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非拍纪录片｜多个国际影展入围《吃苦》主创专访

采访&翻译：纠结的茶、米拉檬｜排版：张汩

在刚刚过去的第20届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节（CPH:DOX），中国导演孙宁忆与中非共和国导演Pascale Appora-Gnekindy（帕斯卡尔）联合执导的《吃苦》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对于两位导演而言，首部长片便有如此大的收获，可谓来之不易。

《吃苦》聚焦于中非共和国当地人托马斯在河底潜水采沙养家糊口，以及中国人栾建民管理当地基建项目的故事。中非共和国是一个除了首都班吉之外都不太平的国家。不久前，9名中国人就在当地的私营矿区遭到反叛军的袭击，不幸丧命。

纪录片的拍摄源于孙宁忆被联合国派驻在班吉当志愿者时，在河岸看见当地人在河上潜水采沙，恰巧卖家就是在做基建的中国人，她好奇这些人背后的故事。而托马斯和栾建民便是这个产业的两头。

即使宁忆找来当地导演帕斯卡尔一起执导，拍摄这样一部纪录长片对她们来说依旧困难重重。缺水缺电，疟疾，极贵网络费用，当地人异样的眼光都是她们日常要面对的。帕斯卡尔甚至曾经因拍摄被政府拘禁过一天。于是，“吃苦”不仅成了片名，还成了拍摄团队自我认同的口头禅。

在《吃苦》中，她们展示了中国人和中非人为生活共同“吃苦”的故事——一个远离国家外出打工十几年，长期与家人分隔两地；另一位挣扎在贫困和爱情里，心怀梦想却备受煎熬。

影片世界首映后，我们同导演孙宁忆、帕斯卡尔（Pascale），以及制片人马修（Mathieu）聊了聊中非共和国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国家、采沙者托马斯和栾哥，以及拍摄长片首作背后的“吃苦”故事。

吃苦 Eat Bitter

导演：孙宁忆 / 帕斯卡尔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 中非

语言: 普通话 / 法语 / 桑戈语

片长：93分钟

影片简介：

疟疾、落后与战乱，中非共和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托马斯，一名23岁的挖沙工人，每日潜入乌班吉河底徒手挖沙，不带有任何保护设备。买这些沙子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栾建民的中国建筑工人。他为了给国内的妻儿提供更好的生活，在非洲大陆打工十年。托马斯和栾建民，处在建筑行业的中底端，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为自己的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可是疫情、暴乱，政府强制关闭沙场，他们能够苦尽甘来吗？

《吃苦》已入围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节、亚特兰大电影节、瑞士真实影展、加拿大Hot Docs国际纪录片节，以及新西兰边锋纪录片节。

《吃苦》导演帕斯卡尔、孙宁忆和制片人马修的合照

孙宁忆

电影导演、编剧、演员。她曾在新加坡、中非共和国和巴西留学或工作，英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流利。2023年，宁忆执导个人第一部纪录长片《吃苦》。目前，宁忆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聚焦法拉盛一名女性移民的生平。在投入电影制作之前，宁忆获得塔夫茨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并曾在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维和部队做志愿者。

帕斯卡尔 Pascale Appora-Gnekindy

纪录片导演，来自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2023年，她执导了自己第一部纪录片长片《吃苦》。在此之前，帕斯卡尔指导了两部纪录短片：《我用双眼聆听》（My Eyes to Hear）(2017); 《两姐妹》(Two Sisters) (2019)。帕斯卡尔指导的短片在金沙萨国际电影节、喀麦隆国际女性电影节，以及巴西非洲电影展展映。

马修 Mathieu Faure

电影制片人和独立电影制作人。2018年，他执导、拍摄并剪辑的《被剪辑的人生》(An Edited Life) 获得学生奥斯卡奖。该影片在纽约纪录片电影节和全球和平电影节播映。2018年，马修获得纽约大学新闻及纪录片研究学位。毕业之后，他先后在CNN纪录片组和“今晚CNN”组工作。2022年，马修为法里德·扎卡利亚在CNN的节目做外景制作人。目前，他在Apple TV+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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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镜DOC：听说宁忆导演有天在班吉河边喝咖啡，看见一群人潜水采沙还和中国人做生意。你想一探究竟，便开启了这趟《吃苦》的旅程。在聊片中角色之前，能否请帕斯卡尔先介绍一下中非的采沙产业？当地人如何靠它过活？

帕斯卡尔：正因为有人潜水采沙，班吉才能建起一栋栋房子。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工种，也瞧不起采沙人。虽然得不到太多尊重，但他们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却贡献很大。没有他们，班吉就不能繁荣发展。有很多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被迫以此谋生。当然，也有许多采沙人没上过学。他们之前是反抗军，后来到首都班吉采沙，也算是重返社会的途径。

凹凸镜DOC：“潜水采沙”本身很有比喻性——采集河底古老的泥土，建起新的房子。影片中的采沙人托马斯非常有音乐天赋。他也算是暂时没法实现梦想，只能以采沙糊口的人吧？

马修：托马斯他9岁辍学，开始赚钱谋生。他十分寡言，却又很聪明，不靠言语与人交流，而是通过歌唱表达自我。托马斯的歌词深刻，惊艳到了我们。他确实梦想成为音乐家，所以经常唱歌。

孙宁忆：托马斯不识字，想法都存在脑子里。我们尝试过拍摄他创作的过程，然后就……没拍到什么。我们还带他去了当地的录音棚，连混音师都被他惊到。托马斯的确非常有才华，但又不得不到河里采沙赚钱，常常疲惫不堪。录歌又需要很多钱。对他来说，拥有一首真正靠谱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开启音乐生涯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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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镜DOC：片中的另一位主角是栾哥，当地人喊他CC。栾哥的基建项目会用到河里采上来的沙子。是什么让他从当地的中国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主线人物的呢？

孙宁忆：我花了快2个月物色人物，最终找到了栾哥。我之前没拍过电影，只能靠感觉选角。一开始我跟中国朋友聊天，有些人可能是困在班吉，不太愿意分享自己的感受。后来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栾哥，一接触马上就觉得是他了。

栾哥非常实诚，后来发现他也不太在意镜头。第一次见面虽然还很陌生，可他就已经坦诚地分享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他的生活和梦想。我选栾哥还因为他是基建项目的负责人，管着中非和中国的员工。栾哥已经外派非洲十多年了。他是典型的中国人，但幽默的性格、工作能力、语言技能，以及对妻儿的情感表达又是非典型的。栾哥身上特别有戏，所以能找到他，我们很幸运。他既中国又不中国。比起一般的中国人，栾哥更会表达，启发我们更多地思考国外生活。

马修：而且你俩相处非常融洽。他很快就接纳了你，还把老婆介绍给你认识，你跟郝嫂子的关系也很好。

孙宁忆：因为郝嫂子非常信任她老公。我问栾哥，“我能拍你老婆吗？”他说，“可以啊”。然后我就飞回山东去拍她。我俩一起吃饭，有时还一块抽烟，关系非常好。

帕斯卡尔：拍摄栾哥和他老婆不费劲，两人在镜头前非常自然。而托马斯的那条线却正相反。他个人虽然愿意被拍，但大多数中非本地人还是不太能接受镜头。托马斯的母亲宝玲（Pauline）接受拍摄，我们特别开心，她也成了片中的重要角色。宝玲话不多，但对儿子的影响很大，她希望儿子能过更好的人生。

马修：配角的存在至关重要。郝和宝玲这两位强势的女性，让影片的层次更加丰富。郝嫂子平常十分幽默但是有时候情绪不太稳定，会发一些脾气；宝玲总是管着托马斯，时刻提醒他应该怎么对待女性，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当然也在背后给他支持。她们给《吃苦》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正是出彩的配角让我们认为可以拍成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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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镜DOC：托马斯和栾哥的婚姻和爱情道路似乎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还是剪辑过程中有意为之的呢？

马修：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越看《吃苦》，越会不自觉地从爱情的角度来思考。托马斯是个很真实的人，热爱音乐，也爱女人。每当爱情出现危机，他不会尽力挽回，而是选择迅速翻篇。不过，这也要结合更大的文化语境去看。早起上班，赚钱果腹，就是他循环往复的日常。工作之余，托马斯还得处理非常多繁杂的事情，比如让孩子吃饱饭，照顾母亲和周围的人。而所谓的爱情也是一样的——“爱在当下”。当然，他确实总能坠入爱河。或许帕斯卡尔可以再多谈一点。

凹凸镜DOC：对，中非的男性会不停地换老婆吗（开玩笑）？其实影片并没有强调“国籍”这个概念，也避免树立建构在国籍上的刻板印象。可是，某种程度上讲，人物对婚姻的态度似乎显示了“中国”、“中非”的不同。

孙宁忆：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而且马修的回答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你之前没从这个角度分享过自己的理解。我们并不是为了给大家某种暗示才刻意这样剪辑，只是想到最后需要把故事线收尾。而两位主角的确都很爱自己的家庭。渴望陪伴是人性的一部分。当然，人们的价值观会有所不同。比如托马斯选择结束一段感情，再去找下一个迅速组成新的家庭，但每次都还是爱老婆和她的孩子。而在中国，尤其是咱们父母一辈或再往上，会竭尽所能维持住自己的婚姻。虽然现在依旧能看到这样的价值观差异，但我很赞同你刚才讲的，在影片中没有很明显感受到“国籍”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渴望陪伴和联结是人类的共性。不同的文化或许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价值观存在着差异，但人的渴望是相通的。

帕斯卡尔：在对待婚姻这件事上，托马斯基本可以代表中非男性，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托马斯一度下决心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不再换老婆了）但转头就进入到新的关系中。

马修：他和（片中）最后一位妻子组成家庭时，我们（私下）说，“片子得收尾了，实在是不能再引入新的角色了”。

孙宁忆：他连换了三个老婆，不断地带进来新的角色真的很让人很头疼。

马修：我们（作为吃瓜群众）特别希望他别再分了，“这个就很好呀！”（此处省略一些会剧透的八卦……）

孙宁忆：后来在剪辑的时候，我记得马修突然跟我们讲，“你看，其实托马斯喜欢像他母亲那样强势的女人。”“哦，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诶。”他的历任妻子都是很有主见的，不会选择默不作声。可能托马斯真的就是喜欢像他母亲宝玲那样的强势的女性吧。

凹凸镜DOC：我也很喜欢栾哥的妻子，郝嫂子。她肯定会在抖音上帮你们宣传《吃苦》的。

孙宁忆 & 马修 & 帕斯卡尔：没错！哈哈哈哈！

凹凸镜DOC：中非共和国一直处在内战之中，也看到有中国公民遭到袭击的新闻。托马斯和栾哥现在的状况如何了呢？

孙宁忆：中非的局势一直都很糟。我记得前几年就有中国公民在班吉之外的矿区丧命。首都相对更安全些，处于政府军控制中，有联合国驻军。可是你总不能指望联合国驻满整个国家吧。所以说，班吉之外，尤其是矿区就更危险。矿就是钱，是经济来源、自然资源。采矿一直是各方势力相争的危险行业。在首都做基建生意，肯定要比挖矿安全。

栾哥没有换公司，妻子也一直陪着他。如果有机会，栾哥也不介意去别的国家工作。我特别喜欢他这种“全世界任我行”的生活态度。目前他们夫妇二人仍在班吉。

凹凸镜DOC：那么托马斯呢？

帕斯卡尔：全球金融危机也波及到中非共和国。气候变化导致季节变化。降雨增多、洪水和干旱都更频繁。现在潜水采沙越来越难了。为了生存，托马斯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同母亲一起种地。目前他住在班吉还算安全，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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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镜DOC：我们都知道在班吉拍纪录片不容易，再加上疫情，能否再谈谈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呢？以及国际团队内部如何沟通？

马修：首先，之前也提到了，其实在中非拍电影仍然是忌讳的事。帕斯卡尔很厉害，项目刚启动，她就去跟政府打招呼，“各位领导，我们要拍一部纪录片，需要你们出一份证明。这样不管在哪儿被拦下，都能拿出来证实拍摄得到了官方的允许。”不过，就算有了证明，也挺麻烦的。中非内战不停，3/4的地区都被反对派占领。随时都能听到各种传闻，人心恐慌，非常危险。就在上周，有9位在中非共和国的中国公民不幸丧命。总体而言，安全是个大问题。帕斯卡尔还曾经被捕，在拘留所关了一整天，收到死亡威胁。类似种种可怕的事情不胜枚举。

帕斯卡尔：那是在圣诞节前夕，我要在首都拍摄反叛军造成的骚乱，碰巧总统的车队经过。一位警察下车拦住了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拍摄”。他们以为我在拍总统，就逮捕了我。虽然有政府开的证明，但我还是被关了整整24个小时，和外界失去联系，自己和家人都收到了死亡威胁。这真是非常可怕的经历。

马修：项目确实赶上了疫情，我们还经常生病，得疟疾。停水停电也是家常便饭。综上所述，拍摄条件很艰难。此外，很多场景是在河上的，非常危险。雨季水流湍急，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仅在拍摄期间，就有七位采沙工不幸丧生。托马斯真的是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除了在河上拍摄，我们还跟随片中人物深入山区，一爬就是几个小时，随时都可能被袭。村子离市区很远，要经过几个安全检查站。

帕斯卡尔很好地追踪了托马斯这条线。他这个人特别地跳，生活随时会发生转变。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又是另一个需要克服的难题。

最后一点，在拍摄之初，我们要先培训当地的摄影师。他没拍过纪录片，不知道怎么拍定场镜头、特写，怎么运镜之类的。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培训他，坐下来过素材，告诉他应该怎么拍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我也在和两个导演不断地学习、磨合。我之前是有经验的，但团队里面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

话虽如此，如果你对一个项目真的充满热情，是能像愚公一样移山的。宁忆之前也没有任何纪录片相关的经验，都不知道怎么采访人物。可是她做的非常好，也成为了很棒的导演。有一天，宁忆甚至提议要自己当摄影师。我都惊了。她上了5天的速成班，然后就拿起相机跑去班吉拍摄了。我们的经历证明了“有志者事竟成”。

孙宁忆：有次帕斯卡尔在河边拍摄，我去探班。当地人立马就围上来喊我“White woman！（白人妇女）”虽然团队的人在旁边，但这已经让我觉得有点不安全了。我成了“干扰因素”。那之后，我决定撤出来，不再去帕斯卡尔的拍摄现场。我拍中国同胞的时候，她过来过几次，融入更容易。可是，我得专注导演，边拍边学，就没办法及时帮她翻译。我们只能在每次拍摄后复盘。刚才马修提到的速成课我是在北京上的。那时候快到春节了，我知道这是必须要拍到的一个情感高点。

虽然栾哥和郝嫂子很喜欢我们的摄影指导，但他们的宿舍太小了。大家都挤在一起会很难受。那就只能我自己上了，所以就报了个速成班，之后就去了班吉。我在那儿拍摄了两周，临走之前还发了次恐慌症，拉肚子。当时我以为赶不上测核酸，也上不去回美国的飞机，就突然恐慌了，在床上狂哭了10分钟。不过哭完就好了，爬起来，弯着腰去把核酸做了，也赶上了飞机。简直疯了！我父母也觉得我疯了。我父亲说，“你找个不会让你发疯的工作吧！”

我每天都和郝嫂子微信聊天。我母亲看到特别受感动，她觉得我确实投入时间在人物身上。当时郝嫂子挺孤独的，她家里有一些让她不开心的事，但我花时间听了每一条60秒的微信语音信息。不管是团队，还是家人的支持和肯定，都让我很开心。

我还想提一个中国朋友们可能会感兴趣的细节。中非的网费特别贵，而且没有无线网络。那里所谓的“无线网”是，你买50G，再共享热点给周边的人。12个G的流量要花40美元。简直了！帕斯卡尔得找联网的地方上传所有的素材。我们还买了稳压器，以防笔记本被烧坏。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还经常停水。实在忍不了，就用水桶手动淋浴。在中非共和国的生活真的很艰难。只要一开始讲拍摄，我们就停不下来。

帕斯卡尔：开片的镜头（天还没亮，托马斯在河上）很美，对吧？我家离拍摄场地很远。为了那个场景，我必须凌晨3点出门。那个时间段，女性单独外出是非常危险的。

中非是个父权社会。起初，摄影指导不太能接受我才是导演，因为通常都是男性领导团队，下命令。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让大家习惯，我是女性，也是领导团队的人。最终他们理解了，也给予我信任。

凹凸镜DOC：《吃苦》在哥本哈根首映，之后也将去各大节展。即使在中国或欧美，很多人也可能不太清楚你的生活被拍摄，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观看意味着什么。托马斯和栾哥如何看待自己被拍摄，以及被全球观众看到？

孙宁忆：在拍摄中，嫂子有时情绪不太稳定。我们知道有必要先给被拍摄对象看过，获得允许再放映。她问过我，“会很快在国内上映吗？”我能理解她的担忧。不过我回答说，“这部片子可能得拍一两年，到时候有些情况可能会变”。我们之间的沟通一直很好。

最终，我们把这部片子放给他们看，大家都非常感动。我能感受到嫂子会觉得他们“被看见”了。因为在中国，很少有人会关心这对来自山东肥城的夫妇。老公在外国打工了十几年，他们究竟牺牲了什么？或许连她也没意识到牺牲了这么多。选择驻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要赚钱。而《吃苦》记录了他们当下的生活——一段非常感人而温馨的经历。

栾哥甚至是和他儿子一起看的。他儿子一直在问栾哥要片子看，非常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国外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其实也采访了栾哥的儿子，发现他超级了解班吉超，对那里的气候、地理环境都了如指掌。《吃苦》给一家三口提供了不一样的沟通方式。我很开心他们能喜欢这部片子。

帕斯卡尔：我们在班吉举行了私人放映，托马斯和宝玲都来了。他的新任老婆也来了（笑）。我知道托马斯非常高兴终于被大家“看见了”。大家也认识了他，不再感觉陌生。影片最后，托马斯唱出了希望被看见，融入世界的愿望。而《吃苦》帮他实现了愿望。有一位参加放映的观众说，以后走在班吉河边，不再会像以前那样看待采沙人了。对于托马斯和他的同行而言，这是巨大的胜利。

凹凸镜DOC：“吃苦”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词，你们从提案阶段就定下了这个片名。在中非是否有对应的说法？

帕斯卡尔：我们本地的桑戈语是没有对应说法的。不过，托马斯确实吃了很多苦。有时候，他表面上有说有笑的，还会唱歌，但内心备受煎熬。为了更好的未来，托马斯牺牲了很多。总体而言，我们都吃了很多苦。

凹凸镜DOC：之所以提到片名，是因为亚洲人、中国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吃苦耐劳，不怎么享受生活。

孙宁忆：嗯。我还特意问了马修《吃苦》的法语片名。他说是“souffre en silence（沉默地煎熬）”。这和中文的“吃苦”不一样，但马修说只有这样翻译，法语观众才能明白。这就是帕斯卡尔提到的，托马斯表面看着挺开心，但内心很煎熬。“吃苦”的中文意思是，表面和内心都不开心，但说服自己现在的痛苦是为了最终的幸福。我觉得中非朋友的一大优点是，他们很容易开心，不像咱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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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镜DOC：《吃苦》在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节上首映后，丹麦观众的反响如何呢？

马修：我觉得观众没想到会是这样一部片子，因为他们对中国和中非有比较片面的预设。《吃苦》并没有讨论文化碰撞，而是真实地展现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们，以及他们是如何变化的。虽然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但很多相同点是观众也能产生共鸣的。我们没有带给观众期待中的“文化碰撞”。《吃苦》接下来还要去瑞士真实影展、加拿大Hot Docs国际纪录片节、亚特兰大电影节以及新西兰边锋纪录片节。我们特别高兴可以给观众展现不同的角度。

孙宁忆：当我决定要拍这部纪录片时，就告诉其他主创，我们要拍的是普通的中国人，而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也不想讨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或是只关注经济、政治的片子。大家平时看了太多欧美媒体的片面报道，只把人当成数字看。你在媒体上了解的新闻，有必要再通过电影强化复习一遍吗？

哥本哈根的观众看懂了，我特别开心。不管是映后还是私下交流，都有人跟我们讲，“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角度”。我想说，这才是最自然的呀！《吃苦》的角度大家早就应该看到才对。虽迟但到，我很高兴最终由我们来呈现给观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忠于角色、故事和创作，这点我特别骄傲。要转向政治经济等严肃的角度很容易，但我们决定忠实于角色。

丹麦最大的日报《政治报（Politiken）》给了我们的评价（满分五颗心）。他们打分很严格的，能给到这个分数实属难得。我很喜欢其中的一句评语——“故事巧妙地省略了大背景。”乍听起来可能一头雾水，可是看过《吃苦》的观众和我们主创都能立马get到。的确，“大背景”都反映在“小人物”的身上，融进了他们的故事之中。这一点观众接收到了，我特别高兴。

我欣赏新闻调查性的纪录片，但能拍出很切近人物的，温暖而有爱的作品也很好。这类作品或许没那么“有争议”，但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分享，通过电影产生联结。我认为这是《吃苦》的核心价值。

帕斯卡尔：《吃苦》和观众通常看到的作品有所不同，它呈现了几组家庭和两个社群。影片让观众更多地留意以前没怎么在意的人群，同时给予不被关注的人发声的机会。

孙宁忆：我有个在当地的朋友看完之后说，“以前都不知道班吉河原来这么美”。《吃苦》让大家注意到了日常的美好，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

凹凸镜DOC：你们去了很多的提案，也获得了许多重要节展的资金支持。能否分享一下经验呢？

马修：我负责写提案计划书。当然，包括导演陈述在内的部分，还是要坦诚地表达。其实，我们也是等了挺长时间才获得第一笔资金支持的。不论是计划书还是初期的样片，都让读者和观众感受到这部片子的独特性。大家知道这个项目有点东西，可是也在犹豫，“嗯……新手导演到底行不行呢？”

在提案的时候，我们充分地展现了对角色和故事的热情。当别人对你有所怀疑，你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就好像面对歌利亚的大卫一样，没有人能阻挡我们。能够获得圣丹斯、Hot Doc、IDFA等等的支持特别好，起码让我们有钱拍摄。很多人不敢相信，这部纪录长片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后期。我们从去年6月开始后期制作，今年1月定剪。还是那句话，想做就去做。

孙宁忆：当时压力真的很大。有个老师免费来做影片的顾问，连他都说，“确实啊，你们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能不大吗？”那是因为怕钱用光了，所以后期不能停。我们的资金只能支撑三周。钱打不进来，就得停工。那时候真的很紧急，还好最后资金到位了。我和马修为了付钱给其他人，自己的工资就先欠着。

很多朋友惊讶于《吃苦》拿到了非常多的资助，我觉得这要归功于帕斯卡尔能够带领我们深入当地社群。这部纪录片不只是中国人，或者欧美人的叙事，而是由来自中国和中非的两位女性导演联合创作。这让我们的提案更加真实，有说服力。虽然之前提到很多拍摄的困难，但我们确实获得了几乎所有主流纪录片制作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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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镜DOC：两位女导演都是从其他的领域转行拍电影的，你们是如何成为电影创作者的呢？

孙宁忆：我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学葡萄牙语，研究生去美国读了国际关系。再之后，我作为联合国志愿者，派驻到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那时，有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马修。起初我是准备拍一部短片的，因为我没有任何纪录片的经验，所以这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我们后来意识到，如果有一位当地的导演联合拍摄会更好。于是我去了班吉的法语联盟，遇到了帕斯卡尔。

一开始我还不太懂。记得第一天拍摄，我就喊当地的摄影师，叫他开机直接拍。我以为，跟着人拍就叫记录真实的纪录片。这之后，我慢慢开始从当地经验丰富的团队身上学习，还向远在纽约的马修取经。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和我们电话沟通，因此我学得很快。马修忙着申请各种拍摄资金，我的自信也增加了不少，逐渐觉得有能力拍出一部多维度的纪录长片。

帕斯卡尔：在创作电影之前，我做了5年的计算机工程师。我对纪录片很有兴趣，就报名了班吉法语联盟的一个工作坊，学习如何拍电影。2017和19年，我拍摄了两部纪录短片。后来宁忆找到了我，讲了她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部片子的合作。《吃苦》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而且影片有两个主角引领的两条故事线。

凹凸镜DOC：想请两位导演整体回顾拍摄第一部纪录长片的心路历程。

帕斯卡尔：对我而言，让别人听懂“我是女性，我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是首要挑战。中非共和国的影视行业本就不大，极少数女性的从业者要面对复杂的问题。就算行业接受你的存在，你也可能没有发言权。

在中非，做女人本身就很难。我们国家也有很多针对女性的“三从四德”。女性在家里要负责照顾孩子，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我需要找到平衡，让大家理解，我是中非人，但同时也是创作者，拍电影是我的热情所在。

有一天，我刚拍摄完，家里又断电了，我只好投奔朋友，把素材传上网。忙完回到家，母亲走过来吐槽，“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呀？你这样的肯定嫁不出去，没人愿意娶你……”

孙宁忆：你是来我家的对吧？当时你还抱怨说，“只要你在班吉，我就回不了家。”（开玩笑）

帕斯卡尔：最后一点，我们国家不怎么接受残障人士。作为导演，我有时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每次都需要别人帮忙。考虑到所从事的专业，我的身体条件是个挑战，但我也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

孙宁忆：现在对女性电影创作者的帮助挺多的。我获得了很多支持和建议。就《吃苦》这个项目而言，代沟是一个挑战吧。我今年34岁，栾哥50出头。另外，不同的移民有着不同的背景。当然，我和被拍摄对象有很多共性，比如我和栾哥都有远大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选择出国赚钱，追逐梦想，和国内家人的关系就有所牺牲。这些是共通点，但我俩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因此，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和精力去理解他，建立联结。

《吃苦》是我的第一部长片，国际团队合作是非常大的挑战。在疫情期间离家在外的拍摄，如何应对内外部的文化差异？每个人都会有预设，当你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如何改正并继续向前？

我记得第一天拍摄，当地的团队迟到了，我忍不住大哭。班吉有宵禁令，凌晨5点前人们是不能外出的。那天为了拍摄，我违反了宵禁，早上4:30就出门了。5点到现场，等了40分钟人还没来。等他们到了，发现我在哭。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合作。晨光已经没了，现在该怎么办？”摄影指导回答，“我刚才骑摩托，路上出车祸了。”我说，“那你怎么不跟我讲呢？”他说，“我有必要告诉你吗？人生就是不可预知的。在班吉，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我不可能事事禀报你吧？”

在中非，如果你被人鸽了，那就不用等了，接着做下一件计划的事。没有所谓的守时，或者及时沟通情况。中非人民没这个习惯。不过，他们逐渐习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到哪儿了。我也能接受他们迟到10-15分钟。双方都有适应文化差异的过程。他们也是不懂，为啥宁忆什么都要知道（开玩笑）？大家都不容易。“国际团队”听着很高大上，实际操作起来挑战很大。

凹凸镜DOC：就像马修说的，“有志者事竟成”。感谢三位接受我们的采访。马修和帕斯卡尔，欢迎你们来中国！

剧照、幕后照等物料均来自《吃苦》官方。阅读影片更多信息可访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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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们在中非拍纪录片｜多个国际影展入围《吃苦》主创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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