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如何影响就业？卓贤：创造、链接、赋能与保障

4月26日，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数字原野年度讲坛暨首届数字原野奖颁奖典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创造、链接、赋能与保障：数字就业的四个关键词”的主旨演讲。

卓贤研究员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就业、产业数字化就业和数字生态化就业创造了多种新就业形态，数字平台在其中发挥链接供需、城乡和城市之间的作用，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数字就业通过打破刚性工作场景限制、提升工作灵活度来赋能弱势群体与就业过渡者，并提升就业质量。实现数字经济下的高质量就业，数字平台和社会保障需一齐发力，必要时还应约束数字技术发展的方向，以确保科技向善和劳动尊严。

以下为卓贤研究员演讲实录，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飨读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促进灵活就业。数字经济一方面对接千万中小微企业，另一方面也连着众多劳动者，是新形态就业的创造者、链接者和赋能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数字就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人口下降背景下，数字就业通过链接劳动者、消费者和工作场景，促进更多劳动者实现跨越时空的分布式就业，提高劳动者参与率，起到延续人口红利的作用；第二，中国正在由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为主，转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在经济周期波动下，多重冲击倒逼数字化进程加速，数字技术渗透率持续提高，数字就业起到了重要的疏解作用，避免了大规模失业；第三，数字就业平台以高连通性、高流动性和高共享性，推动隐性知识显性化，加快创新创业知识在就业者之间的传播和溢出。

岗位创造：数字经济实现产业化、数字化、生态化就业

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接近2亿，占总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个规模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总就业人口。从结构考察，中国数字就业主要包括了三个领域。

首先是数字产业化就业。数字经济催生了很多新就业新岗位，如小程序开发员、互联网营销师、数据标注师、新媒体运营人员等，都是数字经济业态催生出的新职业新岗位。人社部2022新版《职业分类大典》净增了158个新职业，其中有97个数字职业。

其次是产业数字化就业。数字化助推了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升级，创造出了新需求和服务，增加了新就业机会。比如，传统餐饮业本来是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行业，但数字技术帮助餐饮实现产业组织创新，推动服务业的工业化，无论是外卖平台上的厨师，提供到家服务的厨师，还是中央厨房的就业机会，都获得了较明显的效率提升和服务增值。

最后是数字生态化就业。数字化平台因其数据、技术和资源的聚合性，通常具有范围经济的特征，可同时提供多种服务，形成相互触发和共生的就业生态。比如在微信平台上，由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了微信生态，其中衍生的就业机会在2020年就达到3684万个。

平台链接：增进主体互动协作，增加就业机会

数字就业平台，提升各类主体跨地区、跨部门、跨时空的互动、交易以及协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和灵活性。

一方面，数字平台链接供需。数字平台通过对需求和供给进行精准匹配，增加供需双方的可见性、提高匹配的可能性、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另外，平台的收费结构、使用规则和评价系统还能塑造有效的激励机制，降低陌生人交易的信任门槛，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让原本不太会发生的交易更有可能发生。这使得一些原本小众化的尾部需求被成规模地感知并被满足，比如说上门喂宠物的需求，为失能老人洗浴的服务等。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链接城乡。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城镇化，通过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实现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化效应，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空间城镇化”。随着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基础设施下沉到乡镇，数字经济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平台挖掘出细分领域的用户数据，农民则可以据此调整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零售商，在数字平台上转移到原来要在城镇空间中才能高效进入的生产部门。

除此之外，数字平台也链接城市。随着远程会议系统和协作办公软件的发展，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地区分工越来越便利，诸如视频剪辑师、新媒体编辑师、室内设计师等从业者，能通过互联网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远程工作，赚取一线城市的工资。2020年8月，爱沙尼亚率先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有数十个国家跟进。申请者一旦通过审核，就可以携带家属获得为期1～5年不等的数字游民居留签证，通过合法的远程工作在异国赚取收入。数字化就业在中国同样持续下沉。根据微信的研究，三线及以下城市成为数字就业创业的新阵地，中西部城市聚集了较多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运营者。

就业赋能：提升工作灵活度，助力弱势群体与就业过渡者就业

传统就业对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有着相对严苛的要求，一部分特殊群体难以实现就业。数字就业打破了工作场景的刚性限制，提高了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就业。

其一，数字就业赋能女性。养育孩子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下降到60%左右，女性因生育和抚育而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屡见不鲜。我曾经到访中部县域的一所“高考工厂”，发现这座常年大量劳动力外流的县城，居然出现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原因是有一批从外地来陪读的母亲在照顾孩子之余在学校附近就业。数字就业让这种现象不再成为孤例，云客服、人工智能训练师、内容审核员等新职业，支持更多家庭女性在灵活的时间和地点就业，并获得更独立的经济地位。

其二，数字就业赋能残障人士。2020年中国持有残疾证的人口总数已超过 3780 万，其中有 860 万人参加就业。促进残障人士就业，使他们能够公平地参与社会生活，是促进他们恢复身体能力，保持心理健康，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方式，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其中，一些数字平台以算法和流量支持帮助残疾人就业创业，为残疾人提供场景式仿真学习平台和听力视觉智能辅助，来帮助其胜任电商、客服等数字岗位。

其三，数字就业赋能就业过渡者。有相当一部分数字就业是兼职副业或过渡性职业，数字就业成为很多人全职工作的补充或职业中转站。数字就业灵活进退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焦虑、增加了职业选择，是“就业蓄水池”，更是“就业加油站”。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技术是通用目的技术，但并不会天然平等地赋能到各类劳动者，只有推动科技向善，才能让弱势者获得更多力量，避免出现就业极化的问题。

质量保障：平台社保齐发力，提升以人为工作主体的就业质量

数字就业在解决就业有没有的同时，会不会导致低质量就业？对应第四个关键词“保障”，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是劳动关系的重建和劳动保障的完整性。各国劳动法都是在工业经济的大生产背景下形成的，新就业形态难以简单纳入既有的劳动保障体系。比如失业保险。对于传统的单位就业者，失业与否是容易判定的，但对于数字经济中的灵活就业者，他是自主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是否失业以及在什么时点失业难以认定。另外，“多平台同时就业”的情况下，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也难以界定，需要法律和政策进一步给予规制，需要企业履行好雇主责任，也需要相关保险产品创新。比如，由于成本问题，传统的雇主责任险多以按月为期限，不利于工资日结的骑手、装修工等高风险就业者投保，而一些机构推出的灵工日结的普惠保险，就能较好解决过去对单日职业风险保护的遗漏问题。

第二是数字就业的低门槛和职业进阶的高门槛。很多数字就业都具有入场门槛低的特征，能够支撑较大规模的青年就业。但数字化技术在给劳动者赋能的同时，也压缩了劳动者自身的技能提升空间，降低了年轻数字就业者职业晋升的机会与可能。为此，平台企业在终身职业规划、衍生技能培训、专业资质认证等，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第三是数字智能的迭代和人类技能的提升。自从深度神经网络出现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数字就业本身是否会被不断进步的数字技术所替代。比如自动驾驶技术会不会取代网约车，无人机是否会取代骑手，24小时不休息的数字人会不会取代直播带货者，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否不再需要数据标注员。这种替代不仅威胁到既有从业者，也威胁到已经或将要安享晚年的退休人员。因为人工智能是不需要缴纳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假设十年二十年后现有20%的就业投保者被替代，如果不实施人工智能税等政策，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全球现有社保体系能否维系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是数字化的极致效率和人类的劳动尊严。由于数字就业的劳动过程会被数据化留痕，算法对劳动过程的分析更加精细，对劳动者的管理更加严密。骑手和算法的关系已为人熟知，这里举另外一个例子：在数字化的物流仓储环境中，在需要人工分拣的物品中，算法可以根据劳动者的身高和步长来分配重量、体积和分拣移动距离等具有个性化差异的物品，设置不同的传送带速率，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增加了劳动强度。

在一个丰裕社会里，劳动的意义在于获得尊严和价值认同，这既需要数字技术发挥创新推动的作用，也需要我们约束数字技术发展的方向，平衡好效率和公平、利益和价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