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盛翔︱马丁利和《无敌舰队》：上一代博雅史家的浪漫与严谨

拥有广阔视野、擅长为人们讲述故事的博雅史家

1959年，加勒特•马丁利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欧洲史，他的课广受欢迎。据他的友人葛肖伊（Leo Gershoy）回忆，在马丁利的课堂上，“大家都在引颈谛视，眼中闪烁着光芒，他笑容和蔼，口中常常接连吐露一连串词汇，机智、欢快，却又不失严谨，他会谈论诗歌、戏剧和小说，会讲述他挚爱的音乐，他欣赏的挂毯和绘画，以及烈酒和美食，极少有人在这些方面具有可以与他媲美的品味。他热衷于谈论先前的西部拓荒者，他曾追随其中很多人的足迹重走当年的旧路，还有早先远航的帆船，它们如何被建造，又被怎样的海员以何种方式驾驶”。而与此同时，这位拥有广阔视野、擅长为人们讲述故事的博雅史家，却又有着历史学科班训练留下的性格烙印。评论家莱特（Louis B. Wright）对这位老朋友的“古板”记忆尤深：“在调查完所有相关数据之前，他甚至不会得出哪怕是试探性的结论。”毕业于他门下的博士生，日后成长为新一辈历史学家的金顿（Robert M.Kingdon）更是描述了导师性格中有趣的两面。一方面，课上的马丁利步履轻捷，频频走下讲坛，“总有新鲜有趣的事情要讲，常常带动起充满活力的讨论”。不仅如此，他还会慷慨地宴请学生，在餐桌上为学生讲解高级法式料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容忍一个傻瓜”，“当真会呵斥一位未作准备的学生”，虽然他的门生后来感到，这种批评竟然“比起鼓励更加有益、有效”。浪漫与严谨，就这样看似矛盾地汇聚在马丁利的身上，而他一生笔耕所引来的美誉和争议也大多与此相关。

就在这一年，马丁利的《无敌舰队》获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热烈反响，同时被列入“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和“史书俱乐部”(“History Book Club”)的推荐书目，并荣获普利策奖，被认为“是一流的历史作品，同时也是高超的文学作品”。这部历史著作不仅在美、英两国跻身畅销书之列，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凭借是书，马丁利得到了欧洲方面的认可，先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特别嘉奖，接着又受邀担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在此次访学中，他突发肺气肿，1962年隆冬时节病逝于英国。

马丁利的学术生涯颇有大器晚成的意味。生于1900年的他，在生命的黄金时代连逢两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两度从军，先是在一战末期进入陆军43步兵师服役，获中士军衔，后来又在刚刚建立起学术声誉之际，从1942至1945年，连续服役于海军后备队，在华盛顿特区为情报官员授课，获少校军衔。虽然他在求学生涯的三个阶段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却在二战结束初期教职收紧的情况下，无法达成任教母校的心愿，由此于1947年拾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鞭。

除了客观因素的不利，马丁利勤于写作却慎于发表的个性，也令他在“不发表就出局”的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下，不能及时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一部以亨利八世时期的英西外交为题、厚达数百页的长篇著作，从来不曾付梓。他发表过的论文曾经受到名家肯定，却为数不多。真正让他为学术界广泛熟知的作品，还要算是分别于1941年、1955年出版的历史传记《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聚焦外交领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前者与《无敌舰队》一样，罕见地受到史学界和市场的双料好评，后者则获得了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这部运用了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种语言的原始文献，论述严密，文笔生动的作品，被著名历史学家、评论家赫克斯特（J. H. Hexter）称赞为“此前半个世纪最出色的历史著作之一”。可是即便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这部今天已有定评的佳作，马丁利当初也曾大度地采纳出版商的建议，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没有保留原稿。

马丁利缺乏那种为今日的学术工匠所必需的“识时务”的气质，这使得他在现代学术评价体系下既不得其法，也不以为憾。他在史学领域的勤勉——自修了多门西欧语言及其十六世纪手写体——和述而不作、作而不急于公诸读者的做派，更像是出自文人气质、不计利弊得失的浪漫耕耘。马丁利对精致优美的修辞的执著，让人联想起本科期间他对莎剧研究的挚爱——年少时的他还发表过一篇探讨莎学的文章，收录在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的刊物上——以及硕士毕业后的他前往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同时执教历史、文学，广交文学界友人的老派绅士的博雅风范。可是，这种气质自然会招致一部分鄙弃修辞的史家的非议。与此同时，马丁利也并不是著作等身的文章快手，无论是对修辞的精心雕琢，还是对史料爬梳的精益求精乃至锱铢必较，都让他的“学术生产”速率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在他身上，可以一并窥见思想、文风上的浪漫与思维、治学上的严谨。在褒奖者的心中，二者相得益彰，使得他的作品雅俗共赏、文质彬彬；在批评者的眼里，二者又互为抵牾，使得他的作品有了文学不该有的镣铐和史学不该有的风流。而无论是浪漫还是严谨，都在专业化、标准化、高度量化的现代学术考核机制下逾越了中道，显得不合时宜，却不乏可爱。

战争的历史背景

具体到《无敌舰队》一书，它非但是对一场重要战役的深描，也是对欧洲历史的一段全景式摹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的价值既来自作品本身，也得益于十六世纪欧洲史的特殊地位。

十六世纪的欧洲至少发生了这么几件大事：一是文艺复兴的火炬从意大利传播到了整个西欧，二是宗教改革的成果得以初步奠定，三是新航路的深入开辟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浮现，四是身为民族国家前身的领土国家的地位得到巩固，以之为基础的现代外交制度亦随之成型。这些导致欧洲开始走上了一条通往现代世界的独特道路。

在《无敌舰队》中，马丁利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梳理了战争的历史背景，在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历史学家马丁利对“大历史”脉络的宏观解读。

首先，就经济领域而言，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之一，当然是英、西两国关于海上霸权的争夺，这也是历来被写入我国历史教科书、最为读者所熟悉的一部分史实。但细究起来，这场争夺又经过了两个阶段的铺垫。首先，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利用西班牙与起义的尼德兰属地的矛盾，从背后支持尼德兰革命，以此牵制西班牙陆军，以至于西班牙派去收复尼德兰的名将，如奥地利的堂胡安、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都得出了“欲得尼德兰，先取英格兰”的一致看法。其次，伊丽莎白大力支持海盗走私行动，遂有了霍金斯、德雷克等海盗头目对于西班牙本土及其海外帝国的一系列袭击，这些挥之不去的威胁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延续至无敌舰队起航前的1587年。而且相比于该年4月德雷克对卡迪斯湾的奇袭，他在5月的圣文森特角海域做出的一个看似小小不言的决定——烧毁掳掠来的本将被无敌舰队用来储存食物、淡水的大量木桶板——最终被历史证明，“给西班牙造成的损失可能要严重得多”。

也许是因为国人对宗教天性冷感，大部分国内史家在写到英西两国争夺海上霸权之后，都会自然而然地把笔锋即刻转向无敌舰队的起航。但是，具有扎实文献功底的马丁利没有落入“为了遏制英格兰的海上扩张，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这一传统历史叙事的窠臼。在日记、档案、外交文书等原始文献的佐证之下，马丁利为读者还原了十六世纪欧洲的社会心态和历史语境。马汉之后的理论家把这场战役单纯看作一次争夺制海权和经济利益的现实较量，而马丁利则准确地指出，在时人眼中，这场大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双方在英吉利海峡上的碰撞“是一场末日决战的开端”，欧洲已经在天主教、新教的对立之下一分为二，这一仗将决定谁是真正为上帝拣选的光明、正义的一方，“还将决定基督教世界未来会何去何从”。为这场宗教之战而奔走的各方，就本人而言，很可能都是可敬的人物，他们中有英格兰的圣公会、清教、天主教的各派人士，有法国的胡格诺派、天主教的信徒，也有西班牙、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人士以及得到这两方支持的耶稣会士。

在第六章中，马丁利尤其悉心刻画了流亡的英格兰天主教徒威廉•艾伦博士的形象，他抛弃殷实的家业，辞去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院长一职，甘于流亡罗马，过起清贫的生活，只为与耶稣会士帕森斯一道，为天主教势力在英格兰的反攻鞠躬尽瘁。意识形态的不容调和就是这样将私德高尚的人们安排进了你死我亡的对立阵营，从马丁利冷峻、细致的人物性格剖解中，读者想必能够读出大历史下的个人命运的荒诞与脆弱。

受到宗教立场的主导和利益关系的撩拨的，还有纷繁的国际关系及各国的国内形势。无敌舰队一役表面上只发生在英格兰、西班牙之间，但实际上关心甚或是间接参与到战争周边事务中来的，还有苏格兰、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尼德兰、教皇国和其它意大利城邦。十六世纪是现代外交发轫的关键时期——关于这一点，接下来将与中文读者见面的马丁利的另一部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正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如果说伊丽莎白和腓力是棋盘上对峙的双王，那么各国外交官的穿针引线则交织成了纵横其间的棋盘本身。在这些外交官里，先后出任西班牙驻英、法两国大使的门多萨是一位贯穿全书的人物，他的故事还将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当中。依托外交人士的纵横捭阖，一方面，战前的平衡和宁静得以维持，另一方面，敌对双方的阵营也呼之欲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如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恩怨、奥地利看待西班牙的微妙心态、尼德兰与英格兰的利益交换、意大利城邦对西班牙的敢怒不敢言、教皇国对英格兰的口蜜腹剑、法国的“三亨利”连同其背后的外援力量的混战，共同把战争推向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

全书别开生面地选择以远在英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的受刑作为开篇，一上来便意在提醒读者，注意从全局视角来审视这场战役的宏大背景：福瑟林格的刑斧落下的那一刻，也斩断了依靠外交维系着的天主教、新教阵营彼此间的最后一线和平希望，大战从此变得不可避免。法国的三亨利之战是伴随无敌舰队一役同时发生的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与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的纠葛一样，这场国内斗争也因为种种原因与国际关系缠绕在了一起。

所谓的三亨利，是指新教加尔文宗胡格诺派的领袖，纳瓦拉国王亨利，法国天主教势力的领袖，吉斯公爵亨利，还有瓦卢瓦王朝末代君主亨利三世。其中，合法的国王亨利三世却是最孱弱的一方。吉斯的亨利背后有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的支持，但他觊觎王位的凭据，只是一份把家族世系上溯至查理大帝、明显属于伪造的谱牒学文献。纳瓦拉的亨利背后一度只有英格兰等各方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但是他拥有一支坚定的武装力量，还因为亨利三世无嗣而拥有确凿的王位继承人身份。

就在吉斯的亨利成功攻占巴黎之时，无敌舰队也扬帆起航，一时间，天主教的事业似乎就要在陆海之上双双结出果实。孰料，1588年却见证了天主教优势局面的脆而不坚。当无敌舰队于8月铩羽而归后，1588年圣诞节的两天前，吉斯的亨利也被亨利三世派人谋杀于十五年前他策动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的同一座王家城堡之中。就像圣公会和清教的信徒在大海上击败了天主教的舰队一样，法国的胡格诺派也在陆地上完成了面对天主教同盟的反败为胜。

马丁利的笔触停在了亨利三世的遇刺上，但法国的宗教战争其实还没有终结。假如你认同《无敌舰队》的序言中，著名史学家J.H.埃利奥特的判断，即无敌舰队的故事不应停留在1588年，而是应该延续至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再度进击英格兰的西班牙舰队的话，那么法兰西的故事也可以稍作延长，可以谈一谈一度获胜的亨利三世同样被刺死后，天主教徒与纳瓦拉的亨利（他成了合法的新任国王，也就是波旁王朝的开国君主亨利四世）的又一个四年鏖战，谈一谈亨利四世为调和两方矛盾而在一生中第五次改变信仰，又变回天主教徒，但随即却颁布《南特敕令》，给予胡格诺派宗教自由的故事，甚至还可以谈及新国王在1610年的最终遇刺，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杀了他——三亨利的死竟也殊途同归。

“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海战”

在完整交代了上述三方面的背景因素后，《无敌舰队》的焦点终于转移至战场。值得注意的是，马丁利与单纯津津乐道于海战细节的许多前辈史家不同，他一上来就先对这场大战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屋建瓴的判断。诚然，这场海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能是二十世纪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单是西班牙便一次性出动了一百三十余艘战船、两万余名士兵，英方在整场战役期间分批次调拨的人力、物力与西班牙相比，也并不落于下风。然而，是役在海军史上的特殊之处，却远不只是量上的积累所能涵盖的。

一些读者可能会对马丁利何以认为这一幕“揭开了海军战史上新的一页”，是“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海战”感到不解，可是这一论断恰恰体现了曾经进入海军服役数年的马丁利，在眼界上较之寻常史家的长处。因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世界各地的海战虽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接舷战始终是克敌制胜最重要的杀手锏，而这种确实更能体现英勇与尊严的作战方式，其实是把海战视作了变相的陆战，并没有充分发掘战舰、海军作为专门化的作战平台、军种的独特优势。

正因为海战曾是陆战的延伸，我们才会看到，雅典是如何从一个立国之初并不以海上贸易和海军见长的国家，在经历两次希波战争后，一跃成了海上的超级强权，一贯专擅陆战的斯巴达又是怎样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晚期，竟以海军正面击败雅典，打破了这场陆海强国之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互隔空较量的怪圈。由于当时的海战并不具有后世这种较高的专业门槛，所以充沛的财力、充足的木材和出色的陆军，完全可以在经过短期整合后，转化为一支强大的海军。

事实上，直到无敌舰队一役爆发时，英格兰、西班牙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其各自任命的海军统帅也并不具备多么非凡的海上作战的专门技能和背景。霍华德勋爵“已经年逾五十，不过担任海军大臣一职还未满三年，他之所以当选，与其说是因为展现出了适合海战的指挥素质，毋宁说是因为非凡的家族世系”。至于西军总指挥西多尼亚，这位对海战知之甚少的公爵第一次领导舰队，便是这场关乎国运的决战，明智的他在受命伊始便乞求国王免除这副重担：“我的健康无法胜任这样一次远航，根据有限的海上经验，我知道自己一贯晕船，而且极易感冒。”可以说，两国的统治者仍未意识到，现代海战正在悄悄拉开帷幔。

所幸实际参战的干将中，有人敏锐地觉察到了时代变迁的律动，那就是我们熟知的海盗头目霍金斯，还有与他亦敌亦友的船舶设计师温特。伊丽莎白时期，此二人长期负责舰队的建造和修缮工作，得益于他们力排众议，打造出了形制更长、航速更快、操控性更强、搭载火炮更多、更适于抢风航行的新式战舰，设计出了依靠远程快速火炮摧毁对方船体的新式海军战法，英军才能在开战后一直占据主动。

这种在庄严的布阵之余，更注重机动灵活的穿梭包抄，倡导以今非昔比的火炮攻击技术来丰富单一的接舷绞杀的理念革命，源自新航路开辟后远洋航行、交战的客观实践，特别是在霍金斯、德雷克等海盗的奉旨劫掠中屡试不爽，而这些出身草莽却身经百战的海军军官也更容易突破思维定式和制度惯性。相形之下，西班牙因为封建贵族传统的根深蒂固，依旧更青睐高高的船楼，它们制约了航速和抢风性能，却搭载了更多志在登船后展开白刃战的士兵，而且看上去的确恰如重装骑士的高头大马和鲜亮铠甲，符合贵族的雄壮与威严。

正因如此，这场规模空前的海战也是一场代表新式战舰、战法的崛起，见证了风帆战列舰崭露头角的革命性战役。从彼时到十九世纪，尽管战列舰的动力由风力改为了蒸汽，船体由木材变作了金属，但是作战的基本理念却一以贯之。而这才是格外为马丁利所强调，其意义远在具体战术细节之上的重要之处。

以上就是马丁利凭借无敌舰队这个题目，以小见大，为我们勾画出的十六世纪欧洲史的全景。难得的是，这种宏观上的把握并不曾削弱细节描写，相反，本书历来为读者和评论界津津乐道的地方，恰恰是其多线并行之下剥洋葱式的叙述体系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无敌舰队》以“揭幕”命名第一章，其正文也俨如一场戏剧，借助分属各自立场的众多人物的不同视角，编织出了交错而精致的叙事网络。虽然自己就是该领域的专家，但马丁利谦称，他不认为自己得出了足以打破这个故事的既有框架的新鲜认识。不过，与前人相比，马丁利却第一次充分利用现有的各方面史料，以全景式的大历史视角和缜密的行文，为读者讲出了一个至今为止有关这个故事最为精巧、深邃和富有逻辑的版本。而且，书中宏观综述与微观深描的结合，正面描写与草蛇灰线的并行，单一与多元视角的比照，长时段与短时段观察的交替，本身即是一种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创新。

非但如此，马丁利隐藏在叙述中的若干分析，绝不是像他在序言里自谦的那样，只是“削弱了一些既有观点，又使另一些得到夯实”。实际上，正如前文已述的那样，仅就国内常见的历史教科书而言，《无敌舰队》虽已问世半个世纪之久，仍然在许多方面提供了尚未被我国史学研究者吸收、消化的前沿认识。

尚未被我国史学研究者吸收、消化的前沿认识

其中的一些要点上文已有所提及。例如，1588年的这场海战经常被国内史学界拿来和英格兰于同年组建非洲公司、又于1600年组建东印度公司等事件并列，以此说明，这是英格兰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谋求海上扩张，与老派霸主西班牙产生矛盾的必然结果。但是马丁利利用足够的原始文献向我们证明，至少在1588年，经济绝不是驱动国家发动战争的首要因素——马丁利还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中证明，对现代早期的外交而言，经济利益同样不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后世的重商主义思维和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来分析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当时并不存在。时人眼中的这场大战实则是三十年战争之前的又一场极其重要的宗教战争，“它决定了已经没有人能够仰仗武力，重新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继承者身上强加宗教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敌舰队一役实为马丁•路德、加尔文领导的新教革命在军事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后果之一。

又如，国内通行的历史教材仍然大多认为，是役中西班牙的落败标志着，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西班牙的制海权的易手。可是马丁利却用他的统计告诉我们，“与西班牙历史上的任何连续15年相比，1588年到1603年间，从美洲押解至西班牙的财宝都要更多”。至少在伊丽莎白一朝，英、西双方对新航路的争夺只能说是各擅胜场。

另如，过去的中西史家无不强调，发生于无敌舰队起航后的那场被称为“新教之风”的风暴的重要性。在西方学术界，新教一方的学者、文人历来热衷于渲染上帝凭借他的风雨击溃天主教徒的想象，因为这就意味着新教与英格兰是蒙神祝福的事业和土地。有趣的是，西班牙人和其他天主教徒也喜欢上了这种谣传，很显然，这是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将战败的祸因推诿给天意。

与此前的史家不同，马丁利先是细致地分析了这种仿佛有着我国古代“天人交感”色彩的认识的由来：在第十五章中，他用大量笔墨，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解剖了开战前曾多年盛行于欧洲的源自占星术的不祥预言，阐明了这一预言是如何左右社会舆论的。原来，1588年本来便在当时的数字命理学中被认为将是凶兆之年，而当年5至6月，天气凑巧地果然“就像占星师预示的那样狂暴不安”，所以格外方便了谣言的滋生。虽则如此，马丁利也在第二十章中全面分析了舰队遭遇风暴后，西多尼亚公爵的妥善处理，并且准确指出，当无敌舰队于7月21日重新扬帆出海时，形势已“大致恢复到了两个月前的状态”。即便无敌舰队的确战败了，考虑到大军曾在西多尼亚指挥下及时开展修缮工作，战败的缘由也绝不应该归结为这场天灾。

再如，过去的中西史家还喜好把这场战役描绘成“以弱胜强，大卫击败歌利亚的故事”。但这一神话之所以在西方流传开来，同样是为了突显新教一方为神拣选的必然性。事实是，开战伊始英军的舰只数量虽不及西班牙，但也达到九十余艘之多，而且英军一线舰船的吨位丝毫不落于下风，整支舰队的火力、航行性能甚至远在西班牙海军之上。更不必提，整场战争期间，拥有近海作战之利的英军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本土的支援。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马丁利既吸收了执笔之前的十数年里，西方史学界为英军总司令霍华德翻案的最新成绩，又率先在这部重要作品中，态度鲜明而公正地重新刻画了西班牙总司令西多尼亚公爵的肖像。很久以来，极为吊诡的是，交战双方的总指挥官所发挥的作用一向遭到了史家的严重低估。以英军为例，直到今天，许多国内历史教材还认为指挥英军的是德雷克。其实这一点误解已经在二战后得到了西方史学界的纠正，《无敌舰队》及时采纳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而通过自己扎实的史料勘考，马丁利又决定为西多尼亚翻案。

没错，历史总是会两次产生影响，一次是在发生时，另一次是在被诠释时。马丁利也承认，“就其今日的影响来看，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说已然变得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同等重要，甚或更加重要”。但他依旧坚信，“还死者以公正，纵然是迟来的公正，仍然意义非凡”。得益于细节上的考证，我们才终于知道，原来本应指挥西班牙大军的圣克鲁兹侯爵，在其遽然辞世后留给西多尼亚的其实是个烂摊子，西多尼亚自知欠缺海军指挥经验，勇敢地再三推辞帅位却不能如愿，抱着鞠躬尽瘁的决心接过了使命。饶是如此，他还是帮助舰队在第一次出海以及遭遇风暴、经过短暂休整后第二次出海之前，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备战水准。两军接战后，他虽然不能抢回上风向（这是由舰船性能的落后所注定的），却也并未犯下那些后人曾认为的明显过错。相反，他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甚至在许多时候身先士卒。在舰队遭遇火攻后，他亲率旗舰，关键性地掩护乱军成功重组了新月阵型，将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回顾这场战争，西班牙的战略判断一开始就存在决定性的错误：其一，在兵力优势并不明显的情况下，试图孤军深入敌方近海，继而登陆作战，不啻为痴人说梦的自杀行动；其二，帕尔马公爵的陆军与无敌舰队的汇合，本是入侵计划的关键，可是作为原定汇合地的敦刻尔克周边水域，根本没有满足西班牙盖伦帆船所需水深的锚地。也就是说，在西多尼亚接过帅位之时，败局就已然注定。而且，就是为了徒然等待帕尔马的到来，停靠在加莱的无敌舰队才意外地迎来了整场战役期间唯一一次实质性的败仗。而即使这样，西多尼亚还是率军避免了大溃败，真正酿成重大损失的，是加莱一战结束后，退往东北方向的无敌舰队只得选择绕行爱尔兰、苏格兰时，在陌生海域遭遇的沉船事故。无论如何，西多尼亚最终仍带领四十四艘战舰回到故土，尽全力保存了可观的有生力量，体现出了应有的“指挥官的领导才华和意志力”，在那种局面下，很难相信有人能够做得更好。可以认为，马丁利的研究推翻了先前主导这方面认识的西班牙历史学家杜罗（Fernández Duro）的观点，为归来后心灰意冷、竟无心为自己辩护的西多尼亚讨回了公正。

结语

总之，《无敌舰队》并不缺少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学研究之上的创见，即使这些创见一如埃利奥特在序言中所说，毕竟没有“为既有的故事框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历史著作何其稀少！——那么至少马丁利以他缜密的考据夯实、验证了这个故事的框架，又在榫卯咬合的细节上使之完美了许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敌舰队》才会在问世以后，始终出现在有关这一题目的专业和普及类推荐书目的前列，甚或是第一位。而对至今仍然在这个题目上存在些许误解的国内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而言，本书在该领域的特殊贡献——无论是马丁利自身的研究创见，还是他以优美、睿智的文笔将前人研究之异璧精巧地熔于一炉的伟大尝试——就像是一幅竟无冗笔的全景画，值得我们细细玩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