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雄：文化是国家治理的“基因”

编者按

4月15日，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新书发布暨治理思想研讨会”在银湖CDI大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作者、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殷雄亲临现场，同与会者共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和对当代的价值。以下为殷雄教授现场发言部分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首先感谢谭（建生）总刚才在致辞中对我的鼓励。本书作为我个人二十多年的读书笔记，今天成为有形的成果给大家汇报。令我感动的是，今天在郭（万达）院长的宝地，搞这么大规模的座谈会，我心里非常感激。于（洪君）部长前天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对我的极大支持。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符开潮先生，他是核电的老人。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好几年没见了。以前符总每次见到我，都要问：“小殷，最近写了什么东西？”这就是一种无形的鼓励。

这本书读者看到的是有形的结果，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成书的过程别人是猜不出来的。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书本身的内容，而是想讲讲书背后的一些故事。

首先讲动机，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是1988年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之后度过一个思想上的空虚和彷徨期，我估计大家刚参加工作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校的时候很充实、目标很明确，通过考试，上研究生就是做完论文、拿到学位，这个目标很单一、很明确，动力也很足。参加工作的初期，就不知道该干嘛，没人管你，尤其是1991年调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机关的时候，大机关人也多，谁也不认识，没人告诉你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规划。当时半年到一年那个时期非常恐慌，不知道该干嘛。

排走这个恐慌和寂寞的方式就是读书，读书也不能泛读，读什么？我调到机关里还从事过一段共青团的工作，因为我学理工科的，本科、研究生的专业都是原子核物理，在机关是做管理工作的，就要补课，补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1993年有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当时84集《三国演义》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每天放两集，我那会儿在中核总办公厅秘书处值班，每天追剧，我的老首长蒋心雄部长说不用每天看，买光碟礼拜天两天就看完了。

民间对《三国》的故事很熟悉，但是诸葛亮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不能以小孩子的那种想法来揣度诸葛亮就是聪明，鲁迅先生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当时就萌发了要研究这个人，我是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粉丝，到现在为止我对他有一些事情还没有研究透。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读他本人的著作，一方面是填补空白，另一方面是尽量学以致用。中国人的学以致用也害了很多人，过去读书人就是科举制，“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李世民看着城门下面新进士们走过城门，就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诸葛亮有两部重要的治军理政著作，一部叫《将苑》，也叫《心书》或者《诸葛心书》，总共是50篇（《兵权》《逐恶》《知人性》等）。当时我就萌发了读这本著作，同时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翻译的过程中萌发了写一点学习体会的想法，这叫探微。人就怕积累，积累几年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东西就出来了。几年后积累出这么一本书，叫《诸葛亮心书探微》，是长春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上下两册。我有一个同学在他生活的城市给我买了一本，我说这是盗版书，他说好几种盗版书，说明你的书成功了，可惜我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稿费，全让那些书商赚钱了。

又过了几年，对那本书进行了修订，出了《诸葛亮治军方略》。当时中顾委的秘书长李力安先生（今年过了春节刚刚去世，102岁），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工作经历。他住在北京万寿路，与我家住得很近，他给我写了一个序，书出版之后很受欢迎。

诸葛亮还有一部著作叫做《便宜十六策》，共16篇文章，我又把它翻译解读，又出了一本书，叫做《诸葛亮治政方略》。诸葛亮的《心书》和《便宜十六策》这两部著作，历史上没有人告诉我们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去的。我个人的合理猜测是，他在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给军队将领进行培训时的授课笔记，这是我的合理猜测，尤其是《将苑》。诸葛亮斩了马谡，自己痛哭流涕、自贬三等，但问题没有解决。这个仗以后还打不打？我们这次犯了什么错误？类似于现在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参加培训班，有老师讲课，我估计是诸葛亮亲自给这些军队的将领们讲课，你们作为将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便宜十六策》也是，他辅佐先主和后主几十年，有很多心得体会。我觉得《便宜十六策》要么是从政心得、要么是读书笔记，这是我的合理猜测。

随着我工作经历几次改变，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有所增多，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些新的读书思考、新的读书笔记，于是就想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宋代思想家陆九渊有一个“我注六经”或者是“六经注我”的说肖。如果说前面两本书是“我注六经”，就是诸葛亮怎么说的我怎么理解的，后面这本书就有我自己更多的心得体会，有一点“六经注我”的意思。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本书是在谭总指导下我们两个合作的《能源资本论》。这两本书的撰写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任何一本著作必须要有时间的积累，否则是写不出那些“急就章”的。有一个网友说了一段非常恭维的话，估计这位老兄认识我，向大家声明不是我找的托。有人表扬，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说《能源资本论》是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源，《治理智慧》则是大国治理的文化资源。我转述这一段，有点炫耀的意思，同时也说明这两本书有人读。

我的思想受到触发，是因为一份《世界能源导报》的报纸。我于1988年刚参加工作，所在的研究所准备成立一个经济研究室（后来分出去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就出了这份报纸。当时这个报纸很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邹家华副总理每周都要让秘书索要这份报纸。我家里有截止到2002年完整的合订本。我写《能源资本论》的时候，参考的资料有1米多厚，原来想用西方数理统计的方式，最后还是回归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个路子上，因为弄一堆数据，最后算来算去还是那个结论。

有了资料积累，还需要进行理论准备。这是我精读马克思的三卷本《资本论》的读书笔记，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读书就是这么读出来的。人的脑子里时刻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我们平时在天上看到的浮云，如果你不能把这些“浮云”及时地捕捉下来，停一会儿它们就没有了。因此写著作的人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时时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过几天一翻记录，可能对你有其他的触发。

我回顾自己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核情报研究所所长贾致泽。他是50年代留学苏联的，我调到总公司机关之后，贾所长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能否给他的孩子辅导一下数学。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中学物理老师，物理和化学不需要我辅导。我当时很干脆地说可以，因为我已经调到总公司机关了，不在所里，因此不存在对领导有溜须拍马之嫌了。有一次给他孩子讲完课后，贾所长与我闲聊时说了一句话，马克思这类人都是很博学的人。他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在我们所长的脑子里面，博学的人是有地位的，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件很小的事，欧盟委员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在荷兰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他问他儿子知不知道？他儿子记不住，我炫耀了一下，脱口而出说出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他指着他儿子说，你看人家小殷叔叔可以脱口而出，昨天我还让你看你都没有记住。贾所长所说的“博学的人”，好像在我麻木的神经上刺了一下，我就下决心好好读书，当多大的官不是追求，还是要做一个博学的人。今天我坐在这里讲这件事情，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当时我的老所长怎么跟我说的。他退休已经很多年了，80多岁了。

在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中，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经济学笔记》，厉以宁先生给我写了一个序。我在贵州毕节挂职的时候写了一本《非常责任》的书，也请厉先生给我写了一个序，因为我在毕节那个地方挂职，厉先生当时是毕业生态开发实验区的专家组的组长，是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请他去的。由于有这层关系，厉先生就给《非常责任》写了序言，还把他的一首诗加进去，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不信青山不聚财”，我知道他这句话是点化宋朝诗人王令的“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句子。事实上，中国人很多诗都是点化古人来的。

今天早上在来这里的路上，我突然想起范仲淹当年给严光写的《严先生祠堂记》中结尾的几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厉先生今年2月27日去世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我就想以这种方式和这几句话表达对厉以宁先生去世的哀思。

提到范仲淹这个人，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面还有两句话，他说：“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这个“微”字，使我们想起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我们说，文如其人，通过这个“微”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范仲淹的文风和品格。当然，这个“微”字也不是范仲淹发明的，是孔子说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披发是披头散发，左衽就是向左开衣，大家看一下自己穿的衬衫，有谁的衬衫是右边压左边的？都是左边压右边，这叫右衽。这就是文化。在孔子看来，如果右边压左边那是一种受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的中国人衣食住行各方面仍然有隔不断的影响力。

我不打算把这个书的内容全给大家汇报，只是说说基本的内容框架，基本上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知道立体几何中的三角形是最稳定的。除去绪论和结语共16章，分三个维度：制度与风气、方法与内容、素质与能力，正反两方面的思考都有了，加上序论和结语正好18章。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十八般兵刃”，治国理政有这十八般兵刃够了，历史上国家治理得好，是这十八般兵刃用得好，治理得不好就是用得不好。如何用，有一个灵活的问题，我与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南宋一开始抗金的主要将领叫宗泽，岳飞带领一些人投他去了。岳飞很会打仗，宗泽很喜欢他，慢慢就提拔他当统制（类似于现代军队中的少校军官）。宗泽对岳飞寄予很大的期望，平时注意指导他，有一次对他说：“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策。”就是说岳飞喜欢野战，对古人的兵法、阵法不太讲究。岳飞也不是对老首长的话予以奉承，而是讲出自己的观点：“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一听十分高兴，认为以后振兴大宋基业非此人不可。后来岳飞的命运很惨，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因素把他害了。

如果说，本书的三角型结构是一艘船，那么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艘船的结构，而是重点讲一讲这艘船所行驶的环境，大海、周围的空气是什么样子。

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与实践有两大基础环境：第一个叫政治环境，也叫社会环境，它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家天下权力结构，实施君主“唯我独尊”的独裁体制。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清，都是君主“唯我独尊”的独裁体制。第二个是经济环境，也叫自然环境，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耕经济结构，它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历届政府实施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重农抑商”这个政策是实的，不是虚的，比如汉代商人不能坐车、不能骑马，商人旅行只能走路，想骑马、坐车只能偷偷地进行。如果忽视了这两大环境，所有议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论点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解开中国传统治理之谜有两把钥匙：第一把是集权体制，君主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以维护家天下的利益来源。春秋之前是天下为公，慢慢随着社会生产业的发展、物质产品丰富起来了，需要以新的方式分配，就出现了商业环境和利益之争。怎么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就是“君权神授”的“家天下”。

第二把钥匙是制衡机制。君权和相权相分离，使朝廷制订的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皇帝决策之后要有人给他干活，政策才能够得到执行。说起中国历史故事，很多都是关于君权与相权之间的争斗。秦汉时候宰相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有“拜相”一说，皇帝选了新宰相，任命仪式非常隆重。汉代宰相和皇帝说话是面对面坐着，到了唐宋皇帝坐着、宰相着，到了明清宰相要跪着，所以传统封建社会君权、相权之争越来越激烈，相权为什么低了？就是要保证皇权的神圣性。这种制度越来越走向腐朽，因此，1911年辛亥革命将封建帝制推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一般而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宰相是管仲。孔子有一次与颜回开玩笑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你要是发了财，我愿意给你当账房先生。宰相做什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汉文帝有一次问右丞相周勃。周勃是一个武将，因为他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所以把他封为右丞相。古代是右为上、左为下，官员说左迁就是被贬职了、右迁是高升。皇帝问他全国的案件数量有多少？周勃说不出来；皇帝又问每年税收收入有多少，他也说不出来，急得汗如雨下，汉文帝就不高兴，问左丞相陈平，陈平也不知道，他说案例多少你应该问廷尉，收入多少你应该问治粟内史。汉文帝就不高兴了，你作为丞相管什么？陈平有急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了一段忽悠的话：“丞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也。”把汉文帝说得高兴了。朝会结束后，周勃抱怨陈平怎么不早点教他，陈平说你自己不会说关我什么事。其实陈平这段话完全是情急之下的忽悠，什么叫上佐天子？怎么佐法？什么叫阴阳？怎么镇抚四夷百姓呢？无非是情急之下忽悠皇帝。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类似这种忽悠的事很多，比如说宋代的张载，所谓的“横渠四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说什么呢？谁知道？我在这本书里面引用了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对这四句话的解释，还是把它当作知识分子心怀天下，有家国济世情怀的正面形象，但是实际上这几句话不明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些啥，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怎么开法？

以上就是解开中国传统治理之谜的两把钥匙：集权体制和制衡机制。

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改朝换代，改什么，争什么？改的是一家一姓，争的是统治国家的权力，这就引出来另一个话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分为道统与法统。这两个词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有点生僻。道统来源于春秋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的观念。汉代大儒董仲舒写了一本书《春秋繁露》，把这种观念系统化、理论化、框架化了。统者，一也；一者，正也，这就是正统。

关于道统的概念，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唐宪宗对佛教非常着迷，迎佛骨，建佛塔，劳民伤财。韩愈很反对这种行为，他写了一个奏疏叫《谏迎佛骨表》，劝皇帝把这个东西烧掉，如果佛祖要降临灾难，就让我韩愈一个人来承担。皇帝很生气，把他贬到广东潮州。他的侄孙韩湘（八仙韩湘子的原型）送他的时候，韩愈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还写过一篇文章《原道》，虽然没提“道统”这个词汇，但是他认为唐尧虞舜、文武周公到孔孟一脉相承，这个就是文化的道。韩愈认为500年出一圣贤，到了唐朝又该出现一个圣贤了，韩愈就自视为儒家圣贤的传承者了。宋代的大儒朱熹整理确立了道统这个名称，承认韩愈说的唐尧虞舜到周公孔孟，认为“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来源就是从春秋传下来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体制。

法统，就是统治权力的法律基础。历来的改朝换代争夺的是法统、维护的是道统。所谓道统，就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法统是治国理政的法律来源。道统和法统这个词近代很少见。我举两个例子说明。

关于道统。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认为北方很少出状元，而北方的读书人也不少，这样不太好。于是，他就点了一个陕西的士子王杰作为状元。我们现在在网上还可以看到王杰的书法，写得好极了。王杰被点了状元，山东的学子不服，写了一个上联：“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王杰也毫不含糊，对出一个下联：“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出西秦。”昭穆，古代帝王修家庙，左为昭右为穆，或者第一代为昭，第二代为穆，第三代为昭，第四代为穆，叫做昭穆制度。王杰说“而今道统出西秦”，你们山东的文脉不行了，现在的道统出在西边的秦国。其实王杰谦虚了，西秦的道统何止是“而今”，完成中华历史大一统历史使命的就是秦国。

关于法统。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即将全面失败，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元旦求和文告，提出五条求和要求：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不要违反、宪政不要破坏、政体能够保持、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切实的保障。毛泽东则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了“废除伪宪法、伪法统”。这是人们见到“法统”词汇最近的一次。

联系一点实际，这次马英九大陆之行的名义是清明祭祖，他只提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而不提怎么样实现和平。他举了两个例子，我认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怎么得体。

第一个例子，他说两部宪法（指《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说一个中国，这就暗含了他还是在维护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第二个例子，他谈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涉及到一战时法国与德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是德国与法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他还引用他的祖先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有些媒体对此讲了很多奉承的话。其实，前一句是对的，黄金是黄金，书是书，两者不同；后一句的本意不错，他是想鼓励人们做善事。但是，如果我们抠一抠字眼，这个联语是大有问题的，万事包括不包括“行善”这件事情？中国人所说的“万”是泛指，可以理解为“所有的事”，那样说来，行善这件事也是万事中的一件。前一句是两个事物，后一句则是万事中包括了“善”，因而是一件事情，从对联的角度来说，就不是“工对”，也就是说，这副对联的水平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有多么高超。

由此，我联想到1937年4月国共两党共同祭典黄帝陵的两篇祭文，其水平相差太大。毛泽东的祭文，大气磅礴，结合当时的抗战，提出了原则、方针、方法和结果，给当时的国人以方向和勇气；而国民党的祭文则是老生常谈，其中涉及抗战的只有一句“保我族类”。从两篇祭文的水平，就可以预测出国民党是一定要失败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是运与气。运是天干，气是地支，王朝的更迭是气，是法统；文化的兴衰是运，是道统。我们说王朝的气数已尽，说的就是它的法统，统治基础薄弱了。一个王朝的法统几百年之后也要灰飞烟灭，法统是偶然性与特殊性，而一种文化的道统可以延续几千年而不中断，它是必然性与普遍性。

中国文化还有守正与创新的双重特质。守正就是顽强，举一个小例子，明朝朱元璋读《孟子》，孟子讲的一些话他不爱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璋说，此老儿如果活在今天非吃我一刀不可。他就让人修改《孟子》，并且把孟子的配祀塑像从孔庙里面逐出去。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冒死进谏，他要进皇宫大殿向朱元璋面呈他的意见。朱元璋对执金吾说，如果他进来，就直接给我射。小太监跑到宫门口，挡住钱唐，说钱尚书你不要进去，皇帝正在生气。钱唐推开小太监，进了宫门。朱元璋看到钱唐果然进来了，就命令卫士射箭，钱唐的胸脯和腿都中了箭，但他忍着伤口的疼痛往里爬。钱唐的这个壮举，使朱元璋这么一个暴君也受到了震撼，下命令说赶紧请太医来。后来有一个大学子叫刘三吾，83岁了，白发苍苍，还是修改了《孟子》，这就是后来的《孟子节文》。在那种封建专制统治下，还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要维护中华文化的道统，冒死进谏，这是一种精神力量。

创新就是包容。明宪宗朱见深画了一幅《一团和气图》，左边带着冠的是传统的儒家形象，右边束着头巾的是道家的形象，两者合起来，是一个笑迷迷的佛家形象。明宪宗不希望各家各派总是争来争去的，还是一团和气的好。实际上，一团和气就是一种创新的必备的思维逻辑，不包容怎么可能有创新呢？不包容就没有创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分法”。盛世与乱世，鲁迅说，封建社会所谓的乱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盛世是想做努力而做稳的年代。明君和昏君，明和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忠臣与奸臣，忠是忠于人民还是忠于皇帝？比如说明朝严嵩，他对万历皇帝很忠，你说他是忠臣还是奸臣？清官与贪官，一般的老百姓认为清官好、贪官就不好，清末有一部小说叫《老残游记》，鲁迅特别推崇，小说讲的就是清官的为害之烈，清官打着“清廉”这个旗号做的事简直惨不忍睹。君子与小人，这是孔夫子的概念，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这个概念很难解，儒家有许多说法，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等等。

说到君子与小人，我最近读余秋雨的《行者无疆》，里面有两段话我很喜欢，与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段是，“历来糟践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强盗，而是围绕在创造者身边的小人”；第二段是，“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消解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初的建设”。

中国还有三种独特的官场文化。三国有一个文学家叫李康，他写了《命运论》，其中这几句话大家都熟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个实际上就是人性。这三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是隐士文化、贬官文化和忌妒文化，好与不好很难讲。比如说贬官文化，没有贬官就没有苏东坡这位宋代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今天海南岛的五公祠。忌妒文化，孔子本身就是忌妒的受害者，他到了楚国，子西和楚王说，你敢不敢用他？最后楚王不用他了，最后孔子对子西的评价是“彼哉！彼哉！”，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说不出来什么。

中国历史上对儒家文化的道统一直不缺少批判性的思考，今天我们不展开，只是举几个例子。明代哲学家李贽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李鸿章说“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梁启超针对孔孟、特别是孟子的仁政，说儒家对仁政“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毛泽东当年在一首送郭沫若的诗中说“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这些都是对儒家文化道统的批判性思考。

本书有六项思想成果，概括的讲就是“123”，“1”是一项社会学定律，就是“代际衰竭定律”，为什么有改朝换代，就是代际衰竭；“2”是两项经济学定律：一个是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一个是企业经营的五项“黄金定律”；“3”是三项管理学定律：一个是政府机构运作的“碎片化效应”，皇权统治的国家，一代一代的王子王孙越来越多，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导致经济结构发生了崩溃，这个王朝产生了许多的“碎片”，就会影响统治的有效性，因而是一定要灭亡的；单位管理水平的“天花板效应”，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把手的水平决定了这个单位和地区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要求明君贤臣的道理，只有好人才能把这个事做好，人是坏的，好事也做不好；王熙凤“管理八法”，我认为《红楼梦》第13回最精彩，其次是刘姥姥两次进大观园，那个对中国封建社会刻画的是非常精准的。王熙凤“管理八法”把中国式管理说透了。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概括了八字箴言“无私无畏、敢抓敢管”，搞过管理的同志就知道，什么科学方法、艺术，这个东西都很难说，就是“无私无畏、敢抓敢管”。

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要学历史。我们说，旧，总是孕育着新，新，总是脱胎于旧，但是我们又不能搞庸俗的社会进化论，认为新总是好的，旧就不好，比如我们讲中华传统文化，先秦的那些思想，现在很多人的思考也达不到那个水平。

治国没有偏方，理政也没有秘方。一种制度和一种文化即使是合理的，也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必然的，它们今天只能如此，更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会一直如此。

谭总送过我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是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弗朗西斯·福山，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刘瑜，他写了一个导读，他说“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更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这个话是对的。

美国有一个管理学家叫胡克，他说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今天，我们就不能怪孔夫子，更不能怪秦始皇，怪就怪我们自己的选择。

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最近于（洪君）部长发了好几篇文章。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实现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不能在思想上有什么禁锢。

观察或者评判现代化有两个视角，一个是问题导向，一个是实践维度。我认为，中国要永远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总路线，谁都不能变，中国必须向世界敞开胸怀，只有接纳世界，才能表达世界。

最后落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的结论是：文化高于种族和疆域，文化超越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