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作家赫塔·米勒新作引进：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

德国作家、诗人赫塔·米勒

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罗马尼亚德语村庄，以诗的凝炼，散文的率直，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通过写作这种沉默的行动，赋予弱小者以尊严。

近期由后浪引进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这本散文集中，收录了米勒的九篇文章，以清晰直接的风格，阐述其小说主题和生命感悟。作者双重异乡人的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旁观者视角，以及她对语言媒介的敏感性，使这组文章读来意蕴深远。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德]赫塔·米勒/著

李贻琼/译

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版

作品选读

1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二者如同缔结了永久的契约。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将其穿越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从皮肤滑出落进空洞。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大脑既不与其同行，也没另辟蹊径。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我们常说：“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只为了雨不淋进脖子。”这句话可以用在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但也未必。冬天，屋外无事可做的时候，看着父亲没完没了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外婆常劝慰我母亲：“难受的话，就去收拾收拾衣柜吧。”整理衣物能使人平静下来。母亲把自己和父亲的衬衣、袜子、自己的裙子和男人的裤子重新叠好，分门别类摞起或挂好。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仿佛能阻止父亲把自己醉醺醺地从婚姻中摇出去。

只有当大家一起干活，相互依赖对方的手艺时，语言才会伴随劳动。但此时人们也未必交谈。扛麻袋、挖沟、砍伐、收割，所有这些重体力活，都是沉默的课堂。可能体力消耗过度，都没有力气讲话了，二三十人默默地劳作，连续几小时没人讲话。有时我会想，我就这么看着，看你们在劳动中荒废了说话的能力，等你们从劳作中走出来，会忘掉所有词语的。

人的行为无须言语的重复。词语会妨碍动作，横亘在身体之路上，这一点我早已明了。如果身体动作和思维的内容不一致，那就意味着，你此时的思考超越了你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人对你能力的估计。你想的其实是别的什么，只在你恐慌时来临。我并不比别人更怯懦，可能和他们一样，只是为大脑无来由遐想出来的东西感到害怕。这假想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象，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一样对我们发生作用。正因为它源自大脑，所以被称为没头没脑的恐惧。没头没脑，是因为它没有准确的缘由，因而无从消解。埃米尔·齐奥朗曾说，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最接近真实的存在。追寻意义的瞬间，精神发烧，情绪冷战，都发生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追问粗暴地抨击庸常，从“平常”时刻闪烁而出。我无须忍饥挨饿，也不用赤脚行走，夜晚躺在熨得沙沙作响的干净床单上，关灯之前，外婆会为我唱“主啊，入眠之前，我要将我的心献上”的催眠曲……然后，床边的壁炉化为村口爬满野葡萄藤的水塔。赫尔加·M.诺瓦克美丽的诗句：“水塔周围的野葡萄，如士兵的下唇一样凋谢时，将自己的颜色完全褪尽”，我在那时还未能领略。祈祷的喃喃细语本应该平息心境，使人安然进入梦乡，却在我脑海中掀起层层波澜。所以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信仰是如何帮助他人平抑恐惧、平衡心理、平静思绪的。每一句经文，包括人们天天机械吟诵的祷词，最终都成为一个范式，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形做出诠释。双脚在地面，往上是腹部，然后是肋骨、头，最高处是头发，我们怎能让心灵越过头发穿过厚重的屋顶，到达上帝的居所呢？外婆自己无法达成的愿望，对着我唱又有何用？

2

野葡萄在我们方言中叫作“墨汁葡萄”，它黑色的果实将手染黑，沁入皮肤，几天都洗不掉。床边水塔上的野葡萄，黑得一如深沉的睡眠。我知道，进入梦乡，就是溺死在墨里。我也知道，睡不着的人，良心不安，脑子里装着坏东西。我的脑子里就装着这样的坏东西，但我不明就里。村庄的夜晚，户外也是墨，水塔控制了四周，把大地和天空移走，村人在墨中只有弹丸之地以供立足，无一例外。青蛙从四面八方鼓噪，蟋蟀欢闹着指引通往阴间的小径，同时将通道封锁，防止有人从阴间折返，从而把村子变成盒子的回声。和其他孩子一样，我跟着大人去凭吊死者。他们被安放在宅中最漂亮的房间里，进入墓穴之前，让人们去做最后的拜访。棺木的盖子开着，死者的脚被高高垫起，鞋底朝着门。人们缓缓走进屋子，从脚的位置开始环绕一周，凝视死者。青蛙和蟋蟀是亡者的喽啰，夜里，它们对着活人说些透明的话，把他们的脑子搅乱。我屏住呼吸想听个明白，却忍不住要换气。想弄懂它们的语言，又害怕为此丢掉脑袋，踏上不归路。我想，谁一旦明白了那透明的话语，双脚就会被捆住离开地面，从村庄大盒子里被交出去，让周围的黑暗吃掉。在光线刺眼的炎热日子里，在山谷放牛时，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没有手表，我的表是开往城里的火车：每天有四列火车驶过山谷，第四班开走时正好是晚上八点，我就可以回家了。这时，天空开始啃啮青草，把山谷拉向自己，我必须在山谷被拉上去之前赶紧离开。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在辽阔的、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我无数次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在皮肤上捏出块块红斑，想知道我的腿和手臂源自什么材料，上帝何时会把它们从我身上拿走。我咀嚼叶子和花，希望舌头与它们成为同族，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我用通行的名字和它们打招呼。“奶飞廉”，是一种花茎里有奶液的带刺植物，但它并不认可，对这个名字没有反应。我试着叫它“刺肋”或“针颈”，不用“奶”或“飞廉”之类的字眼，此时，在正确的植物面前，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面向虚无的缝隙打开了。我只是大声自言自语却不和植物对话，真是丢脸。在四列驶过的火车上，窗户被用力打开，旅客们穿着短袖站在车厢里。我向他们挥手，尽量靠近铁轨，好能看清他们的脸。旅客都是干净的城里人，一些女人身上的首饰和红指甲熠熠发光。列车驶过之后，我飘起的裙子重又贴在身上，头被瞬间中断的气流搅昏，眼睛像是旋转木马骤然停下后感觉胀痛，眼球仿佛要被从额头拽走，被气流冷却后大得眼眶无法包住。我呼吸绵软，胳膊和腿上污渍斑斑，皮肤划伤，指甲被染成绿褐色。每列火车驶过之后，我都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更犀利地看清自己，也更厌恶自己。彼时，山谷的天空是一片巨大的蓝色垃圾，草地是一块巨大的绿色垃圾，而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垃圾，毫无价值的一小块垃圾。方言中没有“孤独”这个词，只有“独自”，读“allenig”，听起来像“wenig”（少）。我，就是这样少，微不足道。

玉米地里也是一样：花序长着老人的白发，可以用来编辫子，玉米粒是破碎的黄牙。我身体簌簌作响，像尘土中空旷的风一样微不足道。嗓子干渴，头顶上陌生的太阳，像上等人把一杯水递给客人时手中的托盘。直到今天，绵延的玉米地依然会令我感到悲伤。无论乘火车还是汽车，每每驶过玉米地，我都被一种恐惧攫住。我紧闭双眼，怕玉米地会直挺挺地环行整个地球。

3

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思想不能令他人信服，已然是彻底的失败。我须将这样的瞬间撕开，口子大到人力所及之物无法填充。我挑衅赤身迎面而来的无常，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

脱离皮肤滑入虚无令人蒙羞。我曾试图融入周边的环境，让它打磨我，把我损耗、肢解到无法复合。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又将它拒之门外，因为我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达到心如止水，却又无从做起。外在没什么值得关注，它们从未在我思考之列，但精神的“迷失”则须掩盖。方言中除了形容身体的“慵懒”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没有其他词汇，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我就是例证。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城里的标准德语，还是罗马尼亚语，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或是在书本中，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内心的疆域无须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西方人认为，说话可以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会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日子。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物，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见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可以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词语，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们找到合适的词语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随时与其他词汇轮流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奶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将自己陌生化。

原标题：《诺奖作家赫塔·米勒新作引进：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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