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常常面临的困境是：谁会读你写的东西？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渥太华，加拿大女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国际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诗歌重要作品有《圆圈游戏》（1966）《那个国度里的动物》（1968）《诗选》（1976）等。198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幻想小说《使女的故事》令她一举成名 ，获提名普罗米修斯奖和星云奖，以及英国文坛最高荣誉布克奖，成为20世纪最经典的幻想小说之一。她曾四次提名英国布克奖，2000年终于以小说《盲刺客》摘得这一桂冠。2008年她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7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 ，近年来她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之一。2019年以小说《证言》再度获得布克奖。

本文选自《与逝者协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剖析了长久以来困扰很多写作者的重要问题。作者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及写作历程，以亲身经历检视了小说家和诗人的创作活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写作到底需要怎样的“天赋”、如何获得这种“天赋”、作家与社会政治权力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等等。

“倘若年轻人不再对文学抱有兴趣，作家的作品也将不复存在。但只要我们继续阅读，那些数千年以前的声音就会持续向我们发声，如同他们仍与我们处在同一时空，就像我们的邻人一般。”

3月31日，“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获奖作家阿特伍德通过远程视频向中国的青年作家们讲述了写作的意义。

该活动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联合主办，自2016年创立以来，不分国度、不分种族，一年一届致敬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对文学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倾心关注人类的爱、困境、理想的作家。

致敬词称，阿特伍德女士以非凡的睿智照见人类意识的盲区。她的书写集诗性、批判、反思于一身，深刻洞悉人类的历史，预见世界的未来。她的作品不断拓展着写作的边界，丰富着人类对于女性、暴力、文明等议题的认知。她始终关注人类生存的境况，反抗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与观念所形成的压迫。她超越性的目光，强有力的声音，精妙的叙事，让那些被障蔽的显形，被埋葬的破土，被遗忘的铭记。

——来自澎湃新闻

以下内容选自《与逝者协商》

1.

何谓“作家”，我又是如何成为作家的？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乡村医生，就是那种驾着雪橇冒着暴风雪去帮人家在餐桌上给产妇接生的医生。我的母亲是个野丫头，喜欢骑马和滑冰，不喜欢做家务，喜欢爬高上低，边练习钢琴边读小说——家人煞费苦心，就是为了让她变得淑女一点。我父亲在师范学校看见她竟从楼梯的扶手上滑下来，当即就下定决心要娶她为妻。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负责管理魁北克北部一个很小的森林昆虫研究站。每到春天，父亲和母亲就去到北方；到了秋天下雪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城里，通常每次都住在不同的公寓。到半岁大的时候，父母用一个旅行背包把我背进了森林，那里成了我的故乡。

一般认为，作家的童年生活会影响他们的职业，但仔细审视他们的童年你会发现，其实作家们的童年也是大不相同的。然而，作家们的童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书和孤独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北方没有电影也没有剧院，收音机也不好用，但我从来不缺书籍。我很小就学会了阅读，对读书到了痴迷的程度，凡是能找到的书我都读，从来没有人干涉我不可以读哪本书。母亲希望孩子们安静，而读着书的孩子是很安静的。

我们家的亲戚我都没有见过，在我心目中，祖母们的形象与童话故事中“小红帽”的祖母差不多，这大概对我后来走上作家这条路是有影响的——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或者认为真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想象的：每种生活都是有内在的生命的，这是一种创造出来的生命。

很多作家的童年生活都是孤独的，在这些童年生活中也有人给他们讲故事。我的哥哥是最早讲故事给我听的人，刚开始我只是听众，但没过多久我有了讲故事的机会。讲故事的规则是一直讲下去，直到讲不出新的东西或者是想换一下听别人讲。

2.

作家为谁而写作？

当我们谈到日记作者，这个问题最简单不过。答案很少会是“不为任何人而写”，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除非作家把问题的答案写进书里出版，否则我们读者不可能知道答案。例如，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1905年出版的惊世骇俗的小说《格拉斯医生》中，主角、日记作者格拉斯医生如此说：

此时，我正坐在敞开的窗子旁写东西。写给谁呢？既不是写给朋友或情人，甚至也不是写给我自己。我今天不会读我昨天写的东西，明天也不会读我今天写的东西。我写东西仅仅是为了让我的手不停下来，使我的思绪能自由流动，是为了在失眠时打发时间。

这个说法看似有道理，而且的确有道理——我们读者很容易相信它。但真正的事实——这种假象背后的事实是，这段文字不是小说的主角格拉斯医生写的，而且并非不为任何人而写；它是小说的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为我们读者写的。

小说中虚构的作家，鲜有不为任何人而写的。更为常见的是，即便虚构的作家在虚构日记，他也会假想一个读者。他会思考：他写这本日记给谁看呢？给未来？给后来人？……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所做的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我们如何与未来沟通呢？这种事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未来与现在相似，那么它就与他所写的不一致；如果未来与现在不一样，那么他现在的困境到时将毫无意义。

写作者常常面临的困境是：谁会读你写的东西，无论现在或是将来？你希望谁来读？温斯顿·史密斯的第一个读者就是他自己——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思想写在日记上，给他带来了满足感。

当我年轻时，对温斯顿·史密斯空白本子的描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也曾试着去记日记，但最终没坚持下来，失败的原因是我没有假想过日记的读者。我不想让任何人看我的日记，只有我自己可以看。但我已经知道自己会在日记里写些什么——都是些多愁善感之事，既然如此，那何必还要费劲去把它们写下来呢？这似乎只是浪费时间。但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3.

作家该不该为金钱而写作？

我打算探讨另一种对立关系——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关乎生存的问题。这就是作家不容易之处，他们要承受文艺创作的艰辛和支付房租的双重挤压。作家该不该为金钱而写作？如果不是为了钱，又是为了什么？哪些意图是正当的，哪些动机是可被接受的？艺术的良知与资本净值的分界线在哪里？作家应该献身于什么，或者献身于谁？

你大概会这么想，提起钱的问题难免有点俗气。我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在我们这代人的眼里，虽然我们毫厘必争，但说起钱来就像揭自家的短一样难堪。但是如今时代变了，家长里短现在成了畅销的玩意或前沿画廊里的硬货，所以尽管你觉得谈钱很庸俗，你也可能觉得这样既直接又诚实——甚至可以说是堂堂正正——因为如今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不是吗？

作家想赚钱的说法至少有个好处，就是民主，谁都能理解，而且也说得通。然而，一切关于艺术的轻描淡写的说法——比如我马上就要跟大家讲到的——在简单直接、物质至上的好莱坞世界里，就会显得不入流且虚假。

其实不光好莱坞是这样。出版商不也时常通过透漏预付给了某作家高额的稿费的消息，期望读者更尊重某本书吗？为什么要装出人们对此毫不在意的样子？人们离开大学的课堂越久，就越会承认自己对此感兴趣。

原标题：《写作者常常面临的困境是：谁会读你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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