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安和：在监狱里坐牢，在生活里服刑

多年前的那个除夕夜，是安和命运的转折点。那一刻，平静的生活离她而去，“坐牢”“杀人犯”等字眼开始如影随形。多年后，她成为了一个拥有模糊的过去的人。想要抓住几乎唾手可得的普通生活，却被如狼似虎的糟糕过往紧紧咬住。

人间故事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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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下班时间已有半个钟头，安和换下员工服，把手机摸出来揣进兜里。五百多块钱的二手货经常卡壳死机，她用着还不是很顺手。刚刚经理把她叫到办公室骂了一顿，说她成天臭着张脸，说声“欢迎光临”费半天劲，收银时用死人眼睛盯着客户搞得人心里发毛。已经第二次了。

走在街上，还没吃晚饭，她用过去十年里盯墙的眼神，盯着商业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动态的画面让她很不舒服。她曾经望着墙上的阴影看了整整十五个月。就在别人已经确信她神志失常时，安和突然走出那个她待了一年多的房间，跟管事的人说“给我安排点活”。因为她发现阴影没有一丝变化。

回到出租屋，热水壶的木塞被撇在一旁，壶口早已没了热气。她从角落里扒拉出一袋方便面，就着冷水泡，生咽了下去。屋里没有灯，她把泡面袋扔进垃圾桶，坐到窗口的阴影下。外面路灯已经亮了，透过窗户在对面的墙上映出昏黄的光。那光是会动的。偶有居民出来倒垃圾，光便晃动几下。深夜有车回来，车灯的白光叠在黄光上。

兜里一阵震动，安和下意识举起手四下环看，反应过来是那劣质手机。她探进兜里取出手机，屏幕上横着一条白宽条框，里面是黑字。眯眼看了几个字，是那些莫名其妙向她推荐流量优惠的广告短信之一。

她把二手货塞进床垫下，和她剩余的钱放在一起，然后躺上床垫。离睡觉时间还有四个钟头，但是乱晃的光很扰乱她的作息，她不得不早点休息。

醒来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肯定没到后半夜，窗外的声音是属于人群到兴头上的喧哗。外面在下雨，她抹去额头上的汗，把衣服卸下来一件，望向窗外。

十年前她在警车里，一路上也是这样的雨天，路灯下哗然的夏季雨，没带伞的行人，车玻璃上滑落的雨珠。最后一场庭审前她犯了肠胃炎，在看守所吐得天昏地暗。头痛欲裂之际，不知谁往她嘴里塞了两颗胶囊。她生吞下，然后睡去。那是2001年7月，安和的同学们早已庆祝完了高考结束，在街头巷尾闲逛，或聚群泡网吧，或上歌厅喝酒打牌。家里条件好的去附近县城里玩几天，添置点新衣服，染个头发。

9月恢复庭审那天，父母二人只来了母亲，秋收和二次播种的季节，家里的田不能不管。母亲是一路坐公交车来的，坐了一天的路程，手里还拎着红色塑料袋，袋里是换洗衣物和路费；弟弟在外县读高中，兴许还不知道。她坐在被告席，法官宣判十二年有期徒刑的时候，她看到母亲的脸微微缩皱，像晒干的番薯，流露着听不懂普通话的农民进城后常有的表情。

进监狱以后，只有母亲来看过她。家里晒的笋干菜和番薯干拎了两大蛇皮袋，结果被扣下来，安和丁点儿都没分到。母亲说弟弟考去了北京，家里请客请了两大桌。过一段时间，母亲说弟弟找了对象，是山西那边的，她说到彩礼的时候眉头拧在一起，几乎在自言自语。安和在这种时候感觉，母亲像是在探望住校的女儿。再然后，母亲探访的频率大大下降。最后几次来的时候，母亲没有拎家里的土味，也没有拎塑料袋，而是背着宽宽大大的帆布包。

她说弟弟在杭州找了份工作，要结婚了，叫他们卖了老家的房子在杭州买套二手房，四人一起住。安和问：“人家山西姑娘肯嫁过来？”母亲愣愣看着她，回过神来，说：“哦，那个老早黄了，阿弟现在的伙伴是杭州姑娘，有杭州户口的。”安和说：“杭州啊，杭州到这里要坐多久车子？”母亲说：“不晓得，现在公交车钿都涨了，来去很麻烦的。”安和说：“那你们要搬去杭州啊？搬走啊？”母亲“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临走前她说“饭多吃，人不要再瘦了”，拎上包走了。那个包大概是阿弟买给母亲的，图案很花。

最后两年她被转送到另一个监狱，缝纫是在那里学会的。狱里举办的缝纫比赛她拿了第一名。

临出狱前几个月，安和听说按流程，监狱长在犯人出狱之前需要联系家属。她问有没有她母亲的联系方式，监狱长说已经拨过，没人接。过段日子，说她弟弟已经联系上了，会给安排住宿和工作。

出去之后，安和回了老家，按着给的地址找到出租屋，又寻到了工作的超市。超市建在原先供销社的位置，工作还不错，是连锁超市里的仓库管理员。阿弟说是托亲戚安排的。十年没听到阿弟的声音，安和第一次和他通电话时紧张得心怦怦跳。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跟记忆里的有点不相符，像是被砾石搓磨过。

他说“喂”，他讲，出来了就要好好做人，说找到这份工不容易，丢掉饭碗他很难再帮她联系，出租屋条件么是有点差，他垫付了半年的钱，等她拿了工资以后自己付，或者换地方。他说他平时基本在杭州，不怎么回老家，有需求就打电话——对，手机买了伐？钱不够就买二手的，或者等工资够了再买。

阿弟讲得很快，安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一直不说话。突然断了线。她扯着电话线问小卖部老板怎么回事，老板叼着牙签说：“三分钟到了呀，给硬币再打啰。”回过头骂了一句“大惊小怪”。

再打过去，她抢在阿弟前面问，“爹娘怎么样了？”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正当她以为电话出问题，打算再打时，阿弟说：“老爹蛮好。”“妈呢？”“走了，癌，09年的事。”她突然说不出话来。阿弟之后又零零碎碎说了些什么，大抵是房租、水电什么的。临挂了，安和问：“你们现在住哪里啊，我有空也好去看看。”那边似乎是愣了一愣，传来句“再说”便搁了电话。

回忆起来，母亲在探监的日子里确乎越来越瘦。但安和以为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也许是为这个坐牢的女儿劳心，也许为要结婚的儿子劳力。她注意过母亲越发少的头发。年轻的时候母亲的头发一抓一大把，后来几乎贴头皮。问起来，母亲只说“老了”。

期间有一年多，安和一直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母亲来了也不见。由于之前是模范犯人，又是成天同一个姿势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狱警请过医生，诊断出是精神恍惚，类似于臆症。

她说自己被判了暗刑，庭审那天清清楚楚听到法官说的，判处暗刑十年，宣读完毕。医生问暗刑是什么，她说就是不能见太阳。医生问为什么不能见太阳，她诧异地望着医生：“因为太阳光不够了呀，你不知道？你哪个区的？”医生说：“你觉得我是哪个区的？”

安和说：“你那么问的话，肯定是北京的，北京阳光最多，还有上海，上海也多——你知道为什么要高考吗？”医生摇摇头。安和笑了，说：“你果然是北京的。”医生问：“北京的怎么了。人十年不见光，肯定会疯的。”安和说：“有烟吗？点一根——操，忘了，火光也不能见。”

“为什么不能见？”

安和说：“你不知道吗，我烧死过人。”

她就这么在床上耗了一年多。一年里，安和回忆起母亲说，赵宏德家里拆迁，赔了两百多万，现在在省城里买了两套房，还买了汽车。母亲本意是想让她放心，赵家现在过得挺不错。

赵兰清是她高中同学，她爸是当时县政府的官员。初中的时候就有传闻说，市里高中的领导专门开小轿车，去赵兰清家见她，说她是优等生，可以不用升学考，直接去市高级中学读书。但不知怎么，安和还是在县高中里见到了她。她本人没什么官小姐的架子，还算和气，经常花钱买零食请班里同学吃。赵兰清很喜欢安和，说她有种作家的气质，像三毛。安和不知道三毛是谁，赵兰清就搬来家里的三毛全套书给她看，说：“我只看过一本——我一看书就头痛——但是这书好看。”看完后安和说不像，三毛野。赵兰清笑了，说安和指不定哪天就开了窍发起疯来，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安和说她瞎扯。

发疯不至于，安和确然开了窍，她一本一本向赵兰清借书，赵兰清抱怨她馊馊抠抠每回只借一本，安和说一下子借太多看不完。安和就靠这些书，在语文科目上突飞猛进，到了高一期末，她顺理成章考了年级第一。

赵兰清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本大学录取分数线录集，像个狗头军师一样头头是道地给安和分析：“你瞧，你这回分数比人民大学低了四分，你还有两年，每半年提高一分，到高考你就能考上人民大学。人民大学诶同志，啧啧，不得了的事，到时候你来我们家，我们给你办酒席，摆上他个十桌二十桌。”安和哭笑不得：“每门课课程内容都还没教完呢，期末就考那么前几章，你激动什么？”赵兰清翻了个白眼：“顶烦你们这些成绩好的，装，夸一句谦虚十句，恶不恶心呐？”

高二结束，安和还是高居第一。阿弟初中读完，成绩也很好，父母决定送他去外县高级中学读书。安和知道家里经济状况不足以供两个人上大学，在姐弟俩之间选择的话，父亲大概率会供阿弟继续读书。所以赵兰清问起来安和想去哪个大学时，安和只说：“不上大学，家里没钱。”赵兰清瞪大眼睛：“你不上大学？你不上谁上？”

安和知道，就赵兰清的成绩，勉勉强强能考个三本，读完出来以后，还是回老家政府工作。赵兰清说她爸早就给她谋好了生路。“不行，你不能不上，我给你钱，你给我上。”赵兰清嚷嚷道。安和笑笑，知道这不过是稚气的话，口头上便答应了会好好考。她现在还记得赵兰清生气的样子，下巴往里一收，眼睛一瞪，眉毛拼命往外展，活像只受惊的小狗。其实赵兰清长得很秀气，比她的名字还要清秀。但不知怎么，安和只记得赵兰清生气的模样，不记得她安静时的表情。

除夕深夜，安和被敲门声惊醒，听赶来的村里人说学校后面的谷仓着火了。父母亲披衣起身，赶去救火。她和阿弟还有一众伙伴等在打谷场边上。

不一会儿传来消息，说有人被烧死了。又不一会儿，说不是烧死，是烧伤，人还活着。但后来又说，是哪家男人救火的时候被烧伤了。安和在人群里找赵兰清，没找到，暗自生气，想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她说，她却在家里睡大觉。也是，县政府离乡下远，她怎么知道出事了呢。

父母回来之后，安和急着问谁家受伤了。父亲吐了口痰，抽出一支烟，兜里的打火机没摸到，去摸灶台上的火柴，点起一根，说谁知道，人都烧焦了，男的送医院了，不晓得救不救得回来。

“男的？谁啊？”安和问。父亲摆摆手，说：“睡了睡了。”在烟雾缭绕里咳嗽。

第二天新年，阿弟生火时，在灶膛灰里翻出一串红炮仗。“这谁放的？你放的？”阿弟问安和。安和说：“脑子有泡啊？我放那里干吗？”阿弟又去问父亲。父亲正好有气没处撒，劈头盖脸把阿弟教训一番，大骂：“谷都烧了，田也烧了，你个上八代还有心情放炮仗？”阿弟在家没待几天就回了外县舅舅家，父亲也闷闷抽了几大包烟。

她就这么躺在床垫上，听噼里啪啦的雨打着雨篷。在狱里她常想起这些事。她想给赵兰清好好说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赵兰清一次都没来看过她，似乎认定了她是杀人犯。

安和照常去上班，经理不时从办公室走出来，站在柜台旁边盯她一会。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哭丧的笑脸，反反复复说“欢迎光临”“谢谢惠顾”。一周后，之前去生孩子的收银员回来上班了，安和调回了仓库，继续盯着墙看。

她不知道自己要看多久。

2

陈国强坐了两天长途，到县里后又坐出租。那司机狡猾得很，说是乡下地方，不好找，围大转盘绕了半天，终于停下，说“到了”。外面是露天农贸市场，陈国强说：“这哪是纺织厂。”司机说：“就是这，你走几步就到了，付钱，15块8。”

陈国强给了钱，打开车门，一脚就踩到了地上的烂菜叶和鱼内脏。他抬起脚，恶心得不行，反手“砰”地关上车门。司机在车里骂了句什么，呲溜开走，污水溅了陈国强一裤子。

找了半天，他终于在离农贸市场两条街远的巷子找到纺织厂。已经大中午，估计是休息时间，轰隆作响的机子暂时沉寂。他沿着姑妈说的楼梯找到三楼，绕过一群正在吃饭的叽叽喳喳的女工，有几个好奇地打量他。他有意停下，问办公室在哪，女工们说：“喏，往右边走到底就是大办公室。”有个胆大些的女工问：“老板来做什么的？”另一个说：“你问这么多做什么，人家肯定是来谈生意的。”还有一个笑着说：“老板你多进点货噢，我们也多挣点钱。”她们笑作一团。

早些年，他会觉得这群年轻女工俏皮，但现在只觉得脑壳疼。这帮娘们，叽叽喳喳讲个不停，跟群麻雀似的。

姑妈见了他很高兴，拉他坐下来，用热水往纸杯里泡了茶叶递过去，问起他父母，又问工作。陈国强心想还是免不了这么一通寒暄，一一答了，看着姑妈办公屏幕上玩了一半的蜘蛛纸牌，心想到时候我去见面，她倒可以回来把纸牌打完。

他是做生意的，一年前刚离婚，钢筋厂归他，老皮革厂和女儿都归前妻。陈国强三十九岁，相貌端正，近年钢筋生意又好，渐渐阔绰起来，身边有不少人给他说媒。平时厂里够忙了，他推辞了相亲，只是这次是姑妈介绍，碍于父亲的脸面，才来了一趟。

“过来的时候看见几个小姑娘在吃饭，蛮年轻的。”陈国强从姑妈的叨叨里插入一句。

“哦对对对。”姑妈想起来，脸展开了，“有中意的伐？我看那个何芳蛮好，本地的，家里条件还不差的——她家里就小何一个囡。”“有个自顾自在那里吃的，相貌还不错的。”陈国强想起来。姑妈脸皱了皱：“小安？她手脚勤快，就是人平时不讲话。”“看着像大学生。”陈国强说。“大学生？”姑妈嗤笑道，“是大学生还来我们这里招工？笑死人了。”“是本地的伐？”“不晓得，八成是外地佬。”“我看她蛮好。”姑妈颇不悦，但还是起身说：“那你明天再过来，我先给小姑娘讲一下。”

第二天陈国强来的时候，叫小安的女工正在轰鸣的缝纫机旁做活。成筐成筐的衣服边角料倒在台面上，她左手抽过来两块布料拼好，脚踩缝纫机，嗒嗒几下缝起来，右手一扔，抛到传送带上，缝好的衣服顺着传送带掉到那边的塑料筐里，几乎满溢。她做活的时候皱眉头，刘海黏在脸颊旁，嘴唇有点苍白，看上去倒不算很年轻，估计快三十了。

姑妈说，昨天问过了，姑娘是老家中专毕业后，出来打工赚钱的，前两年老娘得癌，花了不少钱，后来只剩父亲，靠在杭州工作的弟弟赡养。“她弟弟是大学生。”姑妈说，“她么只读了个中专。”

“她肯吗？”陈国强问。

“有什么好不肯的？”姑妈答。

小安在工间休息时见了陈国强。陈国强说他离过婚，有个女儿，现在是作钢筋生意的，有赚头，就想找个人安稳过日子。小安说她一直没谈过对象，也没人给介绍，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家里也盼着她嫁出去。“没人介绍？”陈国强笑着说，“蛮好看一小姑娘，怎么没人介绍？”“在外地没熟人。老家那边好几年没回去了。”小安说。陈国强点点头。

此后两人出去吃了几顿，渐渐熟络起来。她全名叫安和，老家在离这有四五天车程的乡下地方，母亲得的是卵巢癌，父亲那边已经有几年没来往，不知道怎么样了。当时家里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高中，她便以初中年级第一的成绩去读了中专，然后出来打工。问她怎么不在老家附近找活，她说价钱没这儿的好。

安和文文静静的，换上陈国强给她买的新衣服，像个十足的文化人。姑妈也因为陈国强的缘故，把安和调到办公室，加了工资。陈国强半年来在钢筋长和纺织厂之间两头跑，工头说老板现在整天喜气洋洋的，怕是找到老板娘了。

2010年过年的时候，陈国强带安和去了厂里。厂子坐落在乡下，成捆旧钢筋铺在厂前的沙子路上。偌大的厂房黑黢黢的，陈国强拉起电闸，亮了一排灯泡。他拉着安和的手，带她到二楼的房间，有两间房，一间卧室，有电视、床头柜、写字台，另一间独立的厕所，有淋浴头。

“你住这里？”安和问。

“对。我给你在后山一户人家那里租了间房，厂子平时吵，这里睡不好的话你可以去那里睡。”安和说“好”。

他们俩给厂子挂上灯笼，贴上春联，然后用一楼的煤气灶台烧了一顿年糕。晚上两人躺在床上，陈国强抱着安和，说：“领证吧。”安和说：“那纺织厂的工怎么说。”陈国强说：“不做了，你以后就负责钢筋厂的进出账。”安和说：“那你再等我几天。”

安和去杭州找了趟家里人，回来时说户口本上改新地址的时候没写她的名字，只能找当地村委会开户籍证明。“你家里人也真是的。”陈国强问，“电话里说不就好了，害你白跑一趟。”

去过杭州后，安和变得有点古怪，一会儿说身份证过期了，要重办一张，一会儿又说户籍证明只能在老家开，这儿开不了。前前后后跑了几趟事务厅，终于把证补全。安和又说再等等，她爸想过来看看。陈国强想，是不是去杭州的时候，安家人嫌她找的男人岁数太大，又给她介绍了一个。他到底不是莽撞的年轻小伙，耐着性子等了一阵，安和果然开了口。

“小孩以后上不了小学。”安和说。

“为什么上不了？”陈国强问。

“我蹲过牢间，有案底。”安和低下头。

陈国强一怔，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杀过人？”对面的女人开始啜泣。他呆滞地看着她，复读机一样，隔一阵问一会儿：“你杀过人？”

安和摇摇头，说：“没杀过。”“那是什么？”陈国强问。她说是十六岁那年，在家里偷了鞭炮，想在小伙伴面前出风头，把谷仓点着了，烧了小半个村的田。陈国强说蹲了多久，她说三年，在里面表现好，提前半年放出来了。陈国强想怪不得在老家待不下去了。意外纵火，他心里不觉得这是个多严重的事，倒估摸着她也是真心想和自己过日子，但他实在忌惮她之前什么都没说。

证领了。安和辞了纺织厂的工作，当了陈国强的老板娘。她相貌端正，说话柔声细语，账又算得清楚，各方面都让陈国强感到满意。只是她不做饭。陈国强给她两千，说找个村里的灶头师傅跟着学学，她说她怕火，不学。

没办法。做工日，两口子就吃厂里的灶头师傅做的饭，休息日就多花点钱，去镇上吃面。这样过了一年，安和帮着运钢筋的时候突然头晕，跑到一旁呕吐起来。陈国强抛下手头的活，陪着去了医院，路上不忧反喜。一检查，果然是怀孕了，已经三个月。过段日子给医生塞了点钱，说是男孩。

陈国强高兴坏了，带安和去市里买了好几件新衣服还有一整套化妆品。安和说他傻，怀孕了不能化妆，对胎儿不好。陈国强笑着说：“哪里就讲究这么多了，素儿她妈怀孕的时候天天浓妆艳抹，请客喝酒，素儿不还是好好的，现在都快要考大学了。”

安和说：“你女儿叫陈素，那儿子叫什么？”陈国强想了想，说：“把咱们名字并起来，叫陈和，怎么样。”安和说：“不好，听上去像女孩名，不如叫陈安平。”

陈国强说：“这个好，有陈，有安，这个平什么来头？”安和说：“安平，平平安安。”

3

陈安平抱着蓝色小书包，跟妈妈坐在车子后座。书包里有蓝莓、荔枝、西瓜、农夫山泉，还有他喜欢吃的达利园小面包。他专门把小面包塞在最外面的隔层里，他伸手就可以掏出一个吃。

妈妈的脸一直朝着窗外，跟她讲话也听不见，可能是睡着了。陈安平被安全带绑着，无聊至极。他把车窗帘拉开一点点，透进阳光，玩起手影游戏。他模仿狗，不是哈巴狗，是那种眼睛大、耳朵尖的狗。他想养一只这样的狗，但是家里不让，因为爸爸狗毛过敏。为了让眼睛再小些，他把指间缝隙缩小，那狗就显得凶神恶煞。“妈妈你看。”陈安平扭过头说，“妈妈，妈妈你看。”

妈妈估计是睡着了，没转过头来看他，倒是爸爸，斜瞥了一眼，说：“妈妈怕光，把帘子拉上，平平。”

陈安平“唰”一下把帘子拉上，抱起手臂生起闷气来。爸爸似乎知道他不高兴了，说：“要不要玩游戏，爸爸手机给你玩。”陈安平瞥了一眼妈妈，说：“不要，会被妈妈骂的。”他从安全带下面钻出来，趴在副驾驶座的靠背后面，看车子导航驶向妈妈的老家。

每年梅雨季节，妈妈便带他去老家的山上祭拜外婆。雨刮器一下一下地刮着粘附在挡风玻璃上的瓢泼大雨，山上有粘鞋的黄土，还有成片成片的竹林。陈安平不喜欢那个地方。每个墓都是隆起的大土堆，顶上堆着草皮树枝，从新鲜程度能判断出来这墓有多久没被扫；墓前有三面镜一样的碑，旧的青灰色，新的石灰白色，碑上用凿刻红字，肯定是土堆里死人的名字。

陈安平知道埃及有个东西叫金字塔，死掉的人被扒掉内脏裹成木乃伊，连同很多金银珠宝被放在中空的墓里。陈安平问妈妈：“外婆是不是被做成了木乃伊。”妈妈笑了，说：“外婆是土葬的。”陈安平说：“那是不是会变成骷髅头？”妈妈说：“是的。”

他们上山不带烛火，也不带纸钱，只带一把扫帚，一把铁锹。妈妈不会用打火机，况且是潮湿季节，蜡烛根本点不起来。妈妈让陈安平在一旁站着，把松枝、枯叶、黏土，统统从墓前的空地上扫掉，扫得一干二净。下雨天，黄土黏在地上，常常要扫好久。陈安平说：“等晴天再来扫呀。”妈妈摇摇头，说：“太阳出来了，人就多了。”

扫完以后，她带陈安平去铲草，那种乱蓬蓬的草叫镰草，根不怎么深，一铲一挖就是一大锹。他们把镰草搬到外婆的坟头，按实了以后再沿泥路爬下来。这时陈安平应该磕头了，他跪下来，像逢年过节跟爷爷奶奶去城隍庙里对着菩萨拜一样，虔诚地给外婆磕了三个头。妈妈过年从不跟爸爸回去，自然看不到陈安平给菩萨磕头，所以陈安平在外婆面前磕得特别认真。他想让妈妈知道他很虔诚。

雨和着风大瓢大瓢下，磕完头他和妈妈并排站在一起，拉住她冰冷的手，生怕被风吹跑了。

“走吧。”说完这句，陈安平就知道他们要去后山了。第一次扫完墓，他以为可以回去了，但妈妈说还要去一个坟头。他跟着妈妈来到一座墓前，那时他还不怎么识字，只觉得这墓又老又新，碑像是重新做过了，刷了白漆，坟头的草却长了老高。

后来他上了幼儿园，认识不少字，兴致勃勃跑到碑前读那几个红字。“赵、兰……妈妈这是什么字？”妈妈迟疑了一会儿，慢慢走上前，手指点上那个字，说：“三点水加一个青，读qing。”“清。”陈安平复述道，“上面是‘女’。”“对，‘女’上面是‘爱’，爱心的爱。”陈安平就识了“清”和“爱”字。

拉着手下山的时候他问妈妈上面讲什么。妈妈的手紧了紧，说：“爱女赵兰清之墓，立碑人：赵民 ，许佩红。”陈安平问什么意思，妈妈说是一个女孩子，她很早以前去世了，她妈妈爸爸给她立了这块墓碑。他问那女孩子是谁。妈妈说是她以前很好的朋友。

“她是生病了死掉的吗？”

“不是，是火灾，被火烧死的。”

上车以后，妈妈给他系好安全带，说：“回去爸爸问起来的话，就说我们去扫了外婆的墓。”陈安平点头。这以后几天，妈妈都会待在房间里，拉上窗帘，也不开灯，也不和他讲话。爸爸说因为妈妈想外婆了，心里很难过。陈安平觉得，除了外婆，妈妈大概还会想那个死掉的女孩子。

今天是大晴天，不是梅雨季，是十二月份，爸爸也跟着回老家，陈安平觉得不可思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回妈妈老家？”他问。

爸爸压低声音说：“外公没了。”

“外公？外公不是老早死掉了？”陈安平觉得越发不可思议了。

“谁告诉你的？”爸爸很惊奇。

陈安平思索一阵，爸妈从不提起外公，而每年又去扫外婆的墓，他就以为外公比外婆死得还早，连墓都找不到了。看来他的推断还不够严谨。

良久，车停在他从没见过的排楼前，一只他梦寐以求的大狗拴在里面，汪汪汪冲路人叫。乡下大多是自造房，前排及后排，跟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推就倒一列。望进去，一楼摆满了圆桌，圆桌上铺了红色塑料布，透明大转盘上放着饮料和凉菜。已经是傍晚，客人坐满了圆桌，很热闹。

妈妈不知什么时候醒的，不等爸爸停好就下了车，又在门口阴影里站了半天，像在等他们父子俩。他背上书包，爸爸说不用带的，他又卸下来。他们没有走正门，而是绕到后面，从一个侧门进。进去是楼梯窄间，右拐有个很暗的空间。陈安平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以后，看到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他们后面有一块大窗帘，窗帘后似乎点了蜡烛，隐隐透着光，他能闻到城隍庙里的那种劣质香烛烧起来的气味。

其中有个女的，一看来人了，立马大哭起来，绕到窗帘后面，边拍东西边嚎叫着些什么。陈安平从没看过这场景，惊奇极了。另一个男的站起身来，跟妈妈说，“来了”。妈妈点点头，说：“来了。”

“看看吗？”那男的问。“看看。”妈妈说，“那么多年没看，留个念想。”男的不说话，带妈妈到后面看。那男的脸一半隐隐露着，一半全在阴影里，像黑白无常。陈安平觉得很诡异，想拉住妈妈不让她过去，但是手刚伸出去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冲他摇摇头。哭嚎的女子出来了，脸上丝毫没有泪痕，从桌上薅起一把瓜子就叠起二郎腿开始嗑瓜子，笑着跟其他人讲话，陈安平更惊奇了。

其他几个人对突然到来的一家人很有兴趣，上下打量他和爸爸，咕咕唧唧说着他们听不懂的方言。妈妈和那男人也在里面用方言讲话，讲几句沉默一会。

他们出来了。那男的注意到了陈安平，说：“这是平平吧？”他上前一步，“来，这是舅舅给你的压岁钱。”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往陈安平手里塞。妈妈拦住他，说：“这是干什么。”“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没见过面，压岁钱总要收的。”自称是舅舅的男子说。妈妈垂下手臂，看陈安平一脸茫然拿了红包。

爸爸拍拍陈安平，说：“要说什么。”

“谢谢叔叔。”陈安平愣着神说。“叫舅舅。”男子说。“谢谢舅舅。”

陈安平脑子很混乱，今天是外公死的日子，外面却摆了酒席，又有个陌生男的说是他舅舅，还给他塞红包。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没给你家孩子备红包。”妈妈说。“不碍事。不碍事。”舅舅摆摆手，“找位子坐下吧，马上就上菜了。”妈妈说：“不了，我们回去了。”舅舅又摆摆手，说：“别扯淡，吃完饭再走。”

同桌的人好像都相互认识，聊天聊得欢。他们一家坐在那里，气氛冷淡。有个大爷吭哧吭哧抽着烟，大谈着什么，每句都带了“政府”两个字，突然瞥到了他们，朝着妈妈问了一句：“来撷饭？”妈妈点点头。“否认得捏，哪家的囡。”妈妈不说话。大爷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抽口烟继续他的长篇阔论。

饭局很沉闷。陈安平啃着他又爱又恨的螃蟹，半天嗦不出肉来，于是转战水煮鲈鱼，把鱼肚子上的肉抠了大半下来。妈妈似乎没什么胃口，一直扒拉着碗里的青菜。

菜上到一半，陈安平已经饱了，他滑下凳子，四处闲逛，想找那只大狗，还没等走到门口，就撞见了舅舅。灯光下的舅舅不恐怖了，他跟妈妈长得很像，但看上去年轻不少。“平平，吃完饭了？”他点点头。“喏，正好，你跟哥哥去玩吧。”陈安平注意到旁边的男孩，“这是你圆圆哥哥。”

陈安平怯生生跟在表哥后面，到了都是小孩儿的一桌。表哥一开始不搭理他，跟一帮小伙伴玩牌，后来看他实在没事干，让他给倒饮料，又让他发牌。他学着酒局上爸爸发牌的样子，刷刷刷把牌发成四堆。表哥拍拍他说：“卧槽，牛逼啊你。”陈安平很自豪。之后表哥拉着他，想教他打牌，但教不会，骂了好几声“傻逼”。

表哥玩得很投入，出了张对子就死死盯着下家，上家出王牌的时候骂一声“奶奶的！要不起！”输了便骂骂咧咧让陈安平去倒饮料。等他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赢的人在点钞票。

陈安平东张西望，不好意思直接走开，又想早点回家。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打算直接走开。突然表哥大叫一声“操”，陈安平回头一看，是他起身的时候把没拧盖的可乐碰翻了。

表哥拎起自己半湿的手机往裤子上擦。“X你妈！”表哥一脸怒气，“X你妈！杀人犯！”

“我不是！”陈安平本想道歉，但被这么一骂，他丝毫没有歉意了，“大不了赔你！”

“你赔不起！你是杀人犯！你妈也是杀人犯！”表哥吼道。陈安平说：“你放屁。”表哥说：“你才放屁！你妈就是杀人犯，你妈杀了两个，你妈是穷光蛋，你妈没钱养我爷爷，我爸养的我爷爷，我爷爷买棺材的钱都是我爸出的！”

陈安平开始哭了，边哭边说“你放屁”。之后他不太记得发生了什么，好像是爸妈找了过来，舅舅也找了过来，双方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陈安平第一次见妈妈那么激动，也第一次见爸爸冷眼旁观。

回去的路上，爸爸一直在抽烟，妈妈坐在副驾驶座，一句话不说。

过年前几天，他们俩天天吵架。爸爸戒了一年的烟，现在又开始抽，有时半夜和妈妈吵完，摔门出去，一晚上不回来。妈妈就轻轻推开卧室的门走进来，躺在陈安平旁边，摸摸他的头，一声不响地哭。陈安平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弄坏了表哥手机，要赔钱，所以爸妈才吵的架。后来几天晚上，妈妈不哭了，只是用冰冷的手轻轻地摸着陈安平的头。

除夕，爸爸开车回了爷爷奶奶家。临走前他问陈安平要不要一起去，陈安平问：“妈妈去吗？”爸爸说：“谁知道她。”

他回答：“那我在家里陪妈妈。”

那天出乎陈安平的意料，安和说她要煮饭，拧了几下旋钮，燃气灶一下子点不着，她掏出打火机“咔哒”一下，点着了火。陈安平看呆了。一碗葱炒鸡蛋，一盘红烧排骨，一碗冬瓜汤。安和把饭盛好，说：“饿了吧，快吃，待会儿就看春晚。”吃饭的时候安和说：“平平，你想养哪种狗，大的那种还是小一点的。”陈安平说：“大的。”他一想，又说：“不养，爸爸狗毛过敏。”安和笑笑，说：“没事，能养。”

大概到了九点，陈安平实在困了，关了电视说要睡觉。安和正打算下楼扔垃圾。她把垃圾放门口，回房间铺被子，让陈安平睡下。

不知过了多久，烟花爆炸声吵醒了陈安平，他睁开眼，看见窗外红、黄、绿、紫的大烟花在空中哗啦啦爆开，安和坐在床上，望着光影叠动的墙。“妈妈，我渴了……”陈安平迷迷糊糊地说。安和起身下床倒了杯温水，给陈安平喝下。他又安心睡去。

凌晨3点，安和盯着墙上的阴影，外面的鞭炮声还在沸腾。她想起2001年的那一晚，那根没点着的鞭炮被随手扔到了谷仓里。她想起那些书的作家，那个用丝袜自缢的三毛。她想起第一次见陈国强的时候，他鞋上的烂菜叶。她想起母亲坟头上的草。她想起北京，她想象里那个阳光灿烂的天安门广场。她想起镜子里自己日益苍老的脸。她想起赵兰清，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笑着说“除夕夜幽会，是不是很浪漫”，又笑着骑自行车走了。

安和起身下床，走向门廊。她把门打开，从还没扔的垃圾袋里，翻出丈夫的急性哮喘喷雾剂，用睡衣擦了擦，回屋锁上门，进了卧室，把喷雾剂放回床头柜里。外面还在放烟花，安和盖上被子，渐渐睡着了。

一旁的陈安平正梦见一只威武的大狗。

题图 | 图片来自unsplash

配图 |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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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杀人犯”安和：在监狱里坐牢，在生活里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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