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专题︱范旭仑:钱锺书读《宋书》

范旭仑

2018-08-16 12: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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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商务印书馆,2011年 8月)两篇读《宋书》的笔记,分别在第十六册和第十七册。
1974年初,钱锺书先生大病一场。这年3月写信给王岷源说:“一月杪,弟喘疾复发,几至危殆,赴三院急救,输氧四时许,得以昭苏,殗殢床褥,迄今未起,且波及心脏,不能步武。”《王伯祥日记》1974年2月7日记道:“乔象锺见过,谈本所近况,并及默存移居师大后患病状,至为系驰”;3月8日又记:“于维洛来访,并言默存患喘甚重”。
病尚未愈,钱先生即把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遮眼,握简作札,聊以荡意平心。初读《柳河东集》,札录两叶;再读据殿本排印的《宋书》,用蓝油笔札录二十六叶,稍后以红油笔增订——印本之色深者。钱先生没有标志版本,看《陶潜传》识语“殿本传末有万承苍按语”云云可知。这是收入《中文笔记》第十六册的第一次读《宋书》的笔记。
1974年春钱先生病中读上海中华书局本《宋书》笔记
一书到手,钱先生一壁浏览,一壁批识。毕,先将所批识的过录到已刊行或已疏记的纸的空白处,再作日札(如《起居注》《湘日乘》《旅滇日记》《鱼眼鼠须录》《且住楼日乘》《偏远庐日乘》《燕巢日记》《秽乘》等),后作摘记。亦有摘录较详,在心血里沉浸滋养,待记多见熟时作日札。同时所作的日札和摘记不重复。不是每书必作日札,不是每书必作摘记。泛览多而摘记少,摘记多而日札少,日札多而《管锥编》少,《管锥编》多而《七缀集》少。日札也有随手批识书上者。如《全金诗》,钱先生四十二岁曾手批一过,仅摘记三行于笔记本上;十年后重温,札录九叶,又据之作大篇日札。日札以毛笔书于佳笺,装订成册,题以嘉名,铨以卷次。这里当然是论个大概。钱先生的摘记和日札很多,毁弃的没准儿比留存的还多。
钱先生大病未起即率尔操觚,故书不成字,不仅字迹歪歪扭扭,且误笔甚多。
《后妃列传》之“抚存悼亡”,钱先生始作“抚存抚存”,再作“抚存抚存悼亡”,复涂“抚存悼亡”作“悼亡”,末重书“亡”字。
《刘穆之传》初作“不入不入当出”,改作“不出当入,不入当出”。《索虏列传》“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云云本已摘记,旋即又补录于同处。
《明帝本纪》:“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为马边瓜,亦以‘騧’字似‘祸’字故也。”钱先生笔记于“戮”字后着省略号,数日后识以“《魏书·岛夷刘裕传》:改‘騧’为马边瓜,亦以‘騧’字似‘祸’字故也”,不识此正《宋书》原有而为删略,固不烦假道于《魏书》也。《管锥编》第972页沿之,并误“千”为“十”。笔记初亦作“千”,不识何以臆改。钱先生心力剧减,致此愦愦,殊堪惋恨。八年后重札《宋书》,亦录此节,字不讹,句不删,而《管锥编》之误如故。
那时钱先生正在撰写《管锥编》,笔记摘抄的不少内容后来都可在《管锥编》中找到。如《管锥编》第125页引《江湛传》“可与饮”云云;第322页引《前废帝本纪》“那得生如此宁馨儿”;第375页引《恩倖列传》“纷惑床笫”;第784页引《范晔传》“无鬼论”云云;第823页引《吴喜传》“处遇料理”;第994页引《王僧达传》《颜竣传》“主挟今情,臣追昔欵”云云;第1011页引《隐逸列传》“我醉欲眠卿可去”;第1278页引《范晔传》“性精微有思致”;第1545页引《宗室列传》“寄奴于道怜”,笔记中都有摘抄。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管锥编增订》出版后,钱先生重阅正史,用的是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笔记本题名“史碎”。此番所作《宋书》笔记,钱先生用了李建侯的“倒写法”,最后读的最先抄——始以《二凶列传》,终于《武帝本纪上》。这是收入《中文笔记》第十七册的第二次读《宋书》的笔记,此次笔记和前一次笔记多有重复,如《武帝本纪》之“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这段又见札于《南史》笔记(当作于1978年),而且有不少已经写入《管锥编》。如《王玄谟传》之“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已入《管锥编》第143页;《管锥编》第271页已录《王镇恶传》之“弃船登岸,唯宜死战”云云,今又详摘细记。《后妃列传》之“宋世诸主,莫不严妬,太宗每疾之,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妇记》”,已两见《管锥编》第658、1324页,而同见于两次笔记。
钱先生笔记冗复之病
重览《宋书》,有可以补充《管锥编》的内容,钱先生先径直录于《管锥编》书眉,后成《管锥编增订之二》,与《增订之一》合成《管锥编》第五册。《管锥编》第五册中第137引《周朗传》“上书”云云;第182页引《五行志》“黄眚黄祥”;第184页引《武帝本纪》“兵贵神速”云云;第202页引《五行志》“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第238页引《王僧达传》“有待难供”云云;第248页引《孝武十四王列传》悼殷淑仪赋,都是这次重读的收获。
早“弋获”于前番笔记中,钱先生当时疏忽,后并忘忽,此类多有。如第152页《索虏列传》“诛清河、杀万民”云云;第157页《吴喜传》“非忘其功,不得已耳”云云(末句宜作“势不获已耳”)。
1982年春钱先生忙中读北京中华书局本《宋书》笔记

钱先生1978年9月在意大利演讲《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曾说:“最近出版的《二十四史》——其中至少有六七种可说是叙事文学的大经典——也是校勘学的巨大成就,从此我们的‘正史’有较可信赖的本子了。”前四史外,《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钱先生心中的“大经典”。
1974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宋书》点校排印本,王仲荦校点。钱先生于《毛脩之传》眉标举张熷《读史举正》语,《王华传》方括号节钞“每,贪也”云云,即出自王仲荦校记(郝懿行《宋琐语》已得其解,钱先生笔记早摘之)。《宗室列传》“长沙景王道怜”补识“当作‘邻’,颜氏《匡谬正俗》已言之”,亦取自校记。
钱先生在肯定“中华本新式标点、分节甚便”的同时,也指出整理本偶“于古书有格碍者”(《魏书》笔记眉识);在读《宋书》笔记中,偶尔也顺带指出标点失误。
《明帝本纪》:“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钱眉批:“中华本标点作:‘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大误。不知‘正御’‘副御’‘次副’三者各为一类。”另也有人作文举正,这次中华书局新出点校修订本已改正。
《郑鲜之传》:“刘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钱眉批:“标点作: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按‘无复’云云亦刘毅语,当在引号内。”此处修订本照旧,或许因未知钱先生的批改。
《顾觊之传》原作:“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钱先生云:“当作: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此处新版也未改。
《宗越传》:“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钱眉批:“标点误作‘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新版已改正。
《谢灵运传》笔记:“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张照校语谓按《南史》作‘丈’,按文理亦应作‘丈’,且‘业’字断句]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管锥编》第688页从焉:“‘慧业文人生天’语即见《太平广记》卷二四六《谢灵运》,盖沿旧读破句;《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张照校谓‘业’字绝句,‘文人’当作‘丈人’而属下句,是也。”第1292页亦用之。王仲荦亦知《南史》“丈人”云云“文义自较《宋书》为胜”,而徒以“慧业文人”相习成语,遂舍甜桃而觅醋李——“今因仍不改”。“张照校语”本《四部备要》本。
《管锥编》第1338页提到王仲荦整理本《南齐书·王僧虔传》的一处标点,中华新出修订本《南齐书》已改正。

《宋书》笔记所札有互见于他处者,三番两次不惮烦。钱先生自述“读古书史,每好以novelistic point of view”,而“文学作品须求Re-readable”,耐读,重新读,所谓“不厌百回读”——口沫自亦手胝。
《管锥编》第324页之《王微传》“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云云,《全宋文》笔记早札之,三复于《敦煌变文集》册末叶。《也是集》第10页亦论之。
《王玄谟传》“夫挑妾者爱其易,求妻则敬其难,若承命如响,将焉用之”,《全宋文》笔记早札之,《战国策》笔记眉引之,写定于《管锥编》第341页。《围城》第六章“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偷用此典。
第499页之“《袁粲传》记粲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云云,先札于《太平御览》笔记:“袁愍孙著《妙德先生传》曰:昔有一国”云云。寓言譬喻,“周旋人”为《妙德先生传》虚构角色;“记粲谓周旋人曰”突兀不伦。笔记既过于简略(“《袁粲》尝谓周旋人曰”),定稿又失于覆检。
第1548页之《刘德愿传》“卿那得此副急泪?尔时我自哭亡妾耳!”云云,又见第五册第219页。《通俗编》“急泪”条得自《通鉴》,钱先生先已札之,后补正“出《宋书·刘德愿传》”。又于《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一回“不指了哭先生还待那里哭去”云云,笔记补识谓“隐用《宋书·刘怀慎传》”,后来改变主意,未用《醒世姻缘传》补论“各人哭各人心事”。
《武帝本纪》之“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已见《南史·梁本纪》“不复能草间求活”(钱先生夹注“《宋书》作”云云),《南史》笔记又摘《袁觊传》“草间求活”、《王伟传》之“求活草间”(眉识“宋本纪上、袁觊传”),都加圈点来表示欣赏和领会。
《刘敬宣传》:“刘毅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钱先生识“尚”谓“即‘上’字”。《宋琐语》笔记录《王华传》:“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识亦谓“‘尚’即‘上人’之‘上’”。前番笔记札《刘穆之传》:“刘瑀使气尚人,朝士莫不畏其笔端。”《管锥编》第1515页谓基督教会三戒,其二曰“巽、不上人也”。
王微《报何偃书》:“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早见于《全宋文》笔记,日札第四百二十五则谓吾国著述中言阅小说者始此人。钱先生致许景渊简:“此如见人家稍有像样家具陈设,即划属‘资产阶级’,或架上有几本线装书及原版洋书,即断定主人‘学贯中西’也。”隐使王微事。
《颜延之传》之“俗恶俊异,世疵文雅”,《南史》笔记亦载之,咸加密圈,纸上如闻钱先生太息:“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管锥编》论李康《运命论》发其端而未竟厥绪)钱先生译海涅(H. Heine)《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云:“没有人可以比旁人好,比旁人聪明。谁要凭他那百折不回的天才,高出于凡夫众人之上,社会就排斥他,把他嘲笑糟蹋。不错,社会有共和主义的本性。一切尊贵的东西,在精神方面也好,在物质方面也好,都惹得它深恶痛绝。”
《沈怀文传》:“谢庄尝诫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怀文曰:‘吾少来如此,岂可一朝而变!非欲异物,性所得耳。’”不知钱先生何时挪1955年6月所作第四百七十七则日札为眉批:“《后山诗注》卷十《早春》:老怀吾自异,不是故违人”云云,并注末句《南史》作“性之所不能耳”。《槐聚诗存》中《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句“敢违流俗别蹊行”即此“违”字——“敢”者,“不敢”也。
《南史·谢庄传》:“废帝将诛之,孙奉伯说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复一往之苦,不足为困。庄少长富贵,且系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剧,然后杀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钱先生识:“按江青缓死刑一年同此。”《宋书》笔记重钞,不复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字。“一年”是“两年”之误。要是钱先生父亲钱子泉知道了,必“诋痴儿不解事”(《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弁言》),亦可为钱先生上司徐永煐所谓“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别作一解。

1943年,钱先生一口气札刺了《魏书》《南齐书》《陈书》《周书》《北齐书》《梁书》,偏偏落了《宋书》。钱先生少年“应该(ought)”看过《宋书》,少说也熟悉《全宋文》之类取材于《宋书》的文献。
二十出头,中书君接到“家大人”的训饬:“《三国志》《南北史》《五代史》,暇可常读,即知古来才人杰士乱世如何处法。”(钱子泉《谕儿锺书帖》)《南史》于《宋书》多所删削补益。中书君只喜爱渔猎《南北史》里的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最有趣味的艺术品(ein hochst interessantes Kunstwerk)”,资其操觚自运之助;立身行己,匪所思存。不识被毁的钱先生早年几十册《起居注》里,有没有阅《宋书》的载纪或札记。
笔记偶札援据《宋书》者
没有物证实据显示钱先生早岁正经读过《宋书》。大学毕业前的《上家大人论骈体流变书》称引《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名言“暗与理合,非由思至”,不能算数的。沈论是收入旧日选本里给学童读熟读烂的文章,钱子泉编《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就采用《昭明文选》里的《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管锥编》第1151页有“《文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云(早期《全晋文》笔记于王脩《贤人论》“苟未能暗与理会,何得不求通”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李善无注”)。钱先生的其他著作,亦援据沈文。如《谈艺录》开明书店本第106、236页。《宋诗选注·杨万里》篇“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云云,蓝本见于《诗式》笔记识:“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云云。日札第四百二十五则与《管锥编》第310、1120、1277、1278、1290、1398、1448页,第五册第113页,也都驱使沈论。
钱先生少作用过不少《宋书》里的名章迥句。
《中书君诗初刊·跋》:“譬之生天先者成佛反后耳”,用前引谢灵运语。
《饱蠹楼读书记》第二册封题“心同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青箱”用王彪之事,《王淮之传》笔记:“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余蓄须而若渠书来云剃发作僧相戏作寄之》(刊于《国师季刊》第六期,定稿存于《湘日乘》)之“青青堪媚陆展室”,用何长瑜《嘲府僚诗》:“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宋文》、《宋书》三种笔记皆摘之,但也都见诸《南史》等坟籍,钱先生化用此诗,未必读过《宋书》。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宋书,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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