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鲍威尔及其回忆录《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美国记者鲍威尔及其

回忆录《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邢建榕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原副馆长

1942年，在上海日本集中营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J.B.鲍威尔（后文简称鲍威尔），因已奄奄一息，被作为美日之间的交换战俘获释，旋即坐船回到美国。他于1947年病逝之前，写下了这本关于近代中国和上海城市的经典回忆录，即《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1994年，我与薛明扬、徐跃两位学者合力将此书译成中文，交由知识出版社（上海）出版，201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2022年这次算是第三版了。本书新版增加了许多搜集自美国的历史图片，例如初到上海的鲍威尔写给家人的信，就是在有礼查饭店抬头的信纸上完成的；其他与鲍威尔本人和这本回忆录有关的图片，也非常难得珍贵，这对于读者来说，不仅是一个全新的版本，也是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可以增进对历史语境的深刻理解。

图 |上海早年最为豪华的礼查饭店，鲍威尔曾下榻于此

来上海协助创办《密勒氏评论报》

“1917年2月初的一天，我搭乘的一艘小货船，缓缓地靠上了上海虹口码头。”鲍威尔在回忆录《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中记述：“我这次东方之行，是受美国密苏里大学一位毕业生，在远东地区负有盛名的记者托马斯·密勒电邀，到上海帮助他创办报纸。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要在这地球上政局最动荡的地区呆上25年，来从事报业生涯。”

前一年，密勒在上海筹办第一份美国人的报纸，即《密勒氏评论报》，需要人手帮忙，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的举荐下，已从该学院毕业数年的鲍威尔，毅然踏上了赴华的旅程。鲍威尔下船后，坐着黄包车入住当年首屈一指的礼查饭店（后为浦江饭店），并在这里协助密勒创办《密勒氏评论报》。

活跃在中国及远东的美国记者和报人，大部分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称之为“密苏里新闻帮”。他们具有相似的新闻理念，采访往往实地挖掘线索，具有美国年轻人敢于冒险的精神，也很强调新闻的独立性，而且彼此相互提携，圈内圈外都有相当的活跃度、影响力。

埃德加·斯诺也毕业于该校新闻学院，1936年夏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得以赴陕北采访中共领导人，并写成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改名《西行漫记》)，除了他客观中立的政治立场外，他作为密苏里新闻帮成员的活跃程度和人脉资源，可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来华后，担任过《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助理，与鲍威尔关系密切，因此得以在该报首先刊发《毛泽东访问记》等有关苏区的红色报道，并配发那张著名的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照片。

图 |鲍威尔工作照，桌子上摆着他刚刚出版的回忆录

《密勒氏评论报》1917年6月9日正式创刊于上海，五年后鲍威尔继任主编和发行人。鲍威尔接任时期，正是近代中国最为风云激荡的时代。《密勒氏评论报》几乎完整记录下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风云。《密勒氏评论报》的宗旨，是“要使美国人明了远东局势的发展，同时，也使东方人明了西方的发展”， 作为一名同情中国的美国人，鲍威尔很好地定位了自己在中美间的角色，报道比较公正客观，报纸不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知名度，在欧美社会也有一定影响力。

随着报纸影响力增加，鲍威尔在远东新闻界的地位也随之上升，他被称为是美国在华新闻界第一人。可以说，鲍威尔的一生与《密勒氏评论报》密不可分。

需要说明的是，《密勒氏评论报》说是报纸，实际上是一份周刊，每周六出版，大16开本，每期约50页。该刊以报道、评论中国和远东的时事、政治、经济为主，辟有“社论”“特稿”“一周要闻”等栏目。

被日军投入监狱饱受摧残

鲍威尔与报纸团队采访报道了一系列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事件，也刊发了许多社会人士的专稿。抗战爆发后，报纸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立场，反日倾向尤为明显。

上海沦陷后，上海许多外报对日本侵略这一行为都噤若寒蝉，《密勒氏评论报》仍然仗义执言，大量发表有关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图谋的报道，作为主编和发行人的鲍威尔，不可避免遭到日军的忌恨。

1941年7月，他被列入汪伪特务的在沪新闻界黑名单，而且“名列第一”，但面对威胁和压力他并未退缩。是年10月，汪伪特务在鲍威尔下班回家的路上向他投掷手榴弹，幸未爆炸。“我的背部突然被一物击中……发现它外面裹着报纸，俯身拾起，原来是日军和中国军队常用的一种木柄手榴弹，引爆线已拉出一半”。旋即有人来建议他卖掉报纸免得麻烦，也被他断然拒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进占租界。12月20日，日军逮捕了鲍威尔并将其投入监狱，《密勒氏评论报》也遭查封。鲍威尔在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狱中的悲惨经历，被日军扇耳光，狱中难友之间不准交谈，也不允许阅读书刊。特别险恶的是双脚感染坏死，体重从120多磅锐减到70多磅。

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进上海租界

幸运的是，翌年美日之间交换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奄奄一息的鲍威尔被抬上国际红十字会客轮返回美国。鲍威尔身体虚弱，在美国做了脚部截肢手术后，只能靠轮椅出行。病情稍微稳定后，他开始撰写回忆录《我在中国二十五年》，记录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

1946 年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时，鲍威尔还以自己的经历出面作证。1947年2月28日鲍威尔病逝于美国华盛顿，终年59岁。

抗战胜利后，《密勒氏评论报》于1945年10月在上海复刊，由鲍威尔之子、同样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约翰.W.鲍威尔（John W. Powell）任主编和发行人，复刊后的报纸秉承一贯的办刊方针，被外界视为敢于直率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独立出版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该刊继续出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美商报纸，是海外读者了解有关中国最新消息的重要途径，曾刊载《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出任新任上海市长，接管顺利进行》等文章，影响巨大。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恶化，报纸经济来源断绝，不得不于1953年6月停刊。该报从1917年创办到1953年结束，出版时间长达36年，也是最后一家在华关闭的外文报纸。

对华抗战的支持和对日侵略罪行的揭露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和国际视野的美国人，鲍威尔认识到，崛起后的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觊觎中国广袤的土地和巨大的资源；如果日本入侵中国，并将其纳入其势力范围，必将会构成对美国远东利益的巨大威胁，美国必须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维持这个地区的力量平衡。换句话说，美国必须阻止日本独占在华利益。他说：“本报历来主张中国为独立自主之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这种主张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之主张也是一致的。” 这是鲍威尔对华以及远东局势的基本认知，也是他对中美日三者关系的基本态度。

当然，不用怀疑，作为一名美国人，鲍威尔是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问题的，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因为日本侵犯了美国在中国的远东利益，这使他支持中国的抗战。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为什么“密苏里帮”几乎都站在中国一边的主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鲍威尔对中国抗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洞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说，仍有超前之处。因为鲍威尔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也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与中国诸多风云人物有着密切交往的活动家，他的回忆录在观察体验的基础上，有着国际化的视角和思考，叙述客观公正，具有很强的历史价值。

这里试举一例，1931年9月前后，鲍威尔到中国的东北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揭露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发现日本人早已蓄谋已久，并将有关细节披露在报纸上。他在书中写道：“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开始！”在20世纪40年代即认定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这一重要论断，在今天尤其显得不同凡响，是对西方历史学界关于二战起源的重大修正。

九一八事变后，《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和报道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文章。正如也担任过《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之妻)所说：“自1932年前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开始，斯诺、鲍威尔和我就用笔和纸向日本宣战。”

图 |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登载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军人照片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中的一章，“1937年的美国军舰和日本炸弹”，叙述了后来被作为南京大屠杀铁证的日军杀人比赛报道是如何披露的经过。

一天，我的办公室的一位译员把这两个日本军官在中国首都相遇的情景简要地翻译给我听，同时，把那份报纸（指东京《日日新闻》）也拿给我看。“在正式地相互一鞠躬后，这两名军官各自拔出他们的军刀，骄傲地指着那长长的刀刃上的缺口，野田少尉说：‘我已经杀了105人——你杀了多少？’向井少尉回答说：‘啊哈！我已经杀了106人——真是对不起！’”

接下去重新比赛，看谁能够先杀死150个中国人，超出150人的大关！

1938年1月1日，《密勒氏评论报》即在报刊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震惊中外的长篇社论《向井中尉和野田中尉是如何超过杀人纪录的》。社论首先引用了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两名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中国进行杀人比赛的报道，指出:“这则消息表明了日本帝国军队的纪律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崩溃，他们所带来的恐怖远远超过了早年中国土匪们(指临城劫车案孙美瑶)的所作所为”，“暴露了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后所发生的屠杀、抢劫、强奸行为的泛滥”。

鲍威尔揭露日军暴行，呼吁美国积极援助中国，认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美国政府对日政策逐渐强硬，由中立观望到积极介入，由秘密援助到公开支援，最终对日宣战，这固然是日美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与《密勒氏评论报》刊发的大量报道引起美国朝野关注，似也不无关系。

《密勒氏评论报》最先披露

《西行漫记》部分内容

检索一下《密勒氏评论报》早期目录，不难看出该报早期看好蒋介石，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对于中共有着不少污蔑不实之词。但从日本侵略步伐加快，步步紧逼，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鲍威尔及其报纸的立场有了很大转变，开始同情和支持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主张。

比较起鲍威尔来，斯诺由于受到宋庆龄等人的影响，他更加敏锐察觉到在中国的西北角，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从陕北苏区采访回来后，开始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并于1936年11月14日、21日在《密勒氏评论报》，先以《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毛泽东访问记》）为题，首先向外间介绍了毛泽东的身世和谈话，同步刊发了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著名照片。这是《西行漫记》部分内容的最初披露，也是毛泽东身世、形象和言论的第一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正面形象走向世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斯诺第二次陕北之行与毛泽东的谈话，后来也刊发在《密勒氏评论报》上。

斯诺一系列红色报道，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早先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使当时国统区社会各阶层人士第一次直接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使他们透过重重黑幕，看到了一线光明，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斯诺的系列报道外，《密勒氏评论报》多次刊登毛泽东的谈话、文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据史沫特莱披露，1937年春，在斯诺的影响和史沫特莱的安排下，鲍威尔曾拟前往苏区访问，但因国民党特务的干涉而取消。遗憾的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氛围，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一书，并未忆及这些内容。

《密勒氏评论报》有一个富有特色的栏目——“中国名人录”，至1948年1月6日栏目结束，共推出中国名人约有1500余位，除文字介绍外，并附照片，重点是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名人，包括中共领袖和将领。1938 年 1月至 2 月，《密勒氏评论报》连续在“中国名人录”专栏中介绍朱德、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领导人，轰动一时。8月，《密勒氏评论报》又刊登海伦·斯诺的专访，介绍新四军及其领导人叶挺、项英。通过该报的传播，国统区民众得以感受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领袖们的风采，而且更加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回忆录广泛记录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面相

鲍威尔来华的时候，正是近代中国最为动荡不定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处于列强的虎狼环侍之中，当然也是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期。

图 |病床上的鲍威尔

他在华25年，先是当记者做编辑，随后接替密勒成为《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和发行人，在远东新闻界声名远扬。从回忆录看，记录了他亲历的一战时期“参战”之争、护法战争、南北对峙、北洋统治、中共诞生、国民革命、国共分裂、西安事变、日本侵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也记述了他接触过的孙中山、蒋介石、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一系列近代风云人物，同时写下他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观察和思考。

鲍威尔非常擅长以生动翔实的细节描写，来填补历史大事件的缝隙；他直接接触的诸多风云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他笔下也栩栩如生，更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透过全书章节，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历史，就在眼前迤逦演绎，充满戏剧性，却有十足的真实感。

如回忆录中极为精彩的一章《临城劫车亲历记》，便是以他自己作为“肉票”的亲身经历。别人被土匪抓了，生死未卜，哪有心思仔细观察写作，可是鲍威尔好像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才有后来回忆录的这个长篇章节，如小说般描写了1923年那场震惊中外的绑架外国人事件，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外交困和矛盾重重，读来身临其境。在此险境中，鲍威尔居然反客为主，作为谈判代表游走于土匪、政府代表、外国领事官员之间，最终与土匪达成协议，全文共分遭劫、罢走、神父、探密、座谈、谈判和获释七节，读来饶有兴味又令人深思。

如果说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向西方世界作了正面宣传的美国记者，那么作为埃德加·斯诺上司的鲍威尔，则将他于1917年来华后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形以及发展走向，以较为客观公允的笔调向西方世界作了介绍和预测，并不断发表在他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和其他欧美报刊上，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鲍威尔以其极为丰沛的人脉关系，以及长期在华的实地考察、思考和亲身经历，广泛报道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面相，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上海城市留存扎实的历史记忆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不少篇章留存下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这次新版书封上有这么一句话：“近代中国和上海城市史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显然名副其实。

图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书封

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上海、又善于观察的新闻记者，鲍威尔对近代上海城市风貌的刻画描绘细致入微，生动可读，更为难得的是，他的回忆录里有关历史史实非常准确，很少发现有差错的地方，这在外国人的回忆录或游记中尤显难能可贵。而且鲍威尔不像短暂停留的外国观光客，笔下充斥着浮华猎奇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类记述在上海资料库里是很多的，相比之下，鲍威尔的笔调显得十分扎实，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显得理性而客观。

如“1917年的上海滩”“流亡上海的白俄”两章，一望而知便是专写上海的独特篇章。时值20世纪初期，近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在加速中，但仍然存留着不少新旧交替的象征意味，鲍威尔笔下的上海城市面貌亦是如此。他的笔触特别深入关注于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外侨社会的形形色色在他的笔下如影随形，是近代上海社会中一个生动有趣的侧面。

外滩被外侨形容为上海的眼睛，是近代上海的城市地标，但许多来上海的外国访问者因为看惯了国内类似建筑，反而兴趣缺失，却喜欢徜徉在老城厢、福州路等有传统中国文化意味的地方，如爱因斯坦在上海时，就特地深入老城厢观察过中国苦力的劳作，到访过王一亭在梓园的传统宅邸。

图 |20世纪20年代的外滩风貌

而初来乍到的鲍威尔，受工作和生活圈子所限，长期居住在外滩第一家现代化的礼查饭店，接触的是出入于外滩大饭店和夜总会的外国大班，饭后散步也在外滩附近，因此他的回忆为我们拾梦外滩提供了详实图景，诸如美国旗昌洋行的兴衰、美国领事金能亨、上海救火队、万国商团、工部局乐队、外滩公园等等，皆与外滩有着密切关系。可以看看鲍威尔笔下描述的礼查饭店：

礼查饭店是当年上海第一流的旅馆，其前身是早年来华的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一座供膳公寓，他把自己的船留在了上海，其名字也来源于美国最著名的纽约礼查饭店。但是，这位船长不得不在名称上加添“旅馆”这个字眼，因为纽约礼查饭店的大名，还没有传到中国。

除了名称以外，这两家饭店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上海礼查饭店四面临街，由两幢三层和四层高的楼房组成，有长长的通道串连着。饭店的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厅院，晚上交响乐队常常在此演奏。晚上8点起，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下来进餐，这时，你可以看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大部分外国头面人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上海曾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坐在饭店的大厅里，张开眼睛随便看看，那么，你几乎可以看到混迹于这个城市的所有骗子！”

至于占全书很大篇幅的上海抗战阶段，鲍威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再现白色恐怖下的“孤岛”风云，上海新闻界的腥风血雨，南京路和大世界门口的炸弹惨案，中日空军在黄浦江上的缠斗，以及他本人遭受日军的监禁折磨。这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战时上海实录。

除太平洋战争爆发，《密勒氏评论报》被迫停办外，该报出版发行时间长达36年。战后复刊，同样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儿子小鲍威尔继续接办，一直到1953年停办为止。如今该报已经全套影印出版，共计122大册，被学界视作是近代中国和新中国初期历史的完整汇编。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3年第3期

原标题：《《世纪》杂志 |美国记者鲍威尔及其回忆录《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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