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关于“五四”，我们最绕不开，同时也最熟悉的一个名字或许还要数“鲁迅”。鲁迅是“五四”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的关键性人物。在许子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鲁迅的文章被认为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纲。与“五四”掀起的文学革命浪潮中很多同行者不同，比起侧重于对理论的讨论和倡导，鲁迅选择了更为直接的文学实践。他选择用创作本身进行呐喊。他在作品中呐喊着，要写“人”的文学，要写“忏悔”的文学，要说真的话，要看见那些被损害了的人，要提防，别做了欺辱损害他人的人。

他也呐喊着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在五四运动过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鲁迅的文章是否依然还有直抵人心的救赎力量，我们是否还能理解、又该怎样理解鲁迅文章中矿藏着的呐喊和精神？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许子东 著

本文节选自《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有删减

01.

“人”的文学

从中心人物及文学主题方向重新讨论晚清和“五四”的不同，我们看到，鲁迅关心的重点不只是“官”，也不只是“民”（把“人民”作为中心是 50 年代以后的事情），要点就是“人”。文学的焦点从“官本位”转向“国民性”，这是“五四”与晚清的关键区别。“人的文学”和晚清“官场文学”也有逻辑关系。如果李伯元讲得有理，无官不贪，甚至买官是一种“刚需”，那是不是说官员之贪，背后也有人性或国民性理由？如果老残说得有理，贪官不好，清官亦坏，那即使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换一批民众百姓上去，但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鲁迅关于“立人”的想法，是在留学时期接受欧洲人文主义还有日本明治维新影响而逐渐形成。鲁迅和晚清作家们一样觉得中国病了。但他已不认为只是官场病了，只是政治危机导致民族危机。按照钱理群的概括，“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第一要着’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

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观，对于新官旧政现象深感失望，“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眼看官场换了新人，社会并没有进步，导致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作家同样批判社会，却不再（或很少）将官员作为主要的文学人物，也不再把暴露官场黑暗作为唤醒民众的主要方式，而是正视他们觉得是更复杂的问题：到底是贪腐专制官场导致了百姓愚昧奴性，还是百姓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场的贪腐专制？

《觉醒年代》

于是，鲁迅以及以他为方向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仍然像《老残游记》那样以文侠姿态批判社会现实，还是像梁启超这样感时忧国、启蒙救亡，但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已不再只是中国的官场，而是中国的人，具体说就是人的文学，就是解剖国民性。

当时，人们都觉得“五四”是对晚清的超越，50 年代再从“人的文学”发展到“人民文学”又好像是对“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第一，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第二，文学是否一定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解答中国的问题？“五四”百年，我们必须肯定鲁迅他们的突破意义。但是，鲁迅那一代又是否过于乐观了呢？晚清文学处理的“官本位”问题在中国果然已经不再重要了吗？

02.

忏悔的文学

晚清作家谴责中国官场，其实有个安全距离。李伯元在租界，梁启超在横滨，老残行医也要和器重他的昏官搞好关系。鲁迅设身处地想象他的小说人物——本来有仕途，可是生病时看破礼教，不仅鄙视官场质疑庸众，更看出官民相通之处：欺软怕硬，自欺欺人。不仅骂主子，也怨奴才，要挑战整个主奴关系秩序。

但是这个主人公既不能躲在租界，也不认识大官，那么，具体结果会是怎样？显然，结果就是得罪所有人，众人都过来围观、嘲笑，连小孩也表示鄙视，甚至家人也要可怜、禁锢这个病人——于是《狂人日记》就出现了。

你说大家都病了，结果大家为了证明自己没病，一定说是你病了，而且最后真的把你医好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跟大家一起病下去——鲁迅的深刻，就像下棋比其他人多想了好几步、好几个层次。

《狂人日记》写于 1918 年 4 月，初次发表在 5 月 15 号第 4 卷第 5 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钱理群等人解读鲁迅的关键词组之一就是“看”与“被看”。小说正文长短 13 段，长的有一至两页，短的一至两行，写的就是“我”看到自己被别人看。

“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 ；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觉醒年代》

看到自己被看，有两种可能，一是神经过敏，被迫害妄想，这是小说的写实层面，从医生角度解剖病人。二是思维敏捷，看穿别人的好奇、关心、照顾后面，其实是窥探、干涉与管制，这也是写实，但可以是象征。“看”与“被看”，可以引申到另一组关键词，“独异”与“庸众”。很多人围观一个人，这是鲁迅小说后来反复出现的基本格局。这是鲁迅与很多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五四”文学与晚清以及后来“人民文学”不同的地方。

晚清小说假设多数民众（包括租界读者）对少数贪官有道德批判优势。延安以后写革命战争农村土改，更代表多数穷人声讨地主反动派。20 世纪中国小说只有“五四”这个时期，只有在鲁迅等少数作家笔下，才会出现以少数甚至个别对抗多数的场面。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鲁迅为什么支持个人独异，来批判庸众？一是强调“个人的自大”“少数的天才”愤世嫉俗的价值，二是狂人知道围观他的众人，并不是官府爪牙。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换言之，这些包围他迫害他的人们，本身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不是主子，也是奴隶，可他们却帮着官场迫害精神独异者，这使鲁迅十分困惑。只是批判官场，庸众怎么办？从“看”与“被看”的情节、“独异”与“庸众”的格局，自然引出更严重的主题：“吃人”与“被吃”。

吃人可以象征某种物理生理伤害，比如说裹小脚、女人守节，包括鲁迅自己和朱安的无性婚姻等。小说中的吃人，又有更写实的所指：“狼子村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意思是历史上确有饥荒食人现象。还有爹娘或君主生病，儿臣割肉煮食，也是中国道德传统，甚至于食敌心肝、胎盘养生等。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总有象征/写实两个层面并行。吃人主题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被吃的人也参与吃人。这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种比较深刻的忏悔意识，之前少见，之后也不多。

看到社会环境腐败，官场在危害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晚清四大名著的共识。看到不仅官府富人，而且自身被欺的庸众看客，也是这黑暗中国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五四”文学的发现。看到肉体压迫吃人，礼教牢笼也吃人，鸳鸯蝴蝶派也会抗议。但是看到害怕被吃的人们，甚至大胆反抗的狂人，可能自己也曾有意、无意参与过吃人，这是鲁迅独特的忏悔意识。一个短篇这么多不同层次，这么复杂的容量，一起步，就把现代新文学提高到很高的水平，难怪后来几乎成为鲁迅创作的大纲，在某种意义上，《狂人日记》也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纲。

鲁迅和“五四文学”不是不写官民矛盾，而是不再以各级官员为主要人物，不再以各种官场为主要场景。鲁迅小说里当然也有“官场”背景，但不是高官丑行，而是突出爪牙帮凶（康大叔等）来衬托官场凶残。或者写一些读书人视“仕途”为堕落，魏连殳做了将军秘书很尴尬，“狂人”最后也“赴某地候补”。

03.

改造国民性，有没有可能

最典型的解剖“官民共享”国民性的代表作，当然是《阿 Q 正传》。《阿 Q 正传》的评论史，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缩影。50 年代中期，钱谷融先生在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中，引述了当时理论界关于阿 Q 的争论：“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 Q 是一个农民，但阿 Q 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理论家都想来解释这个矛盾，结果却都失败了。……” 因为阿 Q 是农民，因此是好的。阿 Q 精神却是坏的，应该属于当时官员和官场。

其实，鲁迅描写的阿 Q 精神，其生命力就在于既存在于民间也属于官场。要理解阿 Q 精神如何能贯通民间与官场，还需注意鲁迅作品里常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奴隶”与“奴才”。在鲁迅笔下，奴隶至少有三层定义。

《阿Q正传》

第一，清代的臣民，鲁迅自己说过，我是清代的臣民，所以就是奴隶。第二，他在《灯下漫笔》里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因为财政困难，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换它的纸币，但政府又说纸币是照例可以用的，这时商家就不大欢迎，大家买东西的就不收中交票。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圆，我是决不答应的。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

就是说原来属于你的东西，比如房子、金钱、趣味、说话权利等，所有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但随时可以被剥夺。剥夺了以后还剩一点，撤回一点，你就十分欢喜。这是鲁迅对奴隶的第二层，也是比较经典的定义。

到了 30 年代，《南腔北调集》鲁迅对奴隶的看法又有发展：“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这就是鲁迅对奴隶的第三层定义，你是熬着、吃苦，但是你心里觉得不平、挣扎。接着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第三层奴隶的定义，其实很接近 30 年代的革命主旋律。当时作家出版“奴隶丛书”。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国际歌》，第一句也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简而言之，在鲁迅的笔下，奴隶是生态，奴才是心态，奴隶是被动的，奴才某种程度上是主动的。奴隶变奴才，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在奴隶生活当中寻找到乐趣、赞叹、抚摩、陶醉。第二，不仅被比自己强的人欺负，也会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就是见狼显羊相，见羊显狼相。第三，起来以后，也希望做主子，也要有自己的奴才。

《阿Q正传》

理解了奴隶与奴才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重读《阿 Q 正传》了。第一，精神胜利法，初衷是变态地消解屈辱（老被欺负怎么活下去呢），结果却是可以找到乐趣。鲁迅为什么花那么多笔墨写吃瓜群众，狄更斯也有文章批判围观杀头的那些兴奋的群众，尤其是小孩去占好位置看杀头。原来人类历史上这些示众、游街、剃光头、剥衣服，让人们吐口水、扔鸡蛋（过去在街上扔，如今在网络上）……基本功能还是让吃瓜群众找到奴才乐趣。这是由奴隶向奴才转化的初级阶段，是奴隶成奴才的基本条件。

毕飞宇注意到《阿 Q 正传》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个重大区别。《优胜记略》阿 Q 他都是跟未庄的闲人们打架，“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Ｑ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些闲人看起来，是比阿 Q 更强有力的人，可是到了《续优胜记略》里，阿 Q 的对手变了，他跟王胡打，比较谁身上可以找到虱子。和那些打惯的闲人见面，阿 Q 是胆怯的，唯有面对着王胡，阿 Q 却非常勇武，结果竟也打输了。最后怎么办？只好在小尼姑脸上取得胜利。这就是说阿 Q 在《优胜记略》里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但到了《续优胜记略》里面，就变成了侮辱与损害他人者。

这是鲁迅特别的贡献，写出被人欺负者，也欺负他人。人人负我，我亦负人人。李伯元批判的官场与老残同情的民间，在“阿 Q 精神” 上是相通的。鲁迅写阿 Q，不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且“哀其被欺，怒其欺人”。所以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摸了小尼姑新剃的头皮。毕飞宇用了一个倒读法，他说阿 Q 为什么被砍头？是因为被误认为革命党。阿Q 为什么要革命？就是因为在村庄里他受欺压、遭排斥，最后生计都成了问题。阿 Q 为什么生计成问题？就是因为他性骚扰吴妈，犯了生活错误。阿 Q 为什么会有恋爱的悲剧？就是因为小尼姑说“断子绝孙的阿 Q”，引出了人类原始的繁殖本能。小尼姑为什么要骂他断子绝孙呢？就是因为阿 Q 在闲人、王胡、小 D 面前都失败，结果却摸了小尼姑的光头。

在小尼姑身上，阿 Q 完成了从奴隶转向奴才的第二个条件。曾有人对鲁迅说，说在街上看到两种国人，一种像狼，一种似羊。鲁迅说，你看到的其实是一种，他只是在变。

从奴才上升到奴才境界，第三个条件，就是“土谷祠之梦”。要点是先杀同一阶级的弱者，然后才找官场老爷报仇。但又贪富家大床，又要小 D 去搬。村里女人，包括人妻，全部意淫一遍。《阿 Q 正传》既描画国民性，又预言了中国革命。一部中篇小说交叉了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两个基本主题，所以百年来，学术界数不尽的阿 Q 研究，现实中也是看不完的阿 Q 风景。

许子东的“20世纪小说课”，以编年体为顺序，以文本阅读为中心，“士农工商仕”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小说的关键线索，聚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上近百部（篇）中短长篇小说。从1902年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神预言”开始，一直到2006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为止，奇遇中国100年。

百年来，中国怎么会走到今天？会走向怎样的明天？《老残游记》有句话：“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

原标题：《“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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