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从“秩序的根基”中思考……自由与保守

《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588页，138.00元。

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现代保守主义之父”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初版于1974年，当时的美国正面临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危机，柯克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帮助公众和大学生重新认知美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那么，在中美贸易战风云变幻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清晰的特朗普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新保守主义），这部著作应该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知美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虽然它写于差不多半个世纪前，但是当年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里根总统的施政大计，而今天特朗普的“以实力求和平”则被认为是里根主义的翻版和延伸，他的内阁又是以新保守主义为主调，历史的相似性与美国基本制度的稳定性无疑使这部著作对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特朗普的善变与推特秀的背后，我们需要重新理性地认识何谓“美国秩序”和“美国根基”，进而思考目前围绕着贸易战和战略格局的变化而出现的种种论述。除了这个较为明显的理由以外，我认为借此还可以重新反思历史上导致秩序之中断、根基之断裂的战争、革命等巨变的前因后果，从中思考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人性与制度建构等更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柯克在书中指出，“一旦革命或战争摧毁掉某一既定的秩序之后，民众便发现，为了能够生存下来，重新寻找秩序原则就成为当务之急。一旦他们终结了一种旧秩序，革命者会进而命令构建一个新秩序——通常，新秩序比他们推翻的旧秩序还要恶劣”。（6页）“借用乔治·桑塔雅纳的名言，那些无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忽视秩序根基的人急需浇灌这些根基——尤其是在他们有了在无序的干枯荒原游荡的经历之后。”（7页）历史巨变或渐变中的“秩序”与“根基”的前后对比和横向比较，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范式。“那些无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那些忽视秩序根基的人急需浇灌这些根基”，一个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这些告诫的确值得反复思考。

美国政治理论家拉塞尔·柯克

“译者序”对于柯克在该书中的核心论述做了简明的概括：“究竟是什么让美国与众不同地保持着长久的活力、自由和繁荣？……柯克给出的答案是，基于基督教信念的有秩序的自由是美国强盛繁荣的最重要、最根本原因。柯克从西方文明三千年历史中萃取出来的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柯克把美国秩序的根基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认为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柯克念兹在兹的是，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那些永恒之道，而这些永恒之道就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柯克站在现代保守主义立场上对“美国秩序”作出的描述和判断，在这里的“秩序观”中所包含的历史性因素与逻辑联系是一种关于“成功之道”的合理的叙事结构，也一下子就凸显出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中关于自由与秩序的基本价值取向。

福里斯特·麦克唐纳德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认为柯克的作品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特征：“既具有永恒性，又非常切近时代；既具有超越性，又有针对性。”（5页）但是麦克唐纳德也指出，《美国秩序的根基》的基本论点使该书置于美国主流的历史论述之外，因为后者一般认为宪政体制是18世纪美国人思维的自成一体的产物。（7页）在我看来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主要论点，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保守主义者所珍视的思想传统对现实政治进程影响的确证是很有难度的议题，所谓“两千五百年演化的成果”如何在纯粹的学问——历史文献、文物与事件及人物的实证研究——中一一落实，应该说不是柯克这部著作所能解决的。事实上我认为柯克也无意把本书写成那种专深而正统的历史学专著，他甚至没有在具有全书导论性质的第一章中提及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叙述框架，而只是围绕“秩序”这个主旨进行概括式的论述。麦克唐纳德说柯克的智慧是某种远远超越于纯粹学问的东西，同时提醒读者在阅读中要密切关注那些细微之处。（7—8页）这是一部以思想性启迪读者面向传统与新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著述，虽然它所承载的具体内容都是属于政治史、宗教史和思想史等历史研究分支的重要论题。

《多余人的回忆》，艾伯特·杰·诺克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二战期间，正在军队服役的拉塞尔·柯克就熟读了艾伯特·杰·诺克（Albert Jay Nock）的《多余人的回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并深受其不妥协、不屈服于时流的保守主义精神气质所鼓舞。在四十年代这种保守主义虽然只是在历史的岩层间悄然流淌的的小溪，但是其中所呈现的思考倾向已预示着转折性的变化即将到来。理查德·维沃在《思想的后果》（1948年）中认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道德失败的源头就在于人们抛弃了普遍性的信仰；惠特克·钱伯斯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冷战作为“两种不可调和的信仰”之间的斗争，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信仰人和信仰上帝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西方世界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背离了上帝，认为在地缘政治斗争的背后更关键的是宗教和精神斗争。在1950年代初，拉塞尔·柯克在他的《保守主义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 ，1953；也有译为“保守主义的心灵”，窃以为这更加符合柯克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根本问题不是出在头脑中而是在心灵上）中考察了从英国到美国持久地发展的保守主义思想传统，指出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要捍卫的是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这部著作的出现被称为美国保守主义从低谷中重新崛起的里程碑，保守主义在美国不再受到轻视。

The Conservative Mind

柯克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据说他曾经为保守主义的舆论刊物《国民评论》写了25年专栏文章，他还发表了大量演讲和参与电视谈话节目，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发言人。柯克常自称其奋斗目标是捍卫那些永恒的事物、秩序、法制和自由传统，维护道德秩序，并继承文化的遗产；其信仰之真诚和意志之坚定断无可疑。从思想系谱来看，50年代的美国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稍为接近，而在理论上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呼吁重返传统宗教伦理和古典自然法教义。在“自由”论题上，他们反对个人放任，赞成国家的治理秩序和精神共同体，但是在经济领域中还是坚持自由市场，尊重个人财产全和自由选择，但同时认为自由的经济秩序不可能长期离开道德秩序而存在，因此政治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从传统到制度，保守主义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由于美国的自由制度和保守主义强调对现存制度的维护，它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它反对的只是政治激进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而在美国的极右派人士看来，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属于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大家族，只是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先后位置存在分歧。更为具体来说，柯克的保守主义坚信的是信仰与道德、内心自由高于外在自由、秩序是首要的基础、国家是自然形成而且是必要的、维系社会的是精神共同体等。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要反对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约束的资本扩张，也承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和正义价值的普遍性，同时也坚信自由具有首要的价值位置——这与柯克的“秩序”第一当有不同，我想可以从不同的生活语境与生命体验来理解这些差异性。在这里顺带要说的是我也无法认同柯克经由柏拉图思想的路径而得出的内心自由高于外在自由的观点，通过内心的心灵净化便可获得“自由”，实际上也就是说信仰与服从上帝就是自由，不仅过于主观化了，而且在政治社会中这只能是在客观上使人沦为奴隶还不自知、屈从于暴政的心灵鸡汤。

柯克在这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开篇就提出“何为‘秩序’？”的问题，但是他似乎没有下严格的定义，而是以希蒙娜·薇依的经历和言说以及“秩序”的反义词“失序”来表达秩序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他说的是美国的“秩序”，比如说“法律”与“秩序”总是合在一起使用的，“秩序”意味着一种和谐机制，秩序与正义、自由是协同并进的，等等。（3—5页）当他说“抗议现存的秩序就是抗议幸福、正义、自由和繁荣”（477页）的时候，所指的也是“美国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在秩序、正义和自由三者之中“秩序”应该居于首位：“因为只有在合理的公民社会秩序之中，正义才能实现；而且除非秩序能赋予我们法律，否则自由无非等于暴力。”（5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显然赞同他的俄罗斯朋友的观点：“我尽管非常痛恨独裁者，那时却认为极权政治秩序再可怕，也比无序好。很多人可能会在极权制度中活下来，却无人能在普遍的无序中幸存。”（同上页）从一般的情况来看，这种观点符合人们的逻辑思维与生活经验，就如中国人说的“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秩序”却在没有战争和重大灾害的和平环境中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中一个真实状况就是由于无比刚性的“秩序”的极端化管控使人们连逃命的自由、甚至连逃命的本能都失去了。面对这种极端的历史情境中的“秩序”，还能说“极权政治秩序再可怕，也比无序好”吗？不难明白的是，柯克关于“秩序”的概念与来自另一种生命体验中的“秩序”完全不一致。可能由于生活语境容易对人的思想带来固化的影响，“秩序论”总是容易让人产生警惕，那句“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而行！”中的“自由”在某种生活语境中完全可以用“秩序”代替。

与政治秩序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是成文宪法，柯克认为如果一部成文宪法能持久存在，说明它来自长期确立起来的各种习惯、信念、制定法和利益，并且反映了被人们所承认的一种政治秩序。他由此强调宪法是逐渐形成的，1787年宪法不是凭空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根基。在“梭伦与雅典政体”一节中，柯克说，“在美国日常的新闻用语中，梭伦（solon）已成为立法者的同义语。如果没有梭伦，也许美国照旧会有一部宪法；不过这部宪法的下述色彩会淡得多：‘制约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妥协，以及‘混合政府’（mixed government）。在新兴的雅典城邦，梭伦阐述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这些原则。在梭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些原则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和其他古典政论作家重新阐述；它们逐渐成为整个西欧地区以及新世界（各种不同形式的）宪政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61—62页）另外，梭伦宣称只有依靠公义的秩序，共同体才能长存。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民政官，已陷入绝境的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同意赋予梭伦“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措施”的权力。权力有何等巨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这早已成为人们对公共政治最基本的认知。柯克说，“如果被授予如此的权力，几乎任何其他希腊人都会让自己成为暴君。可是，梭伦拒绝了攫取绝对权力和巨额财富的机会，治愈了雅典社会的毛病。”（63—64页）

柯克考察了梭伦所描述并身体力行的那种秩序的伦理根基，包括相信最高神宙斯是公正的，神的正义会让作恶者得到报应；“正义，虽然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65页）这是关于正义的信念，鼓舞人们在专制暴政下不要彻底失去失望。那么，“很久之后，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和知识领袖会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的悲剧性经历中获益；因为那时的受过最好教育的美国人对普鲁塔克的作品很热衷，而且有些人读过修昔底德的令人惊叹的《历史》——作为雅典的一名将军，修昔底德见证了伟大时代的终结，理解希腊失败的缘由。”（70页）柯克对希腊城邦秩序瓦解带给美国人的教训非常重视。他认为雅典的民主政体表现得鲁莽自私，冷酷无情，无数资源被浪费在奢华的项目上，而且雅典人将民粹分子和追逐私利的冒险家选为领袖，但是却流放或排斥那些本可以拯救城邦的公正之士。他紧接着在注释中说，“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的一些领袖人物都提到雅典民主体制的失败。例如，本杰明· 拉斯写道，有着‘复合立法机构’的斯巴达享有五百年的自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雅典纯粹的民主体制却带来不稳定和国内的暴乱。”（72页）这也可以看作是国父们的反民主心理倾向的一种成因。

宗教信仰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不可低估。乔治福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霍尔认为，“正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对美国国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受到美国建国史学者的忽视。”（“Did America Have a Christian Founding?”（《美国是否有一个基督教的立国根基？》，宋伟译）除了对于建国的领袖产生作用之外，宗教伦理对于早期的拓荒创业者的社会自治也有重要作用。柯克在书中更是从多种角度对宗教信仰与美国秩序的关系作了大量论述。他指出美国根基中的道德秩序源自西奈山上的启示，“美国秩序的根系深植于地中海东部的沙漠之中，在拿撒勒人耶稣诞生之前大约十三个世纪，它已开始发育成长。经由摩西这位先知和法律制定者，影响欧洲和美国文明以及世界其它很多地区的道德原则首次被清晰地表述出来”。（12页）于是在建立殖民地的历史情景中出现了这样一幕：“1630年，在从英格兰到科德角（Cape Cod）旅程的半路上，身为平信徒的温思罗普在阿伯拉（Arbella）号船上有一个讲道，提醒同路人他们与以色列的上帝所立的圣约：……”（13页）接下来的是，“‘亚当一人堕落，我们众人都犯了罪’：这是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此乃北美印刷的第一本书——中的第一行话。这一教义是新英格兰承自以色列的遗产的一部分。所谓的‘原罪教义’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中，逐渐成为美国早期历史中的基督徒殖民者的核心原则”。（26页）因此，柯克提醒读者说，“尽管美国并非圣经国度，如果缺乏对圣经的一定了解，美国秩序的结构便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23页）问题是，我们愿意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美国秩序吗？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英国宪政制度作为“美国秩序的根基”的重要意义。虽然也借用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新术语，美国革命实际继承的还是英国的政治传统，如源自大宪章的法律至上原则和代议制政府的传统。柯克认为美国政治秩序的源头“除英格兰的法律外，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代议制政府”。（200页）大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法律至上的原则，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如果国王违反法律，贵族和民众就可以剥夺他的权力。“整个英国宪法就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慢慢发展起来的……在 18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这一原则被美国人高举，成为《独立宣言》的根基。”（201页）

把柯克论述的“美国秩序的根基”放在今天的美国与特朗普主义的背景之中，未必都能与现实状况正相符合。但是他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是那种属于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秩序”之中的精神性传统，相比之下难道我们还不应自觉反思在那些盲目自大和肤浅荒唐的“哭晕体”、“吓尿体”文章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实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