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 | 怀念陈新先生

陈新先生

陈新（1926~2018），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从1953年调入人文社，从校对做起，后任古典文学编辑，到1988年退休，编辑、点校、注释与整理了大量古代文史作品。曾参与主编与校审《全宋诗》《〈全宋诗〉补正》《全宋笔记》《儒藏》（精华编）等，贡献卓荦。陈先生是杰出的编辑家，也是在“为人作嫁”的岗位上脱颖而出的古籍整理专家和文史学者，正如孙钦善先生所言：“陈先生学富五车，深受读书之益，而成就为著名的学者；不仅如此，陈先生更是读书兼治书，善于在读书中发现古书流传之讹误加以校正，善于在编审工作中对书稿进行订补予以提升，从而成为使书受益的大学问家。”

在陈先生逝世5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漆永祥、王岚编《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作为对陈先生的纪念。陈先生书中的文章，直面当代古籍整理与古代文史研究中的种种弊病，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办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体味。

——编者

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

文/杜泽逊

陈新先生文集《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出版了。我认真读了一遍，深受教益，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和唐宋文学、明清小说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精见迭出，非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独树新解，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陈新著，漆永祥、王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一、 古籍整理的目标是求真求善

古籍整理包括版本鉴别、编目、标点、校勘、注释、考证、辑佚、编纂、今译、影印等多种方式。陈新先生在《阅洪朋诗集整理稿有感》中指出：“整理、校订古籍，在于求真、求善。真，是去伪存真，恢复作品的本来面貌；善，是拾遗补缺，纠正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形成的错误或缺漏。目的在于为研究或阅读者提供一个完善而可靠的版本。”（《陈新文集》第214页，以下均简称《陈新文集》）这是针对校勘而言的，毫无疑问，这一主张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至少是主流意见。

关于注释，陈先生认为：“新时代的古籍注释，必须面向今天的读者，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它应该科学正确，通达晓畅，忠实地反映和传达古代作品的内容。”（《关于注释》，《陈新文集》第38页）陈先生列举了大量注释实例。如《古代桂林山水诗选》注释清代严永华《登叠彩山盘桓竟日》诗“桂林山水窟，名甲寰宇中”当中的“窟”，说“窟，岩洞”。其实这个“窟”的含义是“众多、汇聚”。并举出郭璞诗“京华游侠窟”、苏轼诗“余杭自是山水窟”为旁证。足见“忠实地反映和传达古代作品的内容”是十分不容易的。

二、 古籍整理应具有科学的方法

陈新先生在论文、序言、前言、札记、审稿意见、书信中总结了许多重要的古籍整理方法，在今天仍有非常切实的指导意义。关于选择底本，陈先生认为应理清版本源流，找出比较原始的版本，以宋代杨万里《诚斋集》为例，陈先生认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端平元年刻一百三十三卷本“是最早、最完整的刻本”，今存毛氏汲古阁抄本、清康熙石门吕氏刻本、乾隆吉水杨氏刻本、丁丙八千卷楼藏抄本、《四库全书》本，“并非出于端平宋本”，“异文虽多，实际上都缺乏真正版本的价值”。陈先生即此得出结论：“选好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的根本要素。”（《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陈新文集》第15页、16页）。

陈先生认为：“一个本子的善或否，不可能先验，必须认真勘合各本才能确定。”（《关于〈全宋诗〉的修纂》，《陈新文集》第207页）但陈先生认为，这种校勘只是整理工作的一个阶段，等到根据校勘确定了各本源流关系后，选定了底本、校本、参校本，那么标点、校勘工作就要以订正底本的讹误为主要任务，底本误而校本不误，或者有利于订正底本错误的异文，才可以写入校勘记。他说：“如果不问版本源流，动辄会校，且不管文字是非，不仅校本明显错字，连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破体字都出校，这只反映了整理者对校勘要求的无知。”（《关于〈全宋诗〉的修纂》，《陈新文集》第207页、208页）陈先生反对繁琐校勘记，他在经手《诗话总龟》整理出版时，“初稿成万条校记”，经过他的淘汰“剩下不足千条”（《古籍整理刍议》，《陈新文集》第8页）。

陈先生与《全宋诗》项目组成员在北大古文献研究所门口合照

陈先生在注释上仍倾向于简明的今注。他认为面向广大读者的注释应“要言不繁，言必中的，摒除一切不必要的、一般读者学识内的繁琐注释”（《关于注释》，《陈新文集》第64页）。陈先生身体力行，对自己整理的古籍、参与主持的古籍项目，尽可能采用简明扼要的注释或校勘记。

关于古籍今译，陈先生也提出了若干原则。他认为：“原文如何说，译文也应如何说，不要补充改动。”他认为翻译与注释是配合、互补关系，他说：“原文虽经翻译、涵义仍不明的处所，需要注释辅助。一般明显的字词，大可不必加注。”（《关于古代诗文翻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陈新文集》第69页、70页）他以《二十四史今译》中的《三国志》《旧五代史》为例，举出各类实例，可以作为古籍今译的基本方法来学习。

三、古籍整理有自己的科学规律

陈新先生在他的论述中随处总结规律，这些规律是实践和思考的结晶，非常值得重视。针对《诚斋集》的版本，陈先生说：“凡抄本不仅多舛误，且多字迹模糊，转辗抄刻时必多歧异。”（《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陈新文集》第15页）又说：“一般而言，最早的刻本最可靠。”（同上第16页）又说：“一般而言，刻本比排印本可靠；经过名家校定的本子，比普通刻本可靠。”（《关于注释》，《陈新文集》第62页）又说：“凡古籍校订，有改正必有改误，且有漏改。”（《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说起》，《陈新文集》第219页）又说：“我国古代小说为后人增补者多矣，凡增补皆有迹象可寻。”（《评胡适〈吴敬梓年谱〉》，《陈新文集》第442页）陈新先生归纳出的这些规律，大都有实例为佐证，是经得起检验的。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化、教条化去对待。

四、细读原文，深入分析

陈先生的论述充满了真知灼见，其最常见的手段是细读原文，深入分析。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继承发扬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关于实事求是，一个显著的实例是对《四库全书》的评价。陈新先生说：“笔者六七年来因编纂《全宋诗》的工作需要，曾较细致的用文渊阁本对勘过百余种其他版本的宋人别集中的诗集部分。”“应该承认，全书纂辑伊始，确是从‘稽古右文’出发，以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典籍为目的的。”（《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陈新文集》第162页、163页）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先生撰写并发表了《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改动底本的原因及其实例》等一系列文章，列举大量挖改、移改、重抄的实例，证明“《四库全书》大量有意的删改，肇端于乾隆五十二年成书后的‘复校’”。并且认为“就整体情况而论，《四库全书》是成书以后发生的删改，因此虽然个别集子删改的荒唐程度严重，其量总是有限的，并没有因此根本改变原书的面貌。”（《四库馆臣改动底本的原因及其实例》，《陈新文集》第177页、180页、181页）陈先生关于《四库全书》的一组文章刷新了学术界对《四库全书》的认识。

另一个例子是《评胡适〈吴敬梓年谱〉》。陈先生细读吴敬梓《文木山房集》里的诗、词，尤其是雍正十一年、雍正十二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元年、乾隆二年这几年的作品，结合《儒林外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儒林外史》“二十八回前睥睨世俗，笔触犀利；二十九回后除少数回目外，虚幻朦胧，暗淡无光。分界线的产生，恰恰是乾隆元年的征辟。”（《评胡适〈吴敬梓年谱〉》,《陈新文集》第427页）通过细读作品，陈先生认为吴敬梓是在装病“却聘”，逃避了博学鸿词科赴京考试，而不是胡适说的真病（同上第431页）。在陈先生的文章中，这种细读随处可见。

与《评胡适〈吴敬梓年谱〉》相似的，还有陈新先生关于《水浒传》的见解。陈先生认为“《水浒传》小说不反映农民起义，则是由书中除了黄泥岗白胜唱的‘农夫心内如汤煮’悯农诗以外，没有一个字涉及农民的疾苦，它没有一句为农民呐喊的口号，没有一条为农民谋福利的纲领，这是可以肯定的”。（《关于〈水浒传〉的几个问题》，《陈新文集》第259页）我在当年读了陈新先生的论断，感到耳目一新，这不仅仅是一个结论，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启发。

从1988年陈新先生主持山东大学古籍所研究生班学位论文答辩，我作为答辩学生的一员，就和陈先生建立了联系，在与陈先生的交流和书信往来中，一步一步认识到陈新先生的博大精深，这对我的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谨以这篇小文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敬意和怀念。

《锦衣为有金针度》编辑手记

文/漆永祥 王岚

陈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编辑学家与古代文学研究者，先生一生撰著、编纂、整理与审校的古籍，既有如《全宋诗》《儒藏》《全宋笔记》这样的大型丛书，也有上百万字、数十万字的单册古籍，数量有百余种，总字数当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无论是编校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陈先生都取得了惊人的巨大成就。

陈新先生自1988年起，受邀为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之《全宋诗》审稿，后同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与许逸民四位先生皆任《全宋诗》主编。陈先生专门负责宋诗成集“大家”稿子的审订，以及全稿的通审。也从是年开始，直至病逝前，先生和《全宋诗》与《〈全宋诗〉补正》项目组的北大古文献专业师生，结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每位宋诗整理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陈先生的指导与鼓励，我们对先生的博闻强识与精审识断，都敬佩不已，也感荷难忘。

《全宋诗》项目组成员与陈新先生合照

陈新先生在繁重的编校工作之余，也常常抽空写一些新颖独到、针对性极强、并极具指导性与前瞻性的小论文，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想给陈新先生编一部文集，是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我们也陆续收集到了陈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论文与序跋等三十余篇。但先生生前，案头堆叠，总是有审不完的稿子，我们也都忙于琐屑，编纂文集之事就一天一年地耽误了下来。到先生突然离世，我们才追悔莫及，就和陈先生夫人何霖师母商量，并征诸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他们都极赞同给陈先生编文集，这也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2018年7月17日，王岚、漆永祥、赵昱三人往陈先生家拜望师母，并把家里所有书架上的书籍和文稿都仔细翻捡了一遍，竟然收集到陈先生近百篇各类文章以及各地师友函札70余封，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在陈先生存留的信件中，有一封2004年9月11日傅璇琮先生致陈先生的短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傅先生在信中写道：

每次阅兄所审，甚为钦佩，当前作古籍之编辑，其学力深厚，工夫精细，恐无有陈兄之右者。一段时期来，我即有一设想，是否请兄将过去所作之文，包括专题论文，及序跋、札记、书评等，合编成一书。先开一目录，交给我，由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应当出版您这样富有特色的书的，这应当也是人文社的自傲。您估计字数能有十五万字以上否？目录编排次序，请考虑，为醒目，似不必依时间先后，可按内容或文体排列。出版社同意后，我可为写一序文，向学界介绍您的学术历程与学业贡献，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此事我谨与尊夫人商议，我极赞此一举的。

傅先生信中所言，与我们的想法完全相合，这也更增强了我们为陈先生编集的信心。我们在翻阅先生书架时，发现陈先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一些文章找出来归拢存放在一处；他参与整理与编辑的部分已出版的书籍，也有意摆放在一排书架上，多达二十余种。由此可知陈先生在世时，一定也有编辑自己文章出版的想法——这既可能是先生早有此意，也有可能是他接受了傅先生的建议。

我们将陈先生相关书籍、杂志、文稿与信札原件等带回北大，并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广泛检索陈先生发表过的文章，尽量做到“不遗不漏”，然后成立了一个由23位师生组成的“陈新先生文集编辑小组”。具体编纂工作，一是对陈先生文章与书札进行遴选和分类，二是将所有文字输入电脑并校核形成最初的文本，三是编纂《陈新先生年谱》以为附录。

我们收集到的陈先生所撰各类文章和信件，字数在百万字左右，在一册书中无论如何是收纳不下的。因此，经过多次反复学习、讨论与删减，最后遴选了陈先生的各类文章60篇、往来书信50通。有些讨论的问题与所引用的例证，在相关文章中有重复出现，我们也未轻易删削，以尽量保留陈先生的原意与文章的完整性。

在编辑陈先生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李教授灵年先生、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戴教授建国兄、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教授泽逊兄的热情帮助。李先生将手头收藏的与陈先生三十余年来往信件250余封原件，提供给我们选择，戴、杜二位也将他们收藏的陈先生书信原件或复印件寄到了北大。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沙志利副研究员，将陈先生《儒藏》编纂期间的审稿意见，做了编选提供给我们。诸位的支持使陈先生文集的内容更为丰富，让我们既感且佩！

因为陈先生喜欢用圆珠笔写字，字小墨轻，极其难认，我们戏称为“陈体”。尽管当年整理《全宋诗》时，大家都熟悉陈先生的笔迹，但总有个别字实在认不得，师生就一起商讨加蒙猜地辨认。编辑文集的过程，也是我们再次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

陈新先生审稿意见手迹

我们把陈先生的文章分为六类：古籍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陈先生在解放初，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出版行业，在多年编辑实践中，博涉泛览，功力深厚，独备在细微之处发现并解决问题的火眼金睛。关于古籍整理，陈先生就影印、校订、标点、注释、今译等，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指出“古籍整理，要求科学、朴实，力戒浮夸、奢靡。如今哗众取宠之风，亦已侵入了古籍整理领域，杂乱无章的校本，滥竽充数的校记，充斥着出版物和稿件的篇幅，似乎数量愈多愈能见出学问和成绩，以致有发展到动辄会校之势。这是魔道，与整理目的南辕北辙”（《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而今日古籍整理学界，乱象丛生，不幸被先生言中，令人喟叹不已。

陈新先生在编辑工作中，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小说，他提出“不宜歧视我国的古代小说”，认为经过校勘处理后，完全可以刊行并供大众阅读与欣赏。先生对《水浒传》《水浒后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白花传》《樵史通俗演义》《绿野仙踪》《海上花列传》等，从作者姓名、版本别择、故事情节、后人评点等，都做出了既有深度又多创新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陈新先生的文章，极少长篇大论，大多是中短篇，但有的放矢，证据确凿，深中肯綮，言简意赅，都是启人深思的见道之言。

在编辑陈新先生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尚存诸多的遗憾。一是在选择陈先生大作时，如《鲁迅著作校读记》《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评周振甫注〈文心雕龙〉》《宋代以来诗人咏梁山泊诗》等，由于字数所限，只能割爱。二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限，文集中可能有编选失当、分类不谐与错讹缺漏等问题，不能符陈先生原意。三是傅璇琮先生也早已作古，不能为文集撰序，而何霖师母也于去年11月病逝，仅差数月未能见到文集的出版。凡事难求圆满，令我们遗憾多多，徒唤奈何！

孙钦善先生、陈新先生与漆永祥在陈先生家工作照

在今日古籍整理与编辑学界，陈新先生是一位现象级的大德高师。我们有幸为先生编辑了一部文集，尽管有诸多的缺漏与遗憾，但我们有信心认为本书必将成为古籍整理学界的典范之作与必读之书，是学习陈先生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以及研究陈先生学术成就的重要参考书。

原标题：《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 | 怀念陈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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