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丨买壮丁

1945年8月，日本佬投降，国民政府重掌江南。噩梦般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家也眼见要时来运转了。我父亲的小舅郭兴泰在国军中做事，他的部队就驻守在南京。于是，刚刚20岁的父亲有了第一次远行——前往南京。

我父亲并不知道他小舅的军衔，只知道小舅有个勤务兵照顾，餐餐有肉吃。小舅安排他到一家汽车厂做学徒工。南京的一切十分新鲜，待适应后，父亲还把大弟叫了去，兄弟俩拍了一张合影，我父亲这一半保存了下来。

父亲在南京时的合影剪辑，身上穿的似乎是国军的旧军服。

关于南京的生活，父亲很少说起，现在连仅有的那些，我也记不清了。问我大姐，她说：“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双棕色的皮鞋，是阿爹从南京穿回来的，可能就是那张照片上穿的鞋，后来也没见穿过，在‘文革’时期丢掉了。”

那时人人向往和平，期望时局稳定，安居乐业。如无意外，父亲也许就定居于南京，他的人生走向也将完全不同。

天不遂人愿。不到一年，内战便起，国军开始征兵，从各乡保抽取壮丁。按保甲制度，通常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我们这一“保”也分摊了两个名额。保里用抓阄方式，抽出了两个壮丁。很不巧，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

家中出了这样的事，令我祖母寝食难安，父亲只好放弃南京的工作，回到村里。

瓜山村与杨村等同属一保。杨村是数百户的大村，以郭姓为主。虽然这类抽签事宜，当时也都说是“公开公平”，但事实上各村的大户人家，比如杨村郭姓一族，从来不会被抽中，抽中的都是周边小村子的人。所以表面上是“抓阄”，底子里是选派。现在，要征两个“壮丁”，其中一个就选中了瓜山村黄家的老大，他们家有四兄弟，选走一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当时这四兄弟的年龄分别为20、16、12、8岁，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六年。所以这保里定签的人，心也是够硬、够狠的。

但不想去当兵，也是有办法的，那就是“买”个壮丁来代替。当时一个壮丁标价八袋稻谷，每袋为270市斤。保里也未做绝，用祠堂公产及大户人家所捐，给每个名额四袋稻谷的补贴。所以，自家只要出四袋谷，加上保里给的补贴，就能买一个壮丁来替代自己去当兵。

我父亲是长子，刚刚才够挑得起一家的担子，我祖母当然不可能让他去当兵。于是倾家中之所有，凑足了四袋谷子。我祖母的远房族弟郭有祥，主动介绍一个姚家庵人，买下了这个壮丁名额。四袋稻谷也很快就通过有祥交讫，一桩心事才算落地。

不料，这姚家庵人是一个赌棍，之前打牌九就已经输了四袋稻谷，无法偿还，才想到卖身去做壮丁。有祥说：“你看，我帮了你介大个忙，我手头有丢紧，先借我两袋。”有祥本是中介，就直接扣下了两袋。

但姚家庵人的老婆不干了，对老公说：“你戏赌欠钿，我无话好讲。现今你拍拍屁股走了，只拿回两袋谷，我们娘儿几个奈个办？——要么拿四袋来，要么就别走！”

于是那人只好向有祥讨还所欠。有祥摊摊手说：“对勿住！我也是欠了人家的，这两袋都还了债，呒没了。”

彼时保里催促壮丁启程，姚家庵人若不肯去，就必须我父亲自己去，怎么办？

我父亲找到有祥，有祥眼珠乱转，一口咬定是没法，说道：“要是有地方借，我情愿借来还先。”揪了他来到我祖母面前，他还是这句话。我祖母心中慌乱，眼前火烧寮檐，哪里去借？

父亲回忆当时场景，说，要是祖母再硬着心肠逼一下，有祥肯定会有办法的。不意那时定汉叔正在我家台门里闲逛，在边上听见，慢吞吞地说：“真当（真的）要借么，还是有办法借到的。就是利息要高一丢。”

有祥马上顺杆而上，道是不管利息高低，但凭尊口。

定汉说：“我说有，自然是有的。——但我是不会借给你的，除非香云姐（我祖母讳郭香云）作保。”

有祥便转求我祖母，并百般发誓，一定归还。

无奈，祖母在借据的保人栏签了名字，用高利向定汉借来两袋谷，交给姚家庵人，这事总算摆平。

第二年，有祥连人影也见不着，定汉拿着借据来找保人，按规矩，是“九出十三还”。祖母无奈，只好把一半收成，送去还债。

过后的某一日，父亲在邻村遇着郭有祥，见他挑着不知从哪里骗来的一担布，正在沿门推销。父亲一把揪住担头，拉到我家里，让我祖母挑布。

有祥说：“香云姐，个种都是粗布，倷（你们）用不着的。我明早还要带一匹上好的阴丹士林布来，到辰光你尽管慢慢挑。”

结果祖母只挑了一小块白布，大约够做一件小褂，而有祥离去之后，杳如黄鹤，再不见踪影。

父亲讲完这个经过，叹息着对我说：“我本意是不管什么布，先拿过来，能抵一点是一点，倷娘娘（你奶奶）总归还是心肠软。”

第三年，解放了，郭有祥是赤贫，不能追讨了。那两袋谷债，也就不了了之。

2007年的冬天，是数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旧历除夕的前一日，新历2008年2月6日，我母亲离开了人世。就在同一时间，住在小溪寺里的郭有祥也往生了。正月初三，我去枫桥镇为母亲开具死亡证明的时候，看到了他的名字。

我小时候就听人叫郭有祥为“有祥拐子”，却不知其由来。听完父亲的叙说，方知确如俗语所言：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

【回音壁】

蒋志毅（表侄）：姑丈最后没去当兵，是万幸。但人生的事情，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听我爷爷说，当时邻近村子一起在南京当兵的有六七个，小溪坞就有我小爷爷和蒋铁山。后来国军兵败，小爷爷因结婚而提前回家，余下的也都在解放前夕纷纷逃回乡里，只有铁山留下，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老兵探亲，铁山也回来了。当时大陆与台湾经济水平相差甚巨，铁山回来，出手阔绰，给子侄辈每家送一个金戒指。

从小爷爷他们的聊天中，我听得出这些曾经的袍泽很是羡慕也倍感失落。不知道这个替姑丈顶人的姚家庵壮丁，最后是当成了铁山？还是小爷爷们？或者丧命在内战的战场上？

命运的吊诡，真让后人唏嘘不已。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艰难时世，老百姓的生存实属不易。《买壮丁》用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了那样一个族群的痛苦，折射出那样一个时代的黑暗。即便如此，老实人家仍然守得住底线，积善人家毕竟可以长久绵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过人之处。

祖母的远房族弟郭有祥，是本篇写透的人物。此人毛病不少，坑蒙拐骗，都有一点。可悲，可叹，可恨，扩展可成一章。

还有隐情，虽未写明，读者自可思考。当了壮丁的人家后来如何？壮丁下场又如何？时也，命也。读仁兄家史，领略了不少人情世故。

我不止一次想为家族撰写一本东西，动心忍性，最终拖延下来。因为家族中许多人，家家有隐私，写出来就是祸端。也许过几个年头，可以动笔吧。

黄兄叙事状物，很动人，为我楷模。

何桥（高复班同学）：有勤务兵照顾的，你父亲的小舅是个大佬，起码将字头了，要是当年留在南京，说不定其后人或成宝岛栋梁了。

潘培忠（中山大学）：以前听我外公说，他十几岁时，因躲避“抓壮丁”，兄弟二人从安溪老家逃了出来。后来外公入赘我外婆家，辛辛苦苦过了一辈子，到老忆起当年事，还是心有余悸。

事非经过不知难，对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

李万营（安徽师大）：大约我们是生于和平年代，一见故乡便觉寻根温暖，故读《摇船太婆》时，还沉湎于记忆里乡里乡亲的温情。然而《买壮丁》《和平佬》读下来，不禁揪心。满纸透露着生活之沉重与生命之向死而生。

曾经，母亲也给我讲“七粒米一个命”的故事，教育我珍惜粮食不要剩饭，我总嫌她们不合时宜。而在您的叙述中，真真切切感受到战乱时代，普通人只能倾力生存却不知明日福祸的惶恐。人命不抵一袋粮，亲情人情在物质前尤为脆弱，纵使绝境中能去寻找家族，或许也要看个人是否还有价值，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

幸而，还有祖母，祖母心善温厚，祖母是一种坚韧的力量，涓涓不息存在于田野大地之间。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令人唏嘘。战争时期，勤劳善良的普通人要遭受多少无妄之灾。

《买壮丁》一篇曲折有致，郭有祥泼皮无赖的形象极为典型，其人其事颇有元杂剧之味。然而现实并不像戏曲那样善恶终有报，勤劳善良的人不仅要遭受乱世之苦，还要为不受道德约束的无赖恶行买单。文末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更是令人感怀。

郑尚宪（厦门大学）：说到壮丁，就想起我熟悉的两位长辈。              

六十年代中期，我爸刚从外地回到仙游不久，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对父子，送来了满满一车柴草，一口一句“先生、先生娘”地叫着。等他们走后，我妈告诉我，那位父亲叫张金桂，是我爸救过的一个壮丁。

1946年春，我爸还是内迁福建建阳的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某天晚饭后出去，听到路边草丛中有人在呻吟，拨开一看，一个国军伤兵躺在那里，骨瘦如柴，浑身臭秽不堪。伤兵说他叫张金桂，仙游县人，去年被抓壮丁来到闽北，一天仗都没打过，因为伤病，长官嫌累赘，部队开拔时就扔下他不要了。

当时抗战已经胜利，暨南大学正准备迁回上海，一些外省学生已提前离校，学生宿舍（竹子搭的窝棚）比较空，我爸就把他带回宿舍。给他吃饱饭后仔细查看，发现他其实不是受伤，只是满身疥癣，多处破溃化脓，腥臭无比。当时没有药物，好在天气渐暖，我爸让他天天去校门外的建溪泡澡（这是抗战期间暨大学生自创的皮肤病疗法）。建溪源自武夷山，水质极为纯净，而且他一下水，小鱼就会成群结队来啄食皮肤糜烂之处，起到清创效果。张金桂泡了半个多月山泉水，疥癣竟奇迹般地好了。我爸替他写了封信回家报平安，说好等暑假带他回仙游。

当年6月，暨南大学迁回上海，应届生提前毕业，我爸带着张金桂回仙游。当时从闽北到仙游交通极为不便，许多路段无车可搭，只能步行，还得提防土匪和野兽，所以走走停停，花了将近十天，才到了邻县。眼看快到家了，张金桂却突然丢了。我爸到处寻找，找了两天，一无所获，只好先回仙游去他家报信。不料到那里一看，张金桂已经在家了！原来他还乡情切，那天在街上碰巧遇到一个乡亲，就欢天喜地地跟着回家了，也没想到给我爸打个招呼，害得我爸找了他两天。

不过此人很有良心，对我爸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他家里穷，别无长物，就隔一段时间挑一担柴草进城送给我爸，直到1952年我爸调去泉州工作。这时候听说我们家迁回仙游，就又送柴草来了。当然他也知道，这时候的我爸已是戴罪之身。

过了不久，各地成立“贫下中农协会”，老实巴交的张金桂因为苦大仇深，当上了大队贫协副主任，但柴草还是照送不误。直到“文革”爆发，我爸进了“牛棚”，因为怕连累他们，而且也怕给我爸扣上“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帽子，我妈极力劝说，张家父子送柴草的举动才告结束。后来我们迁回农村老家，就断了联系。

人老了喜欢怀旧，我爸妈晚年常念叨起张金桂，说他有情有义。他年纪比我爸大，现在应该也不在人世了。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会不会还给我爸妈送柴。                    

七十年代初我回乡后不久，某天清晨在村口碰到一位长者，他张口就问：“你是阿槐（我爸小名）的儿子？”我觉得奇怪，这个人我从未见过，他怎么一眼就认出我是谁的儿子。再细看此人，个子高大，满脸络腮胡子，很像当时电影里习见的匪军连长，只不过没有那么横眉怒目，须发也有些花白。事后才知道，他还真当过连长，而且也是国军的。

村里人介绍，民国年间我们村被抓走的壮丁有八个，活着回来的只有他一个。我们全村同宗，按辈分我该喊他“伯伯”。他是抗战期间被抓走的，从此音讯全无，村里人都以为他绝无可能生还了，没想到1950年，他回来了。原来他被抓去当兵后上了前线，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干过，后来还作为远征军去过缅甸，抗战结束后又卷进内战，多年枪林弹雨过来，居然毫发无伤，并且混成了连长。1949年底，他在西南某地随军起义，次年被遣送回乡。回村时，蹬着大头皮鞋，背着草绿色军用毛毯，兜里揣着“起义人员证明书”，见人就吹他在外面见过的大世面。村人听他说在外那些年的经历，有如天方夜谭，再听他说自己坐飞机去外国打过仗，更不相信。只有我爸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背地里叮嘱他以后不要再说了，把“起义证”收好，好好过日子吧。没想到几年后，这段“黑历史”还是被翻出来，于是被送到公社农场监督劳动。当时公社农场里有这么一些特殊人群，他们既不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又有些屁股不干净，官方给他们的定性是“政治不纯分子”，民间习惯性地叫他们“劣沙”（即“社会渣滓”）。这些人单独编队，被称为“学好队”，属于半劳教性质，有一定行动自由和少许劳动报酬，偶尔还可以请假回家照看家庭，打理自留地。比起那些被判刑坐牢的，已是烧高香了。假如再跟那些横死他乡的壮丁相比，更是万幸。只是儿子受其牵连，1960年高中毕业后上不了大学，只好回乡种田。因为文化水平在全村最高，当了生产队的会计，有时公社中学、大队小学教师缺人，也请他去临时代课。

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公社农场不复存在，这位伯伯头上的紧箍咒也不翼而飞，终于在古稀之年过上了安生日子。1995年冬天，这位壮丁出身的抗战老兵、远征军战士、国军连长、起义军官、“政治不纯分子”“学好队”队员伯伯走完了他传奇而苦难的一生，享年82岁。

孙启军（羊城晚报）：仕忠兄父亲留下的这帧照片非常珍贵，七八十年前，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为自己的青春留个清晰印记的。

家父也有一幅照片，摄于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的徐州。那时他随刚刚打完济南战役的部队一路南下，驻扎在徐州郊外，某日请假进城，用几乎全部积蓄拍了一张照片。那年他21岁，平生第一次进照相馆。老人家80大寿之前，曾跟我细细描绘过拍照的过程，以及拍完之后担心部队突然开拔而取不到照片的忐忑。这幅照片被精心保存至今。

而文中那位舅公郭兴泰是否也是抽中的壮丁？最后命运如何？文中没有交待。（仕忠按：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侄女尚健在，九十七了，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家族的情况，我在《杨村大地方》这篇里有记录。）

关于壮丁，父亲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过。1940年前后，他在115师政治部财务科当勤务兵，才十二岁。那时十一二岁的兵不少，国共均有。当时部队刚进入山东，属于国共合作初期，相互关系尚好。

有一次附近国军长官来访，随行的勤务兵年龄也很小，就交给我父亲招呼了。

这个国军的勤务兵大我父亲两三岁，当时不过十四五岁，就是抽壮丁抽到的。他们在一起玩了一天，高兴来，高兴走，之后国军朋友身上的浑身瘙痒，就不幸传到了共军朋友身上。我父亲说他为这癣疥之疾困扰了很久，无药可医。后来，几经周折，一年多后才用硫磺医好。

硫磺哪里来？游击战要搞破坏，电线杆是目标，电线杆上用于固定缠绕电线的白色小磁葫芦的地方，要用到硫磺防虫防蛀，缴获了日本人的电线杆，就搞得到硫磺。部队游击偶有缴获，便不忘有些人需要这个治病，于是费心费力刮下，老远送来。

郑兄文中所记那位“壮丁”士兵，浑身长满癣疥，看来疥疮在国军中更为普遍。关键不在癣疥，也不在于传染，而在于把癣疥当回事，并找到一点硫磺。

父亲在回忆他的军旅生涯时，很少讲到战略战术（他后来是专门教战术的教员），多是这种琐碎的细节。他讲到过从济南到徐州他一路南下途中，见到的横七竖八来不及掩埋的国军官兵尸体，也讲到过徐州郊外吃人吃到眼红的野狗。

我曾问：“你有没有可怜过他们？说不定你那位国军朋友也在里面呢。”

“不会！他们都是反动派！”父亲的回答没有丝毫迟疑。

郑尚宪：我爸说，泡溪水，是暨大学生在抗战环境下治疗皮肤病的唯一办法，有一定科学道理，疗效不错，所以他让张金桂去泡溪水。

无独有偶，我岳母说，她抗战时随所在中学流亡到闽北，也在建溪泡过水，治好皮肤病。

1990年我爸爸到南京，和我岳母聊起建溪，很有共同话题，大有“对上暗号”、找到组织的感觉。

启军老弟说你爸跟国军勤务兵的关系，很有代表性。我们村那位“伯伯”，他的“黑历史”之所以被翻出来，就与此相关，很有戏剧性。

原来，他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驻军某处，与共军防区相邻。两军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偶尔还有联欢之举。当时他是连长，和共军一位连指导员打过交道，关系不好也不坏。后来形势变化，拔刀相向，遂成仇敌。

他解甲返乡后，因为见过世面，成了村里的头面人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了弄潮儿。而那位共军指导员，1949后成了我们县委的一位书记（“文革”前各级党委有多位书记，第一书记为正，其他为副），大办人民公社时，下到我们公社兼任第一书记，在一次会上认出我这位伯伯（也怪这位伯伯相貌特征太鲜明了），于是当场捆绑起来，投入大牢。但后来查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罪恶，又有“起义证明”护身，所以折中处理，发配去“学好队”。

那位书记叫周光森，其大女儿周胜英小学与我同级，但不同班。周光森解放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我们村里人说，就是被我这位伯伯打瞎的，其实纯属附会。

人生恩怨，剪不断，理还乱。

董春晓（杭大同学）：善良的人总是最后的买单者，但作恶者并不一定受到惩罚，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而残酷的真相是，一旦万物平等了，世界也就死寂了。

陈建新（杭大同学）：几点感想。一，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老百姓的痛苦，来自内战；二，无论城里乡下，都有无赖；三，黄仕忠奶奶心肠软，太善良，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就是此理。这种善良，与教养有关，也与天赋有关。所以，黄父也是一脸忠厚相，最后传给了黄仕忠。真所谓：忠厚传家，福报频频啊。

赵建中（杭大同学）：忠厚是忠厚者的通行证。

岑宝康（杭大同学）：善良在邪恶面前屡屡败北，但善良犹如节肢动物，断尾求生。而邪恶犹如蛇蝎蚊蝇，拍打一尾的少一尾。

朱晓苹（杭大同学）：此文说了战争的两个道理: 1）普通百姓没有愿意打仗的，战争于他们没有输赢，只有命；2）战争的指挥者们虽有输赢，却无法以输赢论英雄。

吴朝骞（杭大同学）：看了故事，蛮有意思。我二叔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是不是抽壮丁去的我也不知道，在那里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家里父母、叔叔们都忌讳莫深，从来不聊，算是家丑吧！果然后来此事对我家带来影响：我大姐与部队小官谈恋爱，因为二叔当“伪兵”政审不过，不了了之。现在还经常拿近80岁的大姐开玩笑。

高军（杭大同学）：江河不拒细流！个人史、家庭史、家族史、村落史、县域史，星罗棋布，汇集起来，遂成华夏的洋洋大观！

刘勇强（北京大学）：短短一篇，写出了乱世中小民的无奈、无赖与善良。

曹家齐（中山大学）：往事斑斑，见证着那个时代。

宋莉华（上海师大）：艰难时世，百姓不易。

马莎（暨南大学）：短短一篇，惊心动魄！

罗成（中山大学）：历史沧桑，人间故事。离乱世，众生相。黄师妙笔，波澜不惊，不溢美，不隐恶，卒章显志。“必也正名乎。”

莫崇毅（中山大学）：唉,读来真是感叹唏嘘，有多少人是不情不愿、无可奈何上了战场，一去或为永别。

纪德君（广州大学）：乱世风云，地方色彩，人物命运，离奇故事，娓娓道来，耐人寻味！令尊照片也颇俊朗，目光炯炯有神！

沈金浩（深圳大学）：这些内容正史中很难读到，很有价值。或许可以抢救性地采访一下家乡父老，写一本《四十年代的诸暨》。我老家邻居中有一个保长（解放后其家庭被定为富农），据说曾抗日，被日本人抓走，往北押运时大概在镇江路段跳火车，被日军打死。

吴海（中山大学）：这一出开头平淡，一副“国泰民安”叙事的节奏，悄然就陡生悬念，不幸要抓壮丁，读到“有钱好办事”的规则，以为故事就要终结，没想到真正的主角“心肠软”的祖母和“拐子有祥”才登场，又是一波三折，斗智斗勇，老人家的善终与小人物冷凄的离逝竟是同日，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家族能繁荣向前，总有特别的品质，超越一般世俗的眼界和定力。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读黄老师回忆短章，如撕开一个时空断层，猝不及防便直面了一幅最本真的时代画面。平凡的人，或经不起什么伦理、精神的拷问，但亘古共通，最真不过。家父生前写回忆录，亦曾说起过买壮丁的佚闻，可见不是一地的个案。家父遗作《卯时》，来日奉请郢正。

张涌泉（浙江大学）：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到过抽壮丁这个词，但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看了兄的文章，才恍然大悟了。

吴先宁（民革中央）：你家殷实的，有钱买壮丁，我家我小爷爷年轻时是卖壮丁的，把自己卖给人家，给人家顶名额。但他是老油条，在部队呆两三个月就逃回来了，又接着卖。我问过他卖的价钱，其实很可观，但他都拿去赌了，一次性赌光。

魏崇新（北京外国语大学）：战乱年代，抓壮丁的事常有，我小时候也听父辈说过，但不具体，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仕忠的《抓壮丁》写得更真实生动，有祥宛如小说中人物。看到早年父亲的照片，就知道仕忠为何长得这么帅了。

斯孝林（重庆友人）：老人家有幸没被壮丁，我父亲16岁就被绑去当壮丁，吃了不少苦，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千辛万苦千方百计从国民党部队溜了，跑回老家。

杨惠玲（厦门大学）：动荡年月中，普通百姓真是命如草芥啊。令尊总算逃过一劫，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从小就听父亲说，那时候，他有一个叔叔上街赶集，被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

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惑，同样是人，处于弱势，为什么有的人心肠歹毒，阴险狡诈，没有人性。而有些人不管如何艰难、困苦，却一直与人为善。有时候，那种平庸的恶人更令人痛恨。

商海峰（香港教育大学）：细碎而有温度的私史，比伟光正的宏大叙事，不知胜过多少。

陈佳妮（中山大学-珠海）：对这一段历史不甚了解的我只听说过抓壮丁，还是看了老师的这篇隽永小文才知道还有买壮丁的。战争真是太让人唏嘘了，随时可能被抽中壮丁，是何其可怕与不幸，而那为几袋米出售自己的“壮丁”的前路亦是令人挂心。读至郭有祥则是另一种面目了，市井无赖的声气、狡猾奸诈的心性，实在是形象逼真到极致，老师刻画人物的功力之深厚，于此人的塑造重现上体现尤为突出。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跨越许多年的一段往事在黄老师的叙述中铺陈开来，祖母、父亲、郭有祥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娓娓道来，曲尽其妙，是回忆，也是历史。

夏心言（三峡大学）：读完这篇文章，仿佛听您在桌边亲口向大家讲述一段艰辛的家族史。娓娓道来的语气，似乎告诉我们随着时光流逝，恩怨早已看淡。但想想民国末年动荡中祖母和父亲的遭遇，还是难免对恶人愤慨，为好人不平。坚守自己的善良，在任何时候都不易，在乱世更难。但祖母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她是一位平凡却伟大的女性，令人心生敬慕。虽然两袋谷债终究难以追回，但积善之家必有后福，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或许就是某种天道的“守恒”吧！

戚世隽（中山大学）：想起有时和我母亲说起，他们学校一些背信弃义的往事和人，我说她和我父亲都太善了。我母亲说：至少我每晚都睡得很安心……好吧，这是他们的境界。

夏波（中央戏剧学院）：俗语不俗：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

高志忠（深圳大学）：“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郭有祥怎么也想不到他这样的人也会被载入“史册”，被流传！

倪彩霞（中山大学）：中国的现代史既波澜壮阔，也因为老师的个人视角带上了深描的意义，老师这种写法真的好特别，也特别有意义。学生受教了！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近现革命史对无产阶层易美化，往往有“纯朴”“善良”等美誉，大概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是领导者的影响。脱离这个限制则不然，比如法国大革命称穷人是流氓无产者，汉代穷人领袖刘邦是无赖。仓廪实而知礼节，其实穷人中最易出品德恶劣者，文中的“拐子”应就是一个很好实证例子。

李莉薇（华南师大）：感叹，家族的故事不过是时代的缩影。以前我爸爸健在的时候，晚饭后的时间就是爸妈忆苦思甜的时光。从父母嘴里讲述出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故事：太爷爷是被日本仔炸死的；爷爷几兄弟是卖烟起家的；妈妈的三叔公是国民党的军官；外婆在解放前穿着旗袍去收租；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时去北京串联；妈妈是城里宣传队的主演，演了粤剧版的《沙家浜》……我对这些曾经熟悉的故事的记忆也逐渐模糊起来了，和平年代里的我每天都活在自己的平凡故事里。人生不过如此。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读了老师的这篇《买壮丁》，虽然已经年代久远、世殊事异，但竟也心有戚戚焉。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到底是不由自主的。但也总还是可以凭借自己和亲人的能力、智慧、人品，努力把命运的舵掰偏一些。在众多形象中，印象最深的是善良的祖母，对子女的爱、在乡亲中的口碑都沉甸甸有份量，令人敬重、感动！

庄清华（华侨大学）：我小时候也经常会听到“抽壮丁”“抓壮丁”这样的词，想起来真是可怖。另外，喜欢老师用材料的方式，那一半照片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

李晓红（中山大学）：我只听过抓壮丁，第一次知道买壮丁。我听说我爷爷的弟弟是壮丁去台湾的，怀疑就是因为家里面穷卖去的。奇怪的是我爷爷的成分又是中农，可惜现在家里老人都不在了，历史成为一笔糊涂账。叔公90年代曾回乡，据说他在台湾逃兵了娶了台湾姑娘，落户在基隆，以后有机会去寻亲。

周小海（中学校友）：说起壮丁，我父亲曾被抓去做壮丁，听我父亲讲，当初我们洄村那次抓壮丁抓了四个，其中一个在抓去时（白天）中途跳江逃跑，结果看到当场被打死，血在江面泛起。我父亲与洄村周红欢到杭州，在半夜里逃出来，差点二人没命，真的惊心动魄。

我父亲每次讲到这，总是老泪纵横。我读小学时，我父亲经常去学校讲述“抓壮丁”，类似于“忆苦思甜”的教育。

余厚洪（丽水学院）：在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字里，看到了生动的情节，看到了精彩的人物像是历史，又像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