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对话大历史——超越科学史的内与外

3月24日，“世界史与科技史的对话——首届全球科技史研究工作坊”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幕。开幕式后，进行了华东师大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华东师大和科学史所将聚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将顶尖学术资源转化为顶尖育人资源，就“联合选聘任课教师和导师，合作优化拔尖学生培养方案，打造以‘人类思维与学科史论’为代表的系列精品课程资源，探索研究生先修及联合培养机制，联合攻关寻求原创性成果突破，推动大中小学科学教育转型发展”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合力造就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本次工作坊的与会学者主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世界科技史研究室，以双方学者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议题进行学术报告，同时邀请其他单位相关学者一起探讨科技史的内与外，以期在学术融通之下实现历史与科学之间更好的对话。

军事技术的开发与转移：突破科学史的内与外

本次研讨会共有十二场学术报告，主要围绕军事、医疗两大议题展开，时间段横跨古代到当代。其中军事方面尤其关注核导开发，兼及军事战略物资争夺问题。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军事方面的四场报告予以呈现。

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王芳，她报告的题目是《导弹技术由德国向苏联，再向中国的转移》。报告重点关注V-2火箭的技术转移。V-2火箭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的液体弹道火箭，1942年10月3日在德国试验发射成功。之后，从1944年9月到1945年3月，纳粹德国发射了4300多枚导弹，袭击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二战末期，在即将打败德国之际，这一划时代的新型武器就成为同盟国争相抢夺的战利品。简单地说，美国带走了更多更好的导弹技术专家，而苏联则获得了更多的机器设备。相较而言，在技术争夺中处于劣势的苏联最终“复原”了V-2技术，改进其缺陷，实现了这一技术的本地化——研制、试验出苏联第一种弹道火箭R-1。继R-1火箭之后，苏联又着手研制新型火箭，并最终独立研发了R-2火箭——这对中国火箭技术的起步有着重要影响。19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制造火箭，提供的就是R-1、R-2火箭的相关技术。而在学习、研制火箭技术的过程中，中国又逐步实现了东风1号、东风2号的研制。王芳的报告呈现的就是这一技术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是如何实现自主研发的，其中苏联专家、德国专家、德国技术如何发挥作用？每一次技术革新，“新”在哪里？在报告和讨论环节，王芳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解答。

佩内明德历史科技博物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梁志的报告是《20世纪70年代美韩同盟信任危机与韩国秘密核导开发》。梁教授首先阐明的问题是“韩国为何与何以能够进行核导开发”，由外而内有几重因素：一是战争之后核武器的“救世主”形象——如果可以，谁不想身怀利器呢？1974年5月18日，印度就进行了首次核爆炸。二是朝鲜半岛的对抗气氛日趋浓重，韩国感受到朝鲜的“军事威胁”不断上升；三是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日益加深；四是朴正熙周围的科学家和军工复合体在民族主义情绪和物质利益的驱动下极力主张开发核导武器。彼时韩国有资金、有技术，有能力进行核导开发。美国对此又如何应对呢？梁教授介绍说，1974年12月初，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判定韩国可能已经进入核开发的初级阶段。对此，美国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劝阻韩国不要继续开发核武器。手段包括通过双边和核供应国多边途径禁止韩国获得敏感核技术与设备、迫使韩国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最终，韩国于1975年4月23日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久之后，朴正熙政府又承诺不再从法国引进后处理设备。虽然如此，卡特政府上台后，韩国重启核开发，并转变策略，借助民用核技术和非军事设备和设施间接获取核技术。与此同时，韩国先否认后承认正在秘密进行导弹开发。最终，韩国于1978年公开进行导弹试验，成为第七个可以自行研制导弹的国家。梁志通过利用多种档案资料，对美韩关于核导开发问题进行了福特、卡特两个历史时期贯通式的研究，指出最终形成这一结果的多重因素。

韩国总统朴正熙与美国总统卡特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云逸报告的题目是《法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自立自强与创新》。他的报告涉及更多的技术细节，诸如法国的铀矿开采、法国第一次核试验的观测设备以及辐射监测与气象监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姚昱则就《天然橡胶生产国与合成橡胶生产国的科技竞争》予以了全景式的介绍。

四场报告各有所长，精彩纷呈，席间学者之间的探讨交流，呈现出的有关“核武器”的历史图景又远超四篇报告的内容，为与会学者和听众展现了科学与大历史对话的基础、可能性以及更好的未来。

展望未来：科学与大历史的融合

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在这篇著名演讲中，斯诺提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指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术训练、研究对象、思考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二者互不沟通又相互鄙视的对立立场。这就是所谓的“斯诺命题”。斯诺在这篇演讲中言辞直白而犀利，此论一出即引发了热议。几十年后，科学与人文的大讨论仍未停休。

查尔斯·珀西·斯诺

科学与人文的疏离与学科分化有关。学科分化是现代学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探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科的过度分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客观现实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的割裂认识。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裹挟下，多学科的交叉汇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成为常态，并不断催生新的学科前沿和新的科技领域。在科技领域内部，学科交叉的呼声和实践早就存在，而科学与人文之间交流融合的一个具体领域就是科学史/科技史。

科学史/科技史的研究随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兴起，欧美是现代科学技术史学的发源地。20世纪中叶，美英德法俄等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机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科技史学科开始兴起，五十年代起逐步建立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创议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建制化的开端，1975年研究室扩建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心，与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并称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综合性科技史研究机构。只是相较于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国内的科学史与大历史的交流仍显不足。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科学史/科技史界持续着“内史”和“外史”之争。所谓“内史”，即关注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比如数学史、物理学史等等；“外史”则重视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诸如社会思潮、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等等。由此，科学史/科技史的研究队伍，一些是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学者，一些则是有着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内具体学科素养而后又研究相关方向历史的学者。两类学者呈现出的研究，侧重也各有不同——有的在技术上进行更细致而专业的考察和分析，有的则更胜于历史的发掘与叙事。近年随着通识教育理念的深入，多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学术潮流而一再被提倡和强调，也得益于学术交流和人才流动，两类学者和学问也开始走向融合。

本次参会的李云逸博士即是一例。李云逸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基地班的学生，本科阶段就对军事史和新文化史有兴趣，以“关于西方对中国军事形象的构建研究”为题，他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因为需要利用到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李云逸初步接触到了跨学科研究。而基地班的培养同样关注实践活动，李云逸博士通过参与走访、查找档案及搜集口述史料等史学实践活动，学习并应用了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知识。2011年，李云逸博士继续在华东师大修读研究生课程。在研究生阶段，李云逸博士进一步深入学习冷战史，同时修读国际关系理论相关课程。通过加入中法班、参与巴黎高师的相关讲座，李云逸博士对于法国历史学研究的跨学科性有了很深的认识。他在中法班接触的课程不仅包括历史学，同时涵盖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2013年，李云逸在法国修读完成了硕士和博士课程。学成回国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这是一位学者个人所经历的学科融合。同时，也正是他的经历，牵起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世界科技史研究室和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两家单位的合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国内科学史研究的“国家队”，也是中国科学院内少数兼具科学与人文的综合性基础研究单位。然而，在这次会议中，几次有学者谈及自己是历史研究的“半路出家人”，期待在历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史料的利用和解读上向历史学者取经。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研究根基深厚，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重视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倡导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致力于在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下培养更具国际视野的史学人才。特别是近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也触及科技领域，但一旦深入到科技的具体领域，历史学者在一些专业知识上也犯了难，希望获得兼具人文素养的科技史学者的支持，成就更扎实、更硬核的研究。所以，此次两家单位的战略合作以及“首届全球科技史工作坊”的召开，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在圆桌讨论环节，从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到学生培养、课程设置、学者学生的互访和交流等等，各位学者畅所欲言，都期待未来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彼此补益，真正实现科学与大历史的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