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历史记忆与……“有毒的垃圾场”

李公明

2018-08-09 15:10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在纽约,沿着由废弃铁路改建的High Line Park走向切尔西区和惠特尼美术馆,发现与去年不同的是房地产商的高楼已经越来越密集,High Line Park作为资本诱饵的功能已经完美体现。虽然High Line Park 游人依旧,但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的“人民在此跳舞”,永远只是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的短暂狂欢。
在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首先吸引我们的展览是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Protest (“一部未完成的抗议史”),那些作品在哈得逊河畔烈日的笼罩下蒸腾着抗议与反思的热量。该展览展出的是惠特尼美术馆收藏的自1940年至今以“抗议”(Protest)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就这个主题来讲,这里展示的作品当然是很有限的、不完整的,但是在我看来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未完成的”。
从1940年到现在,有多少曾经沸腾的抗议被人遗忘,能够进入历史书写与公共记忆中的抗议可能只是抗议大海中的一粟。自命为公共视觉艺术中的抗议艺术在历史上的抗议运动中常常被看作一种即时的、转瞬即逝的符号,在事后多少年重新以运动为主题的创作又容易使人觉得时过境迁,提不起兴致。因此这个展览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意义是点燃今天观众的一种激情,一种面向当下斗争与展望未来的激情。
日本拘留室的秘密照片、民权抗议活动的海报和纪录片、游击队女孩的海报、裹着皮革的面具、反对私刑、抗议政府在越南的行动和艾滋病危机中的不作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无声纪录片……停止种族主义暴力和不公正的战争是最常见的主题。马丁内斯(D.J. Martinez)在2007年创作的“Divine Violence”(《神圣的暴力》)布满了一个分割空间的三面墙,共有一百二十五块金色的窄木板,上面都写着一个有权进行暴力训练的团体的名字,据称这是对不公正的一种不安的冥想。对种族主义的抗议与对信仰的希望融合在一起,一位抗议者回忆他母亲的呼喊:“我不会再悲伤了!无论你如何对待我和我的孩子。主给我指路!有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再成为奴隶了!”
但是,人们还是时常发出质疑:抗议艺术有用吗?历史上的抗议运动即便最后获得成功,抗议艺术在其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无论如何,这些抗议艺术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抹掉的历史书写,唤醒的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今天关于抗议运动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当然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想象一个公正的、消除不平等的社会。
去年的惠特尼双年展(Whitney Biennial)的主题也是艺术家如何回应现实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以及艺术家如何表现人们的思考、抗争和行动;艺术家团队的巨幅作品《占领博物馆》(“Occupy Museums”)宣泄着当代艺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激情。这样的展览非常符合惠特尼美术馆的形象特征,它作为当代艺术中的思想斗争前沿的声誉因这种类型的展览而得到维护和发展。
在楼下售票厅的艺术品商店买了一本与这个展览非常默契的书,作家和激进艺术家尼古拉斯·兰伯特(Nicolas Lampert)写的《美国人民艺术史:250年的行动主义艺术家和艺术家在社会正义运动中的工作》(A People s A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50 Years of Activist Art and Artists Working in Social Justice Movements,2013)。作者尼古拉斯·兰伯特是密尔沃基的跨学科艺术家和作家,其作品主要关注社会正义和生态学的主题。该书把美国人民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政治理想与艺术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题,具体内容以美国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从美洲的征服、美国革命、废除奴隶制、西方扩张到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环境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当代反战运动。作者把艺术史与社会政治史紧密结合,在这样的视角中不存在官方的与资本的艺术奴仆,只有愤怒的、抗议的、行动的艺术家在社会正义运动中的表现及其作用。对于习惯于主流艺术史叙事的读者来说,这是非常另类的艺术史;而对于在街头行动中的艺术家而言,这是政治与艺术的鲜活记录和庄严书写,也是一种美学与激情的抚慰。但是,主流艺术史界恐怕还是难以接纳这种“人民的艺术史”,因为它不是“以人民的名义”,而是真正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和人民自己书写。从该书的叙事框架来看,也很难符合通常的历史叙事的严格要求,而毋宁说是艺时代斗争为线索贯穿起来的政治与艺术斗争的个案系列。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它的主题内容以及叙述方式的鲜活、真实与现实感,使它散发着迷人的审美斗争气息,吸引着人们从审美中吸取正义感和道德勇气。
从“未完成的抗议史”到“人民的艺术史”,艺术家和艺术史家的工作都有一个核心意义:让艺术与关于艺术的历史书写成为公共记忆的重要部分,这样的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实际上都是负有批判性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这样的角度读著名的中世纪史研究学者帕特里克·格里的论文集《历史、记忆与书写》(罗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该书所收论文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者”、“中世纪早期族群认同的情境性建构”、“多重中世纪:竞争中的元叙事及对讲述过去的竞争”、“圣徒与圣地:中世纪朝圣者的目标”、“700-1000年间欧洲的土地、语言及记忆”、“作为跨文化互动的民族大迁徙”、“蛮族入侵再思考:以基因组历史为视角”、“皮埃蒙特居民的系谱关系:中世纪早期与现代之间”等十五篇论文,涵盖了他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主要方面,主要涉及族群意识、社会变迁、文化结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和基因技术的历史学应用等多个重要领域。
那么,中世纪史研究与当代生活究竟有何联系?或者说,普通读者能够从如此专业的中世纪史阅读中获得什么教益?该书的“编辑的话”(罗新)明确指出:向中国读者介绍格里,“不仅看他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如何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并给出解释,更重要的,看他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回应当下社会的历史焦虑,以及如何践行历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接着,该文介绍了格里的学术历程,从格里进入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研究总是与现实生活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格里本科就读于阿拉巴马州的斯普林希尔学院(Spring Hill College),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文理学院,但美国这类文理学院往往以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而著称。格里入学时选定的是生物学专业,但是在选修了汇聚多学科教授和高强度阅读训练(学生每周阅读量多达两三千页)的“西方文明名著”课程之后,他很快就迷上了中世纪史研究。随后他休学一年,前往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系学习,返回美国并从斯普林希尔学院哲学系毕业后,随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中世纪史,四年后获得中世纪史博士学位的论文是《中世纪中期的圣物盗窃》。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以后,格里发表的中世纪史研究论著在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学术路径的显著特征是在欧洲与美国的学术传统之间相互借鉴、自由穿行;另外,他在历史研究中积极运用图像资料、数据模型、基因技术也充分显示出他的学术敏感与清醒而慎重的研究方法。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美国古典学和中世纪学界1970-80年代的“历史批判理论”和“语言转向”的学术思潮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格里的学术写作处处呈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和时代关怀。在《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源头》(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2002)一书中,他指出:“现代史学诞生于十九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这句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应该成为现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反箴言。
在另外一部著作中,格里还写道:“自二十多年前苏维埃帝国崩塌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发现,重提英雄历史、民族起源、早期国土获取和统一文化的古老神话,有一种激发大众的威力。东欧固然如此,而在‘老欧洲’的部分地区同样如此。”无论是旧的欧洲民族主义的“民族大迁徙”论述,还是意图消弭欧洲内部裂隙的“统一欧洲”的历史论述,格里均不同意它们的“内在的非历史性”。
格里这种历史批判性的重要意义,必须结合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来思考——正是来自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史学体系的这种“内在的非历史性”,“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这种祸害直到今天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谱系还在不断发明建构之中。格里说的“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我们无论如何不应低估这种充满毒性和早已固化的社会思想意识对开创未来生活的严重阻碍,不应低估在大众思想意识中“拨乱返正”之必需与艰难。
在一次研讨会上,格里曾经说过:“所有的历史学问题都不是清白无辜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分子生物学传承谱系。”话说得很尖锐,关键是要理解何谓历史学问题的“清白无辜”与否,我认为主要是指产生历史学问题的真实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和利益动机。研究和揭示历史学问题得以产生的历史复杂性与传承谱系,正是历史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阶段,是真正的“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按照这个思路,史学史研究就应该强调史学问题的产生史与传承史,从中得出的研究结论正可以回应历史问题与当代生活的关系问题。
作为一名历史学教授,格里认为在教学中让学生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对现实和未来都大有干系”是他感觉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之一。这种成就感可以说是有道德良知和批判精神的历史学者的共同感受。格里说,“我们必须教给学生的,是批判性阅读、批判性思考、批判性讨论、批判性写作,这才是真正的相关性,这才是一个自由社会里的公民的核心品质,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社会里有那么一些人不希望我们教这些。在课堂上教历史时,我念兹在兹的优先目标就是这个”。我认为在大学历史系的讲堂上,这是最有意义的教学箴言,我们的教师应该反思自己每天念兹在兹的究竟是什么。
格里2010年在以色列接受访谈时指出:“如果关于历史的大众论述热衷于讲述连续性、悠久性和伟大传统,而对此不以为然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却只在阳春白雪的专业杂志上为了彼此而读写,那还是不行的。我们职业历史学家应当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的各个层面去,我们必须尽力回应所有问题,既为彼此写,也为大众写。”他没有说的更可怕的情况是,热衷于讲述连续性、悠久性和伟大传统的大众历史论述,正是来自部分职业历史学家的曲学阿世,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为大众写”。对我们来说,最严重的鸿沟还不是存在于历史学家与大众之间,而是存在于职业历史学家内部,而不平等的话语资源更是加深和固化这种鸿沟的外部力量。
因此,“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者”实际上是提出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使命——不管你是否愿意或有自觉意识,真正有意义的历史研究总是具有现实感和政治的使命感。格里在书中说,蒂姆的温和警告提醒他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的历史学者们,是如何作为人——而非历史学者——参与到他们正在经历的重大事件之中的?对历史学者来说,在投身于历史的同时投身于当下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实际上,兼顾两者对历史学者来说至关重要。”(5页)难道这不也是对我们的温和警告吗?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李公明,一周书记

相关推荐

评论(0)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