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诞辰130周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容易抓到一些很根本的东西”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1970年代摄于北京干面胡同中国科学院宿舍的院子里

文 | 王汎森

各位知道我跟顾颉刚（1893-1980）先生的关系，是因为我二十几岁时写了一本名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的书。事实上这本书有个因缘，我二十岁的时候，我的高中国文老师送我一部《古史辨》，当时这是个禁书，我记得他是在公馆交给我，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又经常读正、续《皇清经解》， 因此有了撰写《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的因缘。

还有一层因缘，是大约十年前我当副院长的时候，因为文哲所的缘故，与顾先生的女儿顾潮见面。我见到她时跟她说道：“顾先生真是了不起，写了一辈子的书！”顾潮苦笑回道：“我的父亲写了一辈子，我们也整理一辈子！”这句话我印象很深，据说顾先生的材料目前仍在整理当中。不过坦白说，尽管后来新出许多与顾先生有关的材料，《顾颉刚全集》出版了，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我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变，因此无缘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以下仅就我所想到的几点，向各位报告。

1920年顾颉刚与殷履安摄于苏州

第一点，在民国之后，学术界显然有两股互相竞合的势力同时进行着，一条把中国历史拉得很长，一条把信史缩得很短。这从瑞典人安特森（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所从事的考古工作，李济（1896-1979）在西阴村发掘，并发现一枚新石器时代的蚕茧，一直到史语所对殷墟遗址的发掘，这个脉络好像把中国历史拉得很长，越拉越长；另外一个脉络是把中国的信史越缩越短，以顾先生为代表。两者既有拉锯，也有互动、竞争。

第二点，顾先生是苏州世家，他跟人讲过，顾家是清初三大案之一奏销案的受害者，可见是当地的大户人家。顾先生作为五四青年，正值时代大变动，从他与同时代人的资料里，可以发现他们有些“共同文本”。除了顾先生自己发展的学问外，他自己所发展的东西当中，也有不少是属于这类“共同文本”。例如后来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里，科学派的观点很多见于Karl Pearson（1857-1936）的《科学文法》（Grammar of Science）。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包括顾颉刚、俞平伯（1900-1990）、傅斯年（1896-1950）这些同时代人都在读这个书，这本书当时在西方出版也没有非常久， 可见当时学界与西方也不是离很远。又例如：晚清以来的今古文之争，顾颉刚的疑古与此有密切关系，从傅斯年书的眉批里也可以看出今古文之争对他的影响之深，还有像整理民俗材料、看戏，都是这一脉五四青年共同关心的东西。但同时代还有另一批人是不一样的，是开始要走向共产党的，如罗章龙（1896-1995）的回忆录，他们与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同时，但是他们的世界像另外一个世界，来往的人不同，住的地方也不同，这里面有一个很早就慢慢分裂的倾向。

《古史辨》

《古史辨》的长序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1884-1975）把它译成英文，在美国最重要的史学刊物《美国历史学报》（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里面发表，这引起了当时西方注意与震惊，所以傅斯年才说顾颉刚在史学上称王。其后影响也很广，譬如宫崎巿定（1901-1995）的中国史研究， 就是明显受到顾颉刚的影响。

第三点，作为五四青年，顾颉刚参与的事情很多。如果把顾潮编的年谱详阅一遍，便会发现这群人处在一个古今大变动的时代里，抓住若干掀动青年心弦的工作，往往在几篇文章鼓吹之下，每件事都得到成功。举凡《歌谣》《语丝》《禹贡》等等，触手成春，一碰马上成为传统，甚至影响到今天，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又如顾先生用化名在《新潮》发表对旧家庭的感想，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当时影响很大。总之，在那样一个关键的时代，“历史的人格者”（梁启超，1873-1929）们所鼓吹的每件事情，似乎都特别容易成功，这当然不是顾先生一个人的成就，而是一群人分享的事业。

第四点，其实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都跟李大钊（1889- 1927）关系密切，后来左派右派分开，痕迹才被消去或慢慢抹杀掉。他们在后来逐渐分成两股，其实都有后来逐步自我形塑的痕迹。胡适（1891-1962）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几篇文章，后来收进《文存》或《文集》而有所删改。我的印象是，胡适早期的思想里，也夹杂若干社会主义的东西，可后来随着两条路慢慢截然分开了，才变成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倒是美国人因为没有我们意识型态的包袱，迈斯纳（Maurice Jerome Meisner，1931-2012）在他所写的李大钊（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一书中就提到罗家伦、傅斯年在北大都跟李大钊很密切。

1937年3月，顾颉刚在禹贡学会办公

傅斯年当然跟顾颉刚有一些看法不同的地方，我抄了几段傅斯年读顾颉刚书的眉批，给各位参考。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傅斯年批说：“我若做书，必不做此“传记性的叙跋”，以免陋底，以减少后来之顾君之用力也。”

在一条材料中，顾颉刚说：“古代的神话有生有死，有......，看《山海经》等书可知。”傅斯年很同意，批说他小时候都在庙里混，所以最喜欢望这种东西。在钱玄同（1887-1939）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致顾颉刚的书信中提到：“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傅批说：“此论最公。”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傅斯年认为顾颉刚早期这些重要的文章里面，对传说、神话没有深入了解。傅斯年认为传说或神话不是一个特指、实质的东西，不能从字面上去解释。譬如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提到：“扬子江无水患不即是南方无水患，洪水也不必定出长江黄河。”傅批道：“许多saga只能就传说，不能问地理。”又顾先生谈洪水时说浙东时发山洪，傅批道：“洪水只能认为是一种传说之流行，不能刻地求之。”从傅斯年对《古史辨》的眉批，可见他们议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看法。傅斯年在殷墟发掘以前的文字，用“伪造”、用“疑”的字眼相当多，可是殷墟发掘之后则逐渐变少。可见他们早期有共享的看法，但后来逐步分道扬镳了。

我认为顾颉刚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可谓“善悟”，他容易抓到纷繁事情中一些很根本的东西。包括他写当代的文章，分析五四前后的社会，都有很多高明的见解。不管在学术上或社会上，他都体现出一种“只要可以做事的地方，都要量力为之”的风格、以及随处成就一种学问的特色。以上是我对顾颉刚先生的时代和学术的简略观察。

（刊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三十一卷 · 第四期）

原标题：《顾颉刚诞辰130周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容易抓到一些很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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