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与青年朋友们聊为什么学知识

五四青年节。学习知识是青年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学习知识究竟为何对于不同人来说则有各自的答案。

1985年，《文史知识》编辑部刊登了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先生有感于当时的求知氛围而谈了关于青年读书治学的一些经典话题。

李泽厚先生认为：“我们不是玩赏知识，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创新而学知识。”他对青年朋友寄予厚望，“青年恰恰是创新欲望和能力最旺盛的时期，不要错过啊。”

我喜欢和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但懒于写信。《文史知识》要我为青年们讲点“治学之道”，我深知自己确无资格来讲这种“道”，但推托不掉，只好借此机会聊聊天，替代一些回信。既然是聊天，也就不算文章，更非正式议论，只是些闲话罢了。

《文史知识》，创刊于1981年

《文史知识》销路据说很好，而且愈来愈好。目前各种读书活动更非常之多，也愈来愈多。知识的重要性在广大青年心目中看来已不成问题。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另一方面，“吾生也有涯，其知也无涯”，我倒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了。面对书山册海，老师宿儒，艰难试题，各种测验，据说年轻人也颇有困惑恐惧之感。同时，我也经常听到对年轻人的一些批评：这个“不扎实”，那个太浮……，据说这也使某些想搞学问的青年同志们背起了精神包袱，总感到自己底子薄、知识少、没基础、不扎实。并且，据说要“扎实”，搞文史的就得从背四书五经、读《龙文鞭影》开始……。

事实究竟如何？年轻人是不是“不扎实”？究竟什么叫“扎实”？听得一多，倒不免使我有些怀疑起来。我记得年轻时，自己便亲耳听人批评过“郭沫若不扎实”、“冯友兰不扎实”、“侯外庐不扎实”……，言下之意是他们都没有“真学问”，万万不可学。我想大概是由于他们几位的论著中论议较多而考据较少的缘故吧，或者是在考证、材料上有某些失误的缘故吧。因为郭沫若也搞过不少考据，但我却听说郭的考据“太大胆”、“太浮躁”、“绝不可信”，总之还是“不扎实”。这些批评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也还记得。嗟予小子，当时何敢吭一声，只好眼巴巴地静候批评者们拿出“扎实”的“真学问”来以便遵循。不过，也很遗憾，等了几十年，终于没有见到这个“真学问”。如今，倒不再听到有人说郭、冯、侯诸位“不扎实”了，但这帽子不知怎的又落到好些年轻朋友们头上，似乎成了某种定论。这使我不由得思索起来。

我想，这倒不一定就是人们的主观偏见或“嫉贤妒能”，而是有某种客观缘由在。这种缘由之一可能就是所持标准的不同吧。因为学问有时代性，知识有淘汰性。上下两代对知识和学问的观念、要求、需要不必尽同，但人们却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用旧尺来量新装，于是也就产生了扎实不扎实、有学问没学问的问题。

今天，背不出“四书”的年轻人却在研究孔孟，有人皱眉头：“不扎实”。但是，在“四书”朱注也能背的前清举子眼里，能背“四书”白文又算得甚么“扎实”？今天年轻人不搞考证却又研究文史，有人发脾气：“不扎实”。但是，在王念孙父子眼里，现代“扎实”的考证又真有多少分量？章太炎也许还会嘲笑今天的教授们连字都不认识却侈谈学问吧？

实际上，现代青年们学外语，懂科学，知道耗散结构和第×次浪潮，我看，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比王念孙、章太炎，也自有其优势和“扎实”在。那么，又何必如此自愧勿如，诚惶诚恐呢？年轻人应该自信，不要被庞大的中国故纸堆吓倒了、压坏了。不必老念念于自己基础不好、没有知识。其实，中国文史方面的书，两三年就可以读很多，而有些知识则毫无用处。例如某次读书试题中的“知识”——“《红楼梦》中一共有多少个梦”——便属于此类。大脑毕竟有限，缺乏这种连红学专家也未必须知的“知识”，又何必羞惭于自己读《红楼梦》读得“不扎实”呢？

《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

年轻人应该具有自己时代所要求、所需要的知识，而不必处处向老辈看齐，不必过份迷信甚么“师承”、“亲授”。老师有的知识可以不必全有，老师所没有的知识有时却必不能无。研究中国文史，也该懂外语、学科学，明了世界大势，“中国书都读不过来，哪有工夫念外语”之类的论调，我以为是不妥的。记得有个材料说，陈寅恪回国时去见夏曾佑，夏说，你懂几国外语多好，我现在感到没书读了。陈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中国书那么多，怎能说没书读了呢？但后来，陈暮年时却深感夏的话有道理，因为中国书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基本东西。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也极深。这使我感到鲁迅当年说“不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使人消沉下来等等，也并不完全是气话。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学习、研究中国文史的青年也要走向未来。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来看待、衡量和估计知识学问的扎实或不扎实。

例如，我们今天确乎还需要各种“活字典”和各种博闻强记举一援十的学者专家，但这是不是文史领域中的唯一的方向、标志和道路呢？老实说，如果比死记硬背、比知识量的多寡、字典的大小，人大概比不过将来的机器。前人所艳称的某些“扎实”的学问，至少如编引得、造年表以及某些考证之类，将来很可能要让给机器去做。

又譬如，以前读书人都讲究抄书，所谓买书不如抄书，鲁迅就抄过书。抄书当然非常“扎实”，非常有助于知识获得的准确牢靠，但在知识不断爆炸、信息极为庞大，连复印机、计算机也忙不过来的现时代，我们还能盲目地强调不抄书、不背书就“不扎实”的老套吗？

将近百年前，严复对照中西异同以倡导改革时，除指出“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中国尊君而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等等之外，还说过：“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现在这一点似乎仍然如此。只要你掌握、罗列、知道的材料多，能繁征博引，便是“有学问”，而值得或可以吹捧炫耀。否则便不行。我总感觉这好象是原始社会的遗风。在原始社会，谁的胡子长，谁的权威就最大。因为他活得长，经历的事情多，“学问”当然也就最大。但近现代社会却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创新家经常有青年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学问、知识、经验，却偏偏能作出非常重要的发现或发明。从爱迪生到爱因斯坦，我看如果讲知识、学问，恐怕就比不过那些胡子长、头发白的教授专家们。但真正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却是他们的“新知”，而并不是那些教授专家们的“多识”。

其实，在中国也有例子。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检查起来，便“征文考献，辄多谬误”，“其读书亦大卤莽灭裂矣”（《余嘉锡论学杂著》卷下）。

《文史通义校注》（中华国学文库）

大家如苏东坡，当年也经常被人（是刘贡父？记不清了）嘲笑有各种学问上的错漏。游谈无根，不扎实，再抄引另一个故事如下：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对曰：‘何须出处！’……公赏其豪迈。”（一作“坡曰……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见《宋人轶事汇编》中册）

《苏轼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当然，我并不是提倡“何须出处”、“意其如此”、“读书亦大卤莽灭裂”以造成各种基本知识的错漏欠缺；我自己便强调过：“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美学译文丛书序》）

因此这里我想说的不过是：不要迷信，不要困惑压抑在“不扎实”、“没学问”的重力下而失去如欧阳修称赞苏轼的那种年轻人所具有的“善读书善用书”的“豪迈”锐气。因此我倒非常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二十七岁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中译本《生活与美学》）也是以“卤莽灭裂”地贬低艺术，使得学问甚大的老一代名作家屠格涅夫气得发抖的故事；我也仍然相信毛泽东讲的年轻人不要怕教授是至理名言（我如今也是教授，大概不致有某种嫌疑）。

我并不想把“新知”与“多识”、“创造”与“学问”、年轻人与教授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如在《美学译文丛书序》中所认为的，创新必须有学问。在一定意义上，新知是建筑在旧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想说的又不过是：创造需要知识，但知识却并不等于创造。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从知识到力量，其中还需要某种转换。即是说，要使知识（对象）变成力量（主体），还得要有某种科学的选择、组织、建构、融化的工夫，这样才使知识纳入你的智力结构，成为你的能力，符合你的需要而为你所自由驾驭，而不只是象机器那样被动地贮存，凭外在指令来输入输出而已。也就是说，要善于读书，善于吸收融化知识，善于主动地选择、建构、运用和支配知识，使合规律性的知识趋向于、接近于、符合于你的合目的性的意愿和创造。

李泽厚先生

这里面，问题就很多，就很值得了解探究。青年们在贪婪地热情地吸取知识时，最好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以采取最适合自己的具体方法、途径、方式，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特征去做出可能人各不同的选择和考虑。

例如，包括做学问，当学者，便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类别。海耶克（F·A·Hayek）曾把学者分为头脑清晰型和头脑困惑型两种，也有人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大体说来，前一类型善于分析和讲授，知识丰富，论证清楚，博闻强记，条理灿然。后一类型则相反，他不见得能记得很多知识，他的论证、讲授也可能很不充分或很不明晰，甚至含混晦涩。他经常忽视或撇开各种细节，却善于抓住或提出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观念或关键，其中蕴含着或具有着极大的创造性、新颖性、原动性。前一类型更善于复述、整理、发展前人的思想、学说和材料；后者却更多沉溺于执着于自己所关注的新事物、新问题，而不知其他。

如果借库恩（Thomas Kuhn）的话，前者大抵是常规科学，后者则属创造范式（paradigm）。前者无论在课堂上、舆论界、同行中一般容易被欢迎，后者却常常不为人所注意或接受。

当然，这种二分法只是某种抽象化了的分类，在现实中，这两种类型、这两种因素经常是交织、混合在一起，只有程度和比例不同的差异而已。本文之所以讲这些，也只是想说明学问并无一定之规，知识也非僵死之物，“治学之法有多途……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拙作《走我自己的路》，《书林》1982年4期），“研究题目、途径、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既不能认为只有考据才算学问，其他都是狗屁、空谈……；也不能认为考据毫无用处”（拙作《读书与写文章》，《书林》1981年6期）。对知识，恐怕也是如此。

总之，我们不是玩赏知识，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创新而学知识。青年恰恰是创新欲望和能力最旺盛的时期，不要错过啊。

《文史知识》以知识为刊名，我却讲了这些即使不算反知识，大概也属非知识的闲话，不识时务，必将挨骂。但既然编辑同志如此热诚，那我又岂能退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可能有点阿Q精神，也罢，只好如此了。

本文原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1期（总第43期），原题《新春话知识——致青年朋友们》，本次推送分段有调整

原标题：《李泽厚：与青年朋友们聊为什么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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