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华评《康有为在海外》︱康有为为何在美洲变身党魁

张荣华

2018-07-17 09: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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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祯、[加]张启礽 编,《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183页,60.00元
卢梭有言:“要研究一个人的心,还须退回来看看他的个人生活。”年谱在追踪个人生活方面,以其解释性少、写实性多而比传记更具客观性。有关康有为的年谱虽已不下五六种,而依梁启超所言,只要“各尊所闻,各述所知”,续出的谱记之作仍会受人欢迎。新刊《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一书,理应受到学界重视,缘于已出康谱都对其海外流亡生涯记叙简略,语焉不详,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编者身为康同璧秘书张沧江哲嗣,也是《南温莎康同璧旧藏》的持有人,本书虽是不足二百页的薄物小册,却能熔铸新材,通过逐日寻踪兼远观侧写,撮述谱主著力之事和苦心之处,呈现其流亡美洲时别样的精神眉宇。细读之下,颇能领略本书出乎同类作品之上的两个特点。
康有为和女儿康同璧
一是广为征引南北美洲各地西文报刊及相关档案文献,不啻为研究探索别辟新径。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抄录康氏诗文极夥,后出几种谱记也多如此。本书编者则另辟蹊径,藉侨居北美之利,留心查阅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各埠地方报纸,从中爬梳相关实况报道,基本理清康氏在美洲三四年里的具体行踪,并参阅各类档案资料,勾勒出康氏在美洲大地到处演说,频频出镜,与政府首脑、地方官吏、工商巨子、教会人士等会面互动的场景,颇能克服同类谱记中粗笔划史、行踪模糊的弊端。书中援引美国政府档案,明白交待了康氏两次晋见罗斯福总统的前因后果,其价值不言而喻;所述谱主与美国伊利诺伊州传教士杜威的交往情形,即可纠正拙文《维新事业在美洲的拓展与挫折》中有关考释的失误。
二是插附多幅旧照图像,使历史场景与谱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诸如康有为初抵加拿大时,在哥伦比亚省议事大厅演讲的现场照及与接待官员的合影;负责康在加期间人身安全的加拿大骑警照;康在美洲各埠时下榻的旅馆照;与美国传教士会谈后的集体合影;保皇会定制的“铜宝星”会章像照;康在墨西哥开办的华墨银行建筑照等,不仅有补充文献记载不足的功用,也能使读者感受往昔的真实场景。前贤所谓好的历史书“图与文如鸟之双翼,互相辅助。”(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录跋》)编者于主观上有意趋向此目标,客观上也为干巴巴的纪年平添了些许阅读兴味。
康有为在纽约
图文固然醒目,瑕疵尤其刺眼。从书皮到内叶,本书可谓问题多多。先说书名的不妥当。“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只能指康在美洲的活动,主体须一致,编者却说“美洲辑的意思仅指本书史料收集基本上是在美洲完成的”,既有悖常理,也不合语法。好比某歌星海外巡演的美洲专辑,却被告知是在美洲制作的内地演唱曲目。副标题也拟得古怪,并不存在名曰“南海康先生年谱”的书,本书专为补充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而作,理应署完整的书名;《续编》始于1899年,本书偏要提前一年,已属无谓,而1898年下仅“慈禧发动政变”等四句空话,岂非贻笑方家?
至于内容上的舛误,大致可归为三类:不明出处,编例不清;详略失当,引述混淆;以及考证失实,文句不通等硬伤。
本书摘引相关报道,偶或注明来源,多数不标出处,有违言必有据的撰谱原则。如记1899年5月31日康氏到英国,指出康本人《补英国游记》谓5月19日抵英是错记,却不提供任何文献依据。1905年5月记康应美国牧师杜威之邀访问伊利诺伊州,并发表演说和声明等,也不标示史料出处。56、57页详述谱主如何在美国驻加拿大领事帮助下获得赴美签证,也不附注来源。1899年5月下插入多段楷体文字,有康同璧《续编》文、康有为诗题,也有编者记叙,混淆而不明所自。其中一段是康氏自述,却标注“来自另一份报章报道”;类似“西雅图的一则报道说”(40页)的标注,同样使人不知所云。编者交待凡例之一:“书中所有未标明出处的楷体文字,均出自《康同璧档案》、康同璧自传文稿及张沧江手稿”,康同璧档案中有数十人信札,怎可概以楷体标示了事?凡例首条谓採用公历纪年,仅在目录各年份下附旧历年,却于记文中频频插入农历纪时,自坏体例。如“3月16日 康有为于二月十一日到洛杉矶”(68页),记“到洛杉矶”四字即可;“10月30日 康有为甲辰九月廿二日重返大西洋”(52页),记“重返大西洋”即可。至于1907年“1月1日 丁未元旦”(112页)的表述实属荒唐,公历1月1日怎可等于农历新年?
书中记述混淆、详略失当之处也屡屡可见。比如摘引李福基《宪政会起始事略》一文,却无端混入编者记文(4-5页);记(1899)4月15日接电报“不被允许入境美国”,4月19日又记接电报“不被获准进入美国”,究以何说为据?(1907)先记7月18日应弗林特之邀参观其“运动员之家”,又倒记7月17日应邀参观其“运动员俱乐部”,何日为是?记述保皇会改名“帝国宪政会”的具体日期,居然有五种不同表述(1906.9.1;1907.1.1;2.3;3.16;3.23),何时为准?
记述如何剪裁取舍,编者固然可以自有主张,但书中摘录文献时每每详略失当,明显不合常规。如1904年11月内,分别记康氏致信加拿大总理、接受渥太华报社记者采访以及在温哥华等地演讲,所记皆不见于《续编》及各种康谱,实应作内容摘录或简述,而编者于信函、演讲无只字介绍,却不厌其详地抄录已见于结集的三首长诗和欧洲十一国游记序文等。编者援引1905年美国多家报纸报道,记载康氏数月内在美各地所作十馀回讲演,对其内容也不作概述,却偏好抄录诗作。详述康氏1905年与美传教士杜威在各种场合的友好交往情形,却不提杜威在西报上公开抨击康氏、以及后者布置回击之事,也明显失之片面。《南温莎康同璧旧藏》所见康氏信中数次促容闳英译《我史》,及布置谋刺孙中山之举,也是必记而本书失记的大事。由《旧藏》存札所见康氏对女儿与罗昌恋爱之事的武断干预,和由此引起的矛盾,也应予记述,藉以了解其人格和性别观,实在算不得小事;就象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埃及女人站着撒尿,男人则是蹲着”这样的琐事,却备受后来人种学研究者的重视。
康同璧《续编》摘录谱主诗文极夥,编者分年照录时概予删削,符合行文经济的原则。但除了偶将谱记与康作一併删去(1904至1906及1909年下都有漏辑),未对《续编》明显错误加以改正(如1905年下记“十一月三日登绝顶,六日往堪萨斯”,末了又记“十一月三日赴墨西哥,六日至莱苑”;一天内不能同时现身美、墨两地。),主要问题是《续编》被再三地“照录”,在各年正文前及附录中照录之外,1903、1905、1908等各年正文内又见摘引,可谓一编之中三复其言。据核计,本书正文计一百六十四页,《续编》文字占去六十二页,扣去大量影像图片所占篇幅,编者文字尚不及康谱之多。本书1899、1904至1907数年内容确属有价值的充实,其馀年份基本是照录《续编》而已,删之不足惜。不妨径以康同璧《续编》更正稿为主体,附以编者的新获,方属名实相符。
至于本书存在的硬伤毛病,更是在在而有。如1905年6月10日记“康有为以旅美华人的名义发出一份拒约公告”,而据所附公告影印件辨识,实为徐勤就广东公学办理情况致保皇会员的公开信。编者的张冠李戴之举,也见之于132页“图70:苏彝士运河”,图片上分明有谱主手迹“水木明瑟,坐者忘世间矣。甦 威廉舒园”,德国小城亭园,硬被编者认作中东运河。康有为著《金主币救国论》刊行于1911年,康氏自序于1908年冬,又有1910年识语云“成于五年前”。《续编》将成书时间系在1908年底,因其1905年一直随侍左右,全年行止尽在掌握中,故未采信乃父之言。而编者无任何新证,仅据康氏兴到之语,将成书时间系在1905年,毋乃过于轻率。书中多处文句不通之处,如“洛杉矶举行盛会招待康有为”(68页),“演说比令、粒士顿”(88页),“致谭良,办酒楼”(93页)之类病句,实在是不该出现的。编者将西报报道译成汉语时也常犯错,如“他和他所崇拜的知名人士通话”(8页),应改作“他和崇拜他的知名人士通话”;“一起发表反对排华法案、反对美国和列强要求中国单方口岸开放政策”(73页),句子明显断气;“在他之前的旅行中,特别是俄罗斯,他一直试图避开到那里旅行,因为当时的日俄战争和会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会带来不便”、“我们有大概超过一万种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工程技术书籍在使用,其中大部分涉及进步运动”(106页),译文如此不堪,不如直接摘引原文为宜。
曾经有人因曲解《论语》而招来“孔子很生气”的调侃,面对这本编得乱糟糟的小书,想必康子也会不高兴。一连串舛误居然也能躲过编辑的法眼,名牌出版社的编辑似乎缺乏必需的基本学养。张元济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发出一声叹息。
康有为海外流亡地图
由阅读本书引出一点思考。与康有为海外流亡生涯相始终的,是清王朝谋求全面改革失败而走向衰亡、最终被党国体制取代的进程;是这一进程制约着康氏政治理念的演变,抑或相反,康作为时代弄潮儿,发挥了引领此趋向的作用?这一问题视角,显出康氏在美洲蜕变为党魁的意义不同一般。
保皇会成立不久即有“国际第一大党”之称,在更名前已具政党雏形,1905年康氏在美国时宣称“我们的政党正日益壮大,其目的是拯救中国。这是我的工作,我冀望海外五百万中国移民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核心。”(本书第80页)在他看来,1905年以后国内的宪政运动,正是推行政党治国的开端,得悉张謇出任江苏谘议局局长,他即直接等同于宪政党领袖,并于1906年致梁启勋信中说:“季直必为党魁,吾早言之。”
康本人当然也是以党魁自居,他只是觉得回国发展党组织的时机条件还不成熟,只得暂由张謇独领风骚,“移植党于内地,今尚未能也。”在建党过程中,除了拟章程、掌财权等,尤需形塑党魁的非凡形象,为将来执政作铺垫。所以在托容闳英译《我史》向世界推广之际,还拨冗重作修订,在1858年“生于其乡敦仁里老屋中”记文下,添加“生时屋有火光”六字,刻意营造一层超凡入圣的“东方红”光环。他明白拒绝梁启超所封“孔教之马丁路德”的头衔,却欣然接纳“中国之摩西”的称号(本书第65页,显然“立功”之意更甚于“立言”。他要当摩西式的实际的人民领袖,象摩西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压迫统治那样,领导国人挣脱异族的腐朽统治。
他与皇帝的关系显然是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及康氏亲友皆肯定康对光绪帝始终怀有崇仰感恩之情,实则就刊布奏稿一事而言,康氏未必真把光绪放在眼里。《戊戌奏稿》虽迟至1911年出版,其中大半奏折已在1898、1899年《知新报》《清议报》发表;1899年撰《我史》中,不厌其详地罗列十馀年里所上各份奏疏的梗概,并旁及代人上言内容。康氏举动看似寻常,也不见有研究者驻足留意,其实很值得一探究竟。
儒家有一条经义,是所谓“事君欲谏不欲陈”,据说是孔子定下的规矩(见《礼记•表记》);谏和陈有私下、公开之别,意思是说,皇帝也是平常人,也会犯错,大臣上奏言事、纠失正误,限于小范围即可,不应公布而有损皇帝颜面。北魏孝文帝从帝王立场对此作了极端解释:“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魏书•高允传》)他以高允为例说明忠臣就是“正言面论,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或者象李孝伯那样,上朝“切言陈谏”,回去即“削灭稿草,家人不知”。类似事例也数见于后世,如唐太宗时,以“分桃”典故出名的马周,《旧唐书》本传说他“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直至明末,崇祯帝还据此归纳出一条定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近期热议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之论,在汉唐史籍中可找到丰富的反例,惜辨论诸君只看西洋景,不顾本地风光。)
《戊戌奏稿》
搬出上述故事,意在反衬出康有为的大胆创举。梁鼎芬曾吹嘘康“上书不减昌黎兴,对策能为同甫文”,殊不知韩愈、陈亮的奏疏皆于身后由子孙后裔刊出。即便在晚清,如林则徐、王茂荫及曾、左、李、张等人的奏稿疏文,都是在自身和受谏君主作古之后,由子孙或门人辑刊。康氏的破记录行为,与其说是罔顾经义,不如说是显现经义施行内外有别的立场。他迫不及待地发表奏稿,不顾受谏的光绪还在台上,固然可借用万历皇帝对臣下类似举动的训斥“还是沽名钓直的多”、“他还是出位沽名”云云作评价,却也暴露出他无视清廷权威、不认可其统治合法性的心思。
在远离故土的环境下,康有为可以对西报记者直抒己见,表示满清统治已难以为继,他的使命就是“把他深爱的祖国从腐朽的政府手中夺回,并使之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行列”。在海外组建政党,“即与立国无殊,则以外中国而救内中国”(本书53页、66页)他公开宣言要抹去清朝名号,“改大清国为中华国。中华名至古雅,至通而确,将来永为国名”。章太炎提出中华民国的名号,尚在数年之后。康有为打出“保皇”旗号,所保的皇帝已非具体个人,而是抽象化的政治符号。他心仪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想在中国的政治变革实践中作全方位移植,这就需要有一个抽象的“虚君”符号。法国革命出现流血惨象,缘于他们把国王杀掉了;英国实现平和的权力更替,是因为有土木偶式的君主坐镇在上,虽形同虚设,却有避免暴力冲突、杜绝野心家觊觎之念的妙用。他设想在中国政治革命中践行这一英国“政化学”原理,在“虚君”宪政旗帜下,完成满清向汉族的权力“内转”进程。他认为这一内转过程始于曾国藩,将终结于他作为政党领袖而归国执政,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不流血的权力更迭。这也就是康有为在美洲变身为党魁的意图与雄心。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康有为,流亡,美洲,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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