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贷四年，我的生活终于“爆雷”了丨镜相

本文由镜相 X 厦门大学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写丨李怡璇 徐妍迪

指导老师丨唐次妹

编辑丨柳逸

2022年11月5日，待业在家的第三个月，程太玉已经身无分文，他决定从网贷里再借一笔钱作为生活开销。第二天，一颗埋藏四年的“雷”就要爆炸，在最后的七个小时里程太玉找到了记者。

“可以语音么？”

“我明天要开始爆第一个雷了。”

“以贷养贷，雪球越滚越大，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

“潘多拉的魔盒”

2015年，程太玉第一次接触网贷，那时他刚上大学。每月2500元的生活费于程太玉而言有些不够，他开始习惯从支付宝贷款，一个月贷款1000元，下月支付10%的利息。

几百块的利息在程太玉眼里不算大数目，大一时频繁出入的食堂很快就丧失了吸引力，大二起，程太玉的餐费从每顿10元涨到30元，时不时还要和朋友出去“大搓一顿”。

程太玉将他的挥霍归结于过去太穷导致的“报复性消费”，网贷所带来的超前消费让他体验到儿时以来所渴望的“挥金如土”的快感。

2016年，程太玉结交了几个已经踏进社会的朋友，带着他去“开荤”。那天，程太玉拿到了1000元奖学金，半数花在了嫖娼上，剩下的在买烟和请朋友吃饭里挥霍一空。

赚钱、花钱、借钱、花钱。

大学四年，程太玉的收支保持着一个危险的平衡，毕业那天，他从360借条里借出3000元用于聚餐，他没想到，这笔钱会在四年后像滚雪球一般滚到170000元。

程太玉在2015年开始接触网贷，这一年于网贷行业而言也是不平凡的一年。从2007年国内首家网络借贷平台成立到2015年达到2595家，金融机构、民间金融等若干股势力，不约而同地在网贷这个路口形成合流。平台数量激增的同时行业乱象丛生，根据盈灿咨询联合网贷之家发布的《2015年中国网络借贷行业年报》显示，2015年网贷问题平台达到896家，行业野蛮生长背后的风险引发监管关注，2015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全面系统地规范了网贷机构及其业务行为，为行业的发展明确了方向。2015 年之后，问题平台数量显著回落，网贷行业开始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和程太玉一样，常晴也是在2015年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常晴第一次接触网贷，为了一部新手机。苦于口袋空空，常晴选择了当时很流行的方式——分期付款，其实就是使用分期乐APP，一款面向年轻人提供分期消费的金融服务平台。

电脑城里分期购买电子产品的人很多，工作人员告知常晴分期的数字后便轻车熟路地拿出合同让她阅读签字，然后指导常晴下载分期乐APP完成后续操作。阅读合同、签字、填联系人信息、完成语音认证，签字的时候常晴有些迟疑，动作慢了下来。

“没见过这些场面，有点担心，毕竟填的都是私密信息”，工作人员似乎看出了她的犹豫，一边安抚说没事，一边催促签字，常晴抬头看了看周围和她一样办理分期的众人，咬咬牙向分期乐平台借了1500元购买手机，这成为常晴陷入网贷的开端。

分期后常晴每个月仅需还款180元左右，这让她觉得很轻松，“拿着新手机的高兴完全让我忽视了这背后的陷阱”。 第一次还款完成后，常晴惊奇地看到APP里的贷款额度由1500元涨到了1700元，经过一番摸索后她还发现额度可以直接提取到银行卡，用于其他消费，这些“好处”在常晴的心里埋下了借贷的种子——没钱可以向分期乐里借，还款数额高就分期，借得多额度还可以变多，很方便！

和常晴一样尝到超前消费甜头的大学生并不少，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大学生消费现状总结及趋势分析》数据显示，53.3%的受访大学生使用分期付款产品，此外分别有19.8%、17.4% 的受访大学生会通过分期付款、贷款购买超过预算的产品。

“手机上的数字仿佛变成了自己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也从来没想过自己将来有一天是不是还不起这个钱。”常晴借贷的频率从每月一次变成每周一次最后变成3天一次，每月还款的金额也从180元涨至700-1000元左右，最后甚至单月高达6417元。

“诱人的毒苹果”

由于之前的超前消费，常晴无法负担每月不断攀升的还款数额，这时她想到了校园里收到的传单。

网贷平台雇佣学生发传单的现象很常见，甚至还在校园里设置摊点。广告单上印着电脑和手机，旁边的标价是几百元每月，标价低、分期还款、推荐朋友提现还可以领红包，这些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无疑是很大的诱惑。

常晴经常收到传单，爱学贷、趣分期、省呗、还呗……因为对借贷还有一定的心理抵触，常晴看着传单上五花八门的贷款方式，并未放在心上。但当分期乐还款困难时，关于借贷平台广告的记忆便慢慢浮现出来。这促使她做了至今仍后悔的举动——从其他平台借贷还分期乐，和程太玉一样走上了“以贷养贷”之路。

除了常晴所接触到的校园广告，互联网上的网贷广告也是许多人陷入网贷泥潭的开端。土味、雷人、低俗的剧情配以具有诱惑力文字的网贷广告在抖音、快手、爱奇艺等流量平台广泛传播。

网贷广告一方面用拜金、势力倾向的剧情博人眼球，另一方面极力给人们传达超前消费的好处，例如花呗的广告文案：“花明年的钱，轻轻松松才叫过年”“做桌好菜不轻松，用花呗请大家吃饭”。

剧情只是噱头，网贷广告往往刻意虚化贷款利率，用额度大、放款时间快、利率低、申请方式简单等带有倾向性的语言诱导用户，例如“有钱花”平台的广告文案是“最高借款额度200000元，日息最低0.02%，最快30秒审批，最快三分钟到账”，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和手机号，点击视频链接就可以借到钱，如此轻松的方式蛊惑了许多人。同时，网贷广告将借贷额度描述地如同账户余额一样，营造一种“这钱白送，不用白不用”的假象，例如京东金条“备用金”随时取用的表述。

针对上述现象国家多次作出规定。2020年发布的《金融广告发布行业自律公约》明确要求发布贷款类金融广告应当清晰准确展示贷款年化利率，不发布仅含有“最低利率”或者“利率低至”等以特定条件低息误导贷款人的内容，不以“日利率”“日还款”等与实际执行利率表达方式不一致的方式宣传贷款利息。

2021年央行发布第3号公告，明确指出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宣传海报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日利率、月利率等信息可以根据需要同时展示，但不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

虽然出台了规范文件，但许多网贷广告会将广告重点放在超高借款额度和超长还款期限，以转移受众对年化利率的关注，仍能看到个别网贷广告不标注年化利率的现象。

“东墙和西墙”

常晴陆续在其他平台借款以偿还分期乐的月息，但学生时期还款能力有限，2017年，常晴已经在多个平台里累计了1万多元的欠款，最高的分期时间延续到3年后。

好在毕业后，常晴凭借突出的表现获得了一份月薪过万的工作，让她有能力一次性还清大学时所欠的债务，但是提前还款会有额外的几十元手续费，常晴并没有选择一次性还清而是按照平台规定的时间分期还款。

“我心里已经完全不把借款当回事了。”原本的公司不景气，常晴辞掉了工作到另一个城市创业，在资金紧缺的时候，常晴又瞄向了网贷平台。由于毕业后的轻松还款经历，常晴对网贷不再有学生时期的防备和恐惧心理，觉得自己有能力轻松还清，于是她接连向分期乐、360分期、花呗、借呗等平台借贷作为创业资金。

2018年毕业后，程太玉陆陆续续做过7、8份工作，最长的4个月，最短的一个星期，据他自己估计，四年时间里真正工作时间一年多。

不稳定的工作不足以支撑程太玉的生活开销，学生时养成的不良消费习惯让他依赖于网贷。毕业后，他找到了一家新的贷款公司，一次性借贷9900元用于生活开销，眼看网贷欠的钱越来越多，他开始探索新的挣钱方式。

在朋友介绍下，程太玉接触到了“体育彩票”，参与了博彩网站开设的“盘外局”，起先收益非常可观，赌博所得支撑着程太玉的生活和网贷还款，这也意味着他根本“输不起”。

“我朋友研究了几万场赌博总结出的规律。”显然，“规律”不是永远奏效，在一次赌博中，程太玉输了10000多元，债台轰然倒塌，不得已他又从一个网贷平台借钱填坑。为了翻本，程太玉又陆续从网贷平台借了几笔钱，总额超过40000元。

根据融360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消费贷款使用情况调查问卷显示，如果包括房、车贷款，有5.44%的人群资不抵债。换句话说，每20人中，就有1人每月需要偿还的贷款比实际到手月收入还要多。这也就导致了有28.57%的人使用消费贷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

常晴的债务金额也在“以贷养贷”中慢慢累积到5万多元，当多个平台借贷额度归0时，常晴彻底慌了，她意识到马上就要还不起了，但这时最长的还款分期已经达到36期以后，每个月都有7-8个平台需要还款，“自己的借款需要不吃不喝2年才能还完。”

“现在借款的平台额度不够，那就再向其他平台借借看。”抱着以贷养贷的幻想，常晴以为可以慢慢解决问题，半年后，她的幻想彻底破灭。她已经向30多个平台借贷，总借款数额达到11万元，最多的时候每个月有18天都是需要还款的时间，为了还款她甚至借了14天还款、7天还款的断头贷，最后几乎把市面上所有的借贷平台都申请了一遍，实在借不出钱来后选择向家人坦白。

常晴至今还记得银行里打出的长达10多页的征信报告，母亲的白头，悔恨的泪水。

“0审查 0风险”

在程太玉最穷的时候，一块九毛八是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即便如此，在另外几个朋友还不起网贷时，他还是从平台里借了10000元接济他们。截止2022年9月，程太玉在8个网贷平台累计借款18万元，“借了还，还了借，莫名其妙又滚出好几万。”

《2017年现金贷行业分析报告》显示，大约56.5%的借贷者申请现金贷次数达到或超过了2次，其中申请2-5次的客户占比最高，达到36.7%；申请多次借款的群体中，在多家机构申请借款的人数占比达49.4%，在1家机构申请多次借款的客户仅占7.2%。

在网贷平台发展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的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同一借款人在多家平台进行借款的现象非常多见，导致信用风险急剧增长。

2018年，网贷平台债务信息被纳入央行征信系统，网贷平台能够获取借款人更多征信信息，然而像程太玉一样没有工作、没有固定资产且债台高筑的人依旧能从不同的网贷平台申请到贷款。

“你的地址、你的身份证，你的资产，这些网贷都不会审查。” 鞠茂曾就职于某律师事务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为湖北两家大型银行下属的消费公司进行贷款风险审查，他表示相比机构复杂的审查机制，网贷公司对于申请人的资质审查几乎为零，只需要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号，数万元就能一秒到账。

简单的审查手续看似加大了网贷平台碰到老赖的风险，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位网贷平台从业者透露，一些平台在不具备“快速放款”所需风控数据的情况下急于冲量，会依靠高利率覆盖高风险。

“这是一场博弈，你借10个人钱，只要有一个人还，就是赚的。”鞠茂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和女朋友的网贷经历分析道。

为了扩大自己的服装生意，鞠茂的女朋友在“钱站”“你我贷”等多个平台借款。“之前没有帮她仔细规划过，是发现她怎么钱越还越多的时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当鞠茂开始关注女朋友的债务情况时，她已经深陷泥沼。

每天一睁眼，来不及考虑本金，高额的利息就足以让两人焦头烂额，虽然鞠茂帮女朋友办理了利息较低的正规贷款，却并不足以补上所有网贷的窟窿，最终部分网贷逾期，新的噩梦开始了。

2022年9月，程太玉决定不再还款，希望通过强制逾期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利息减免。在决定“强制上岸”后，程太玉又借了几千元作为后面一段时间的“生活经费”，他计划11月18日去面试另一份工作，然后再做一点小生意。

“我要上岸”

程太玉显然不知道，逾期后他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借贷逾期虽然被称作“强制上岸”，但是和还清贷款后的“上岸”天差地别。

鞠茂是记者通过一篇讲述网贷女孩试图自杀的公众号文章结识的，公众号名为“我们的上岸之路”，记录了多名网贷者“上岸”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公众号创始人还建立了20多个互助微信群，每个群大约100多人。

当记者联系鞠茂时，他十分谨慎，“你是谁？”“从哪知道的我？”“哪篇文章的评论区？”浑身的刺好像在一刻全部竖了起来，在记者一一说明清楚后，他才通过好友申请并解释了他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总被催收的人骚扰，有点神经质了。”

鞠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女朋友填作紧急联系人，女友贷款逾期后，他接连不断地收到催债电话，连他的舅舅也曾接到过网贷公司打来的电话。“莫名其妙接到电话，把我名声都搞坏了。”面对舅舅的质问，鞠茂无地自容。

根据《2017年催收行业法律研究报告》，国内从事催收行业的机构数量在3500家左右，催收人员的数量将近30万。

沈婕就是受害者之一，因为创业失败欠下巨额网贷的她被催收公司折磨了近8年。“像一道道催命符，我不敢再接任何电话。”沈婕将手机调成了静音以躲避催收，看着每天几百个未接电话，她感到头皮发麻，整宿整宿地失眠。

沈婕常常梦到催收的电话打去了她工作的公司，然后从梦中惊醒。2020年6月，单位领导突然问起沈婕负债的事，她才知道催收公司已经给老板打过两次电话，之前借过她钱的同事以命相逼，要求沈婕尽快还钱。

2020年7月起，沈婕开始频繁在微博更新自己的上岸日记，她也曾在微博@微粒贷@招联金融@中信银行投诉过骚扰和暴力催收。

我国关于规范网贷催收的政策性文件有很多，比如《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等，但是催收机构鱼龙混杂，催收态度和手段游离在灰色地带。

鞠茂在2020年进入公安系统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也接到过很多报警称遇到了暴力催收，但在办案过程中，他发现在取证层面存在困难，部分催收手段虽然严重影响了贷款者及其亲友的日常生活，在法律层面仍不能被定性为暴力催收。

“被不断转手的信息”

电话骚扰、短信轰炸、上门围堵、起诉要挟......催收的手段层出不穷。沈婕的亲朋好友、领导同事、甚至是许久没联系的大学同学都收到过贷款方的催债电话。

为了躲避催收的骚扰，沈婕母亲换了一个电话号码，但是清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她就再一次收到了催收电话，连沈婕也不明白，平台是从哪里获取的信息。

2021年，国家网信办对公众大量使用的部分App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测，发现360借条、分期乐、你我贷、钱站等48款网络借贷类App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

网贷行业处理不良资产的方式，大致包括依法收贷和资产处置两类。依法收贷是指采取法律途径，提交诉讼、仲裁、申请支付、申请执行等。资产处置包括催收、债权转让等方式。

不良资产包转让是信贷业常见的手段。2021年，中国建设银行拍卖了1.43个亿的个贷资产，大部分以4折价格被江西金资等机构拍下。

疫情过后，由于催收团队没有办法频繁在多地流转，债权转让成了最便利的方式，业内俗称：贩卖资产负债包。简单而言就是假设贷款人B欠网贷公司A 100万元并无法偿还，公司A就会以贷款金额的五折甚至更低的价格，将贷款人B的债款“转卖”给催收公司C，由C向B索要欠款。

鞠茂曾听身边人讲述债务被贩卖的经历。安徽某科技公司“收购”了一批欠款人，通过司法起诉的方式获得法院文书，再联系腾讯公司冻结欠款人微信账号中的资产，要求欠款人偿还全部债务。

2021年，鞠茂转业做社会工作，他又遇到了很多因网贷倾家荡产的人。鞠茂还记得那是一对重病的老夫妻，连药都买不起了，每月5000元的养老金只留十分之一用来开销，剩下的全部给儿子归还网贷，鞠茂帮两位老人办理了重症低保，依旧杯水车薪。

“披着合法的外衣，做着黑色的勾当。”对于鞠茂来说，他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帮助深陷网贷的家庭。同时，他也担心，网贷利益网的铺开会影响正常的借贷业务，“这个人的资质能获得金融机构正规贷款，但是机构看他比较老实、好骗，就把他卖给别的公司，吃的回扣会远高于借贷获得的利息。”

“网贷对于我来说既是国仇，也是家恨，愿悲剧不再重演。”鞠茂在一篇关于网贷的公众号文章下留言，给自己和网贷的纠葛画个结。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程太玉、常晴、沈婕、鞠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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