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如火的“小三线”，记录了人与岁月的故事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袁彩霞。1984年4月，她来到上海险峰光学仪器厂工作。出生于淮北涡阳县的袁彩霞，小时候家里穷，连床都是用土砖铺起来的。她很崇拜上海的东西，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上海产的床单，平时生活中的肥皂盒、自行车垫都是非上海产的不要，能来到作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小三线厂，对她来说就像梦想成真一样。

然而现实的情况给她泼了一盆冷水。险峰厂深处大山之中，进进出出都很困难。之前做老师的袁彩霞因为缺少技能，被分配到厂里扫厕所，这让她心里很失落，这落差太大了，她是一面扫一面哭，加上她是从乡下来的，少不了闲言碎语。没想到一年多后，小三线建设项目开始回撤，当时的政策是“落地不落户”，即小三线厂员工仍然保留沪籍，嫁给上海钳工的袁彩霞就这样跟着丈夫去了上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小三线的机会，她可能一辈子也去不了上海。

书里有提到八五钢厂。这个厂位于安徽贵池，是当时小三线建设中规模最大的厂。我去采访原来厂里的团委书记史志定，他说当时公路都是烂泥路，高低不平，柏油路都没有，卡车都是老式的拖挂车。行李装在上面，人坐公共汽车进山，半夜三更，装行李时，绳子都扎不来。在厂里，每天连续干近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一到寝室里，脸一洗就睡觉了，实在是累得很。

不过即便如此，小三线厂里的业余生活还是挺丰富的。毕竟是上海这边过去的，工人的文化素质高一些，会办文化补习班。休息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喜欢读书、看电影，调剂精神生活。

电视剧是看不到的，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厂里会派去上海办事的人，刻录成碟片，带回来给工人们看。

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工人们的生活待遇还可以。小三线厂里有很多配套设施和机构，像食堂、浴室、小卖部、学校、医院都有，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聚落。工人们能用牙刷牙膏，夏天可以吃冰棍，有时还能吃上从浙江运来的海鲜，到八十年代，厂里职工穿喇叭裤、看电视也不是稀罕事。

有意思的是，找对象成了小三线厂里的大事。刚进厂里的青年在二十岁上下，有热情，干劲足，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犯了愁。由于是军工企业，男多女少，很多男职工面临婚恋问题。当时厂里流行一句话，“男的像白洋河里的石子，一抓一大把。”为了解决找对象的问题，团委做了很多工作，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启事，像原来八五钢厂工人葛鼎学和他的爱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相识相爱的。

时代变了，他们的舞台也落幕了

小三线厂的危机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渐显现，因为它是军工企业，所生产的东西都用于军事目的，可以说国家是不计成本在做这件事。军工品按照惯例，质量都得过硬，这在备战阶段很有效，为打胜仗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可在和平年代，对于企业而言，就得考虑收支成本的事。

从1980年起，国家压缩国防经费，给军工厂的生产任务急剧下降，后方基地的职工生活也出现了状况，可以说生产、生活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小三线建设也面临被调整的命运。

时代在变，人心也思变。我举个例子，上海在安徽宁国的小三线厂，可以收到浙江电视台的信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是改革前沿阵地，电视台里每天都会有新消息，新政策，工人们一有时间就凑去看，了解外界信息，知道的多了，就各自有了想法。因为山沟里太枯燥了，一开门，见到的全是山，一眼看不到外头。尽管生活能够保障，和上海还是完全不能比的。很多人来支援小三线建设，会和家人两地分居，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需要照顾，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了。丈夫在外地，妻子也有意见，子女教育需要培养，也没人带，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两地来回奔波很辛苦，所以到这个时候，要求回上海的人越来越多，拦也拦不住。

储瑛娣当年是上海险峰光学仪器厂的党委副书记，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个情况。那时候政策还没下来，加上工厂效益不好，大家像被困在山里一样，进退两难，矛盾很突出。各个厂都向上面打报告，有的青年还有水土不服的情况，一呆山里就发烧，各种问题堆在一起，这小三线建设确实是办不下去了。

调整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负责上海小三线建设调整工作的李晓航（时任上海市国防科工办主任）在前往皖南调研后，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小三线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得到了批复。在政府的组织协调下，大批在后方基地的上海人踏上了返乡列车。记得当时八五钢厂的一位老工人，听到可以回上海的消息，激动得当场高血压发病，可见人心所向。小三线厂工人回到上海后，因为交接平稳，加上政策上有照顾，现在基本过得还可以。

上海人走后，后方基地变得冷冷清清，虽然根据交接协议，上海将厂房和设备等工业遗产留给了当地政府，但因为技术人才的流失，加上市场经济的淘洗，很多工厂已经废弃了。人去楼空，厂房长满了青苔和铁锈，老职工们后来有回来看过，多半是叹息。时代变了，属于那一代人的舞台也就悄然落幕了。

我现在五十四岁，却感觉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因为做口述史一直是心里放不下的一件事。这小三线的研究，还非得跑出来，奔出来，光靠在书房翻翻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实地调研往往需要在当地扎一段时间，手勤脚勤，才能挖掘出有用的资料来。我已经记不清和学生实地走过了多少乡镇，见过了多少亲历者。全国28个省、区、市，有256家小三线企事业单位，我差不多去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旧址。

口述史不只是整理录音，转换文字这么简单。严谨可靠的口述史，得把口述、文献和档案三者结合来看，同一件事要找好几个人做证，不然容易出现错误。有次我去采访一个人，回来后通过原始材料的比对，发现他讲的内容和材料里说的有出入，我就再问他。那时候他就开始回避问题了，这就说明他的内容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了。

十年来，陆陆续续出了几本书，以及上百篇口述史文章和论文，主要有《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前一本目前正在被译成英文，将走向国际学界，后一本是个系列，现在出到了第三辑，会出现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出成书了，这些记录就会保存得久一些，知道的人也会多了。

人们说往事如烟，通过做口述史，我感到小三线的历史，如烟又如火，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更会给人以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者。现在那些访谈对象，时常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忘也忘不了。这几年我有个切身体会，选择做口述史，便意味着和时间赛跑。

时间不等人，有时真是来不及啊，我们和老人约好了时间，过一阵子问就已经去世了，连做访谈的机会也没有。有一次学生去见当年主管上海小三线后勤的王中平老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他说话非常吃力了，采访三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实在太遗憾了，而且这种遗憾是永远也补不上的。这样的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我想着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让小三线的记忆留得更长一些。

筹建博物馆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也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我希望能在上海办一个全国小三线建设的博物馆，不光是上海，还有其他地方的小三线文物，都一并收集起来。我自己也在有意收集和小三线相关的物品，包括职工当年住所的门牌、老照片等。每一样物品背后，都会有它的故事，这样公众看到，也会有个直观印象，会觉得这段历史是丰富的、鲜活的、有意义的。像门牌号，都是挨着的，把它们排在一起，那些老人看到了，会指着门牌说，哦，那是我家啊，那是你家啊，好像人与岁月的故事，一下子又回来了。

（文中图片由徐有威提供，部分文字资料参考自《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一部意蕴深厚的口述史著作》。本次访谈得到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卫民副研究员、原江西人民机械厂工会图书馆馆长潘修范协助，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帮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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