三枚县级印章，以及北京东厂胡同出土的“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四印也是“契”字入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夔州防御使符”铜印用“符”字入印。这些用“契”和“符”的李自成起义军用印实物则正可与文献互证。正如清初无锡计六奇所撰《明季北略》卷廿“李自成改制度”说：“废舆乘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目前为止，有关大顺政权官印用“券”和“章”二类的玺印实物尚未见诸实物。相反其官印中有用“信”和“记”二字，如新发现的“临县学正之记”铜印，以及传世“通政司右参议之记”，这两枚铜印都是用“记”字入印。而陕西省蓝田县城北出土“三水县信”铜印和传世的“商洛防御使信”铜印则都是用“信”字入印。这些大顺政权官印都是不用“印”字入印，而是用“信”、“记”等字替代，而并非明末清初文献所记载的“券”、“章”等字。又清初吴伟业《绥寇记略》卷九记载李自成农民军印章有“易印为信”之说，是与之正合，应为其它书失载。从现存大顺政权官印遗物看，《甲申传信录》所记载的“券、章”实为“信、记”之误。从以上所考释可知，大顺政权修改官印文，入印文字实为“契、信、符、记”等专称，而非“自成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或为用来区别当时明朝政府的中央、行政、地方用印。

大顺政权的各级官印都用“符、信、契、记”四字而不用“印”字入印，与李自成农民军避讳制度有很大关系。据记载由于李自成的父亲名“守忠”，又名印、或名务，为避父讳，所以禁止大顺农民军所用官印中“印”字用于印章之中，而改用其他字替代。明末清初的文献多次记载大顺政权的避讳事件和用字规定。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同时也颁布和制定了一套大顺讳法，为其典章制度的组成部分。清康熙时谭吉璁等在《延绥镇志》记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事云：“册封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并颁讳法于天下”。当大顺军入京后，更定大顺汇典，榜示仪制，重新颁布文字禁忌。文献记载李自成入京后事云：“自成登皇极殿，据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禁民间讳自成等字”。又明末清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记这年四月初一日云：“伪礼部示闯贼先世祖讳，如自、印、务、光、安、定、成等字悉避。”据王兴亚不完全统计，大顺讳法中规定的避讳字有：“世、辅、海、守、忠、印、自、成、务、明、光、安、定、令、闯等十五个。”

李自成农民农民军印章用字避讳，从新发现的“汲县之契”和故宫博物院藏“辽州之契”铜印铸印时间看，并非始自大顺政权的建立之时，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己经开始。此两印的印背都刻“癸未年十二月日造”和“天字”款编号，应属于同一批铸造之印，其中“癸未年”为其建元永昌之前，当时李自成尚未称帝，没有使用永昌年号，也不用明崇祯年号，故只署“癸未年”(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辽州之契”和“汲县县契”铜印二者铸印时间相同，都用“契”字入印，就是该农民军为避李自成父亲名讳而改用。

三、李自成农民军在巴蜀地区的活动问题

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和张献忠农民军一南一北，相互呼应，协同作战，最终推翻明王朝。一般认为当时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全部及甘肃、青海、湖北、安徽、江苏之大部或一部，都属大顺政权范围，并对这些地方派遣官吏治理镇守，而四川、重庆等地为明末张献忠农民军所管辖，并非李自成农民军的势力范围，但从现存李自成农民军印章实物情况看，其中“罗江县契”、“仪陇县契”和“夔州防御使符”三枚印章表明大顺政权的势力也一度到达巴蜀不少地区。

新发现的“罗江县契”印中“罗江”指明代成都府绵州罗江县，今四川德阳市罗江县，距离大西政权的都城成都不到100公里；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藏“仪陇县契”印中“仪陇”在明代属顺应府蓬州，今四川南充市东北仪陇县。《明史·地理志》：“顺庆府蓬州，洪武中，以州治相如县省入。西南距府百四十里。领县二……仪陇，州北少东。洪武十年五月省入蓬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二者都位于今川北地区，表明李自成农民军在此设官受印，进行了较有效管辖。事实上，在张献忠农民军进入四川之前，李自成已派兵进占了陕西并控制了川北的保宁、顺庆等地，设置官员。明末清初史料《荒书》记载：“甲申夏，逆贼李自成亦遣贼将马科以兵五千人入川。七月马科檄至堤塘，邯郸人李从彦率其党应之，陷保宁。八月陷顺庆，遂至绵州”。又清初史料《平寇志》言：“乙巳，自成遣降贼叛将马科至四川，招降保宁一路”。以上史料就清楚地记载了李自成借助明朝降将马科势力一度控制了川北不少地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夔州防御使符”亦为李自成农民军在夔州所设防御使之印。《明史·地理志》：“夔州府，属四川。洪武四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属重庆府。十年五月，直隶布政司。十三年十一月复为府，领州一、县十二。”明代夔州府就是今天重庆市奉节县。即李自成农民军在重庆东部地区也派遣官吏，设兵守土，进行有效管辖。李自成农民军设置“夔州防御使”在清初文献中也有所记载。清初史料《甲申传信录·闯设伪官》记载：“刘明英，山东恩县人，丁未进士，……（1644年）四月初二日，授伪职‘夔州防御使’。故王献唐先生考证“夔州防御使符印以四月铸造，与明英授职期合，即或颁发稍后，不过数日，”“则此正为刘明英遗印”。大顺政权的地方政权系统是在要地设防御使，主管该地区的行政和治安。夔州自古是进出川渝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相关文献记载与印章实物相印证，李自成农民军占领此地，封官授印，自然在情理之中。从现存李自成农民军印章实物情况看，无论是西边的四川德阳市罗江县、南充市仪陇县，还是东边的重庆市奉节县，当年李自成农民军都在这些地方设官颁印，有效管辖，可见当年李自成农民军在巴蜀地区的川北和巴东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军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