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反应：亨丽埃塔与那场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

【编者按】：1930年，年仅22岁的亨丽埃塔·施梅勒被录取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师从声名显赫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和弗朗兹·博厄斯。一年后，在他们的提议下，亨丽埃塔满怀期待地独自前往两千多英里外亚利桑那州怀特山区的阿帕奇印第安保留地进行暑期田野调查，不幸遇害。亨丽埃塔的死亡动摇了当时印第安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所建立起的脆弱平衡，也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乃至整个学科置于众人审视的目光之下。本书是主人公的侄子和侄女耗费30年的追寻，其中包括与FBI的一场官司。他们从大量碎片信息中尽力拼凑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事件脉络，也为亨丽埃塔的死亡去污名化。

哥伦比亚大学是人类学领域的老牌院校，与其他几个历史悠久的院系比起来，人类学系不论是在社会影响还是学界名声和研究成果等方面的评价指标都与这些院系势均力敌。这里被认为是美国人类学的发源地，而且那些哥伦比亚大学早期的人类学先驱教授学者们实际上至今仍很大程度上定义着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与趋向。弗朗兹·博厄斯在1899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不久，就召集当时已经颇有成就的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格拉迪斯·雷夏德一起组建了人类学系，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各自著有名气响亮的先驱性著作——博厄斯的《种族、语言与文化》（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米德所著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以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这些人类学作品至今还是人类学导读课程中的必读书目，他们在20世纪20、30年代实践和总结出来的研究方法至今仍然在以不同形式和程度被实践着。

《亨丽埃塔与那场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

人类学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人以丰富的启迪，而不仅仅是向人们介绍所谓的“异文化”而已，人类学的深意在于理解和体会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的起步初期，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早期先驱学者们的探索代表了消除种族隔离、实现人之基本平等、以事实取代迷信等公共理念和人类理想。他们的研究与投入为社会科学研究“去种族隔离化”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成果至少引领了学界几十年的关注重点，这些智识成果和基本精神成了驳斥纳粹主义理论最有力的武器。这些先驱学者发起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指引我们认识那些美洲土地上的原住民，揭露我们曾经对他们犯下的深重罪行。

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博厄斯、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是处在神坛上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不仅仅是卓越的智识和显赫名声的体现，还象征着他们长期致力于发掘文化事实上的投入，以及对人之境况极高的关怀度和敏锐性。

但亨丽埃塔的悲剧发生后，从现存资料看来这三位教授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反应和行为似乎展示出与他们的名声、地位和人类学精神大相径庭的另一面。

施梅勒一家与这几位人类学家的联系始于他们寄来的吊唁信，就在亨丽埃塔被确证死于谋杀之后不久。这些信件的语气礼貌而冷静，表达了一种十分得体的同情。本尼迪克特给施梅勒一家写吊唁信时，她本人正在新墨西哥州梅斯卡勒罗阿帕奇保留地，带领六人的研究小组从事田野工作，他们的田野地点就在亨丽埃塔所在地区的西北方向。

博厄斯则是抱病在欧洲疗养。三人之中，米德的慰问信最晚发出，信是写给亨丽埃塔的姐姐贝莱的：

请允许我向发生在您一家身上的悲剧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您妹妹是如此富有热情与宏愿，并且将这些能量全都投入到人类学的探索中去，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于悲剧的发生，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也十分痛心。

但事实是，在这封流于形式的吊唁信发出之前，米德已经对亨丽埃塔的死亡做过回应了。作为炙手可热的国际学术明星和两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的作者，当时媒体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询问她对亨丽埃塔遇害一事的回应。7月28日，她给《纽约世界报》发去回应电报，其中写道：

发生在施梅勒小姐身上的谋杀是残忍至极的暴行。但即使是在文明社会的社区里，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单独行动也是有可能招致伤害的。施梅勒小姐应该是没有注意要与保留地的阿帕奇女性们建立充分信任，也不相信她们实际上能为她提供基本的陪同与保护——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友谊对安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纽约世界报》随后发表的报道标题就写成了“玛格丽特·米德：关于施梅勒小姐死亡事件之省思（追问）”。

在非公开的场合里，这几位人类学家也各有表述。米德在8月14日写给博厄斯的汇报信件中说：“当初本尼迪克特和我花了数小时为施梅勒小姐提供意见，解答疑惑，但她完全漠视了我们所强调的规定。”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位人类学家露丝·安德希尔在亚利桑那州赛尔斯的田野点给本尼迪克特写的信中说道：“从保留地当地白人的陈述中，他们非常一致地认为亨丽埃塔行为举止表现得十分轻率，她总是拒绝所有人的善意和建议，最后不出所料地得罪了所有人，包括印第安人和当地白人。”

对亨丽埃塔在从事田野研究期间被残忍谋杀一事，这几位人类学家表现得如此紧张和小心翼翼并不奇怪。这场悲剧显示了书本上的教育工作在安全性方面的疏漏，一直以来人类学自认为拥有研究异文化的“特权”，但亨丽埃塔的死亡证明了这种“特权”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对于那些致力于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学者来说，事件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尤其是对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们来说，他们的研究计划和精神状态必定受到难以估量的影响。

还有人分析了这场悲剧发生的根源，并为此气恼万分：“这位年轻的小姐，本应该对自身的资质和潜能有足够的认知，很显然她表现出一副过分独立的样子，但其实那完全就是顽固任性，甚至可以说是粗心漠然。”

公众舆论的评价更不堪入耳。国内的新闻媒体还沉浸在“野人”和“蒙昧蛮民”的话语中无法自拔，舆论具有连带效应，各大媒体争相去强化这样的陈词滥调。对于一个冒着巨大风险、独自前往男性权利的领地进行研究的女性的悲剧和遭遇——尤其她是一个来自纽约、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犹太女性，这些媒体最不可能做的事情便是表示应有的同情与惋惜。有些报章还采用了亨丽埃塔的一张疑似被人为修饰过的肖像照来制造某种轰动的新闻效应——在照片中她的鼻子变短了，嘴角被拉得狭长，看起来更有智性美。

亨丽埃塔的死亡无疑会影响到哥伦比亚大学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界与印第安人社区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事件的发生触动了双方的敏感神经，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与阿帕奇印第安社区的关系，如今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些官僚主义者和印第安移民事务局里的印第安官员本来就对陆续蜂拥而至的人类学家们多有顾忌，这件事过后，恐怕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从此将这些人类学家拒之门外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这几位教授的推动下，人类学这门起源于欧洲的“新兴”学科表现出最广泛和深刻的包容性和理解力，但这些辛苦营造出来的根基和成果将很快遭受大规模的、来自公众和学界的质疑和拷问。

所以也难怪这些当事人将责任转移到亨丽埃塔身上。

亨丽埃塔遇害时，弗朗兹·博厄斯正抱病在欧洲休养，所以他对于大洋另一边正在上演的论战并不知晓，但他很显然对自己的这位学生十分熟悉和偏爱。亨丽埃塔修读了博厄斯的好几门课程，还在他的手下工作过。事发后博厄斯对亨丽埃塔遇害也表达了诚挚的悲痛与敬重，他给唐纳去信说亨丽埃塔“是一个忠实可信的学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优越的能力，我本人对她的人格品行表示最大程度的敬意”。但之后便是他对亨丽埃塔行为的批评言辞：

遗憾的是，施梅勒小姐完全没有按照师长所交代的程序去行事。我们希望的是，即使难以找到一个成年印第安女性全程陪伴她进行调查，她至少应该住在一个印第安家庭中。我相信自己对她的品行的判断，所以我宁愿相信她最终没有遵照指示行事的原因是她急不可待地希望投入到研究中去，希望能获取让人满意的研究成果…但施梅勒小姐的行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给予她应有的尊重，不应以任何形式使她蒙羞。

本尼迪克特还向博厄斯重提了她之前给予亨丽埃塔的指示：

我多次提醒过施梅勒小姐一些关于到达怀特里弗镇之后她应该做的事情。我与她梳理了两种可能性：她可以选择一个她信任的、友好的阿帕奇人家庭，和他们住在一起。最好家庭中要有一个中年女性，她同时是个母亲，这样就有能力为她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保证她的安全；她也可以选择独自居住，但一定要有一位当地女性作为助手或陪同。

但本尼迪克特所设想的情况难免过于理想化，亨丽埃塔怎么能做到在刚抵达保留地的时候就能迅速找到一个符合所有要求的家庭？对此本尼迪克特是这样解释的：

我认为施梅勒小姐一定是枉顾了这些安全指示，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行事，这场悲剧的发生确实有部分原因应该被归结于她所做的一些错误选择。但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重申过我曾给她交代过这些指示的事实，因为事已至此，施梅勒小姐已逝，对她的家人和朋友重申这些难免会雪上加霜。

亨丽埃塔遇害后，印第安事务局当即向哥伦比亚大学索要关于田野工作者进行研究的相关章程或手册，以便确认亨丽埃塔在出发之前到底有没有接受明确的安全指导。哥伦比亚大学秘书处的弗兰克·法兰肯塔尔向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提交相关指导章程的要求，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见他们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根据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在读学生的回忆，当时的田野调查工作者们在方式方法上总是被给予很大的自行决定权，并不存在什么明确规约。

在出发前往保留地的那年年初，亨丽埃塔曾与西南部的几位人类学家频繁通信，还与众多亲友交谈过她的计划，但直到6月23日，亨丽埃塔抵达怀特里弗镇的当天，关于住宿、交通和陪同的问题都完全没有任何事先的联络或安排。有的只是来自不同人和不同立场的非正式口头建议，这些建议并没有太多实质性帮助，相互之间还有很多矛盾的部分。保留地的主管人唐纳对她的到来更是毫不知情，还抱怨她没有带来任何代表她身份与说明前来事由的“介绍信”，对于从事田野研究工作的人员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反常的情况，不过这也反映了一种风气：学校和机构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开展研究的机会，他们乐此不疲地开拓新研究地点，创造各种各样的研究契机。

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希尔和雷夏德这几位案发当时正在其他田野点进行调查的人类学家来说，他们最在意的莫过于亨丽埃塔被害一事的连带影响，以及紧随其后的大搜捕和注定漫长的审讯期，这一切程序都将对每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那些日常与印第安人接触、在保留地工作的人们来说，除了对暴行的恐惧与对生命逝去的悲痛之外，他们的首要考虑是自己将会在什么程度上卷入这起白人女性被残忍杀害的事件，包括直接或间接的、当下的和连带的影响会是什么。各类新闻标题传播了各种未经证实的猜测：“哥伦比亚大学女学生被害一案，凶器被指认为刀具”，“已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哥伦比亚大学女学生横尸阿帕奇山野”，“研究印第安文化的女孩在亚利桑那州离奇消失”，“阿帕奇人否认与哥伦比亚大学女学生遇害一事有关”……所有的这些标题传达的暗示信息，都在触动和挑拨人类学者与印第安研究对象之间曾经和谐融洽的关系。

那些正在从事夏季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事莫过于不让亨丽埃塔的悲剧影响任何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本尼迪克特在7月28日的信件中写道：“我尽量避免与怀特里弗镇正在进行的一切调查产生联系，因为我要保证我所领导的团队和研究工作顺利进行。”7月29日，她又写道：“幸好我们的梅斯卡勒罗研究小组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受到这场悲剧及其后续调查进程的影响，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推进。”她还总结道：“这个事件并没有太多打乱我和团队的计划与进程，至少程度比我想象中的要轻很多。除非凶手真的是印第安人，且被逮捕和定罪了，否则团队成员在情绪上应该不会因为这件事受到过多的困扰。大部分人对发生了什么也没有深入的了解。”露丝·安德希尔当时在离赛尔斯不远的帕帕戈人（Papago）印第安社区调查研究，她写道：“这边的白人对我们一直都非常友好，对我们的到来和打扰没有表现过不满和敌意。有一个盛气凌人的官员认为人类学家是‘无用的’一群人，虽说如此，他还是会表现出尊重和友善。总之，我这边的一切都非常顺利。”

可以看出，那年夏天分别在赛尔斯、加纳多和梅斯卡勒罗进行暑期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们的工作纷纷进展顺利，亨丽埃塔遇害一事似乎没有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什么显著影响。本尼迪克特之后承认，她研究团队中的成员并没有像她原先计划的那样单独到当地人家庭中去居住。在8月24日写给博厄斯的信件中，她说：“亨丽埃塔的惨剧给我敲响了警钟，对安全问题我应该更慎重小心，必须要避免成员以任何形式进行单独行动，也不能让他们一个人处于印第安社区这个环境中。”为此她不得不拒绝一位研究成员的外出请求，那位研究者计划去怀特里弗镇拜访塞拉斯·约翰，一位臭名昭著的阿帕奇宗教组织首领。

这几位人类学家在1931年夏季的田野大冒险最终以一种走钢丝式的谨慎作风收官了，但他们开始对亨丽埃塔遇害事件的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尤其是还能否继续开拓印第安地区广大的研究空间的问题。博厄斯在9月8日回复本尼迪克特的信中写道：“亨丽埃塔一事是个可怕的噩梦，我十分惧怕这件事在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后果。”

事实上早在7月31日，保留地的唐纳就已经给哥伦比亚大学秘书处去函表示：“从此以后，我将不会再允许像施梅勒小姐这样的年轻女性以从事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为由在此地开展工作。”同时，印第安事务局也向哥伦比亚大学施压，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对田野工作者制定具体明晰的工作指引与行为限制相关的条例，尽快编纂出相关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