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鲁潇：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搞艺术”

没有一个无比真实的自我等待着人们发觉，人的概念是被制造出来的，自我本质上始终是在流动的。by.德勒兹

鲁潇又做了很多新的事情，除了之前回法国参与艺术家驻留项目，去年，她和朋友在德国多特蒙德和西安分别举办的城市空间展览。他们甚至在高新繁华的CBD发现了一座废弃大楼，大家在一片黑暗中交流，外面是流光溢彩的城市。最近，她在拍摄一个工厂的故事，那个工厂在她童年时还是盛世之景，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事实上，她一直认为，那些潜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温度和残酷，从来都不那么容易被展示出来。

西安国棉四厂就在鲁潇家的对面，她从前上学时总会经过这里。

这也是鲁潇长大的地方，在她成长的日日夜夜里，那些纺织厂的大机器从未停下过，如今，它们陷入长久的寂静与沉默，变成了一片废墟。

今年春天，鲁潇提着摄像机走了进去。

她在废弃的工厂仓库里，看到了一团废弃的白色棉线，那团白线在昏暗的春日午后，被阳光照着，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团耀眼的白发，落寞地躺在纺织厂的地上。

在纺织厂家属区，她偶遇了一个坐在门前晒太阳的老人，老人向她说起自己当初在织厂的岁月，“每天负责看两台（织）车，接线，看线轴满了就要换，每个车间工作内容不一样，洗纱的、织布的、检验的、打包的…以前工作8小时后来变成6小时。“

她想打开摄像机，老人拒绝了，她就在谈话的最后，给老人旁边的椅子拍了一张照片。

“我是在纺织城长大的，我的家就在这里，实际上离你越近的人，离你越近的土壤，你越不了解它。妈妈曾经常说纺织城多繁荣，而今年再去时，我真的被现场震撼到了，那里有一种空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给我身体一种吞噬的震撼。”

鲁潇2014年从法国瓦朗斯-格勒诺布尔高等设计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后，无论是2016年再一次回到法国参与艺术家驻留项目、组织艺术现场实验活动，还是2017年在德国多特蒙德和西安分别举办的城市空间展览...

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展览中的东西能够打动人的越来越少了。”而那些潜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温度和残酷，从来都不那么容易被展示出来。

这个有关“西安纺织城”的项目，是鲁潇参与到了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所发起的一个有关返乡的“民间记忆计划”——吴文光号召年轻人返回和自己有关联的乡村，"绕开教科书那种单薄的叙述，从祖辈那里重新挖掘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碎片，试图重建一段独特的民间记忆。"

在一次创作坊中，鲁潇问吴文光，我没有村庄可回，可不可以做城市里的工厂呢？

吴文光回答，可以啊，没有村庄的记忆，城市里的工厂也是记忆。

刚刚开始，她并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受过专业的纪录片拍摄训练，也没有新闻采访的经验，支撑她的是对于过去生活的追忆，以及对于那个业已衰落的巨大空间的，一种好奇。

她走进早已关停的厂房中，惊呼这就是一个巨型的“现场装置艺术展“，坍塌的天花板和残破的厂房，以及不知道被谁留在墙上的温柔字句，都让她有一种震撼感。

那个驾驶“拐的”的女人，从前是国棉厂的下岗女工，她讲起自己的过去，“那时我爱收拾自己，描眉毛画眼睛，我穿啥，啥卖得好。我男人车间那些男人，也很喜欢我…”

鲁潇一路听她讲述自己的生活，她没打开手机录音，也没有问什么带着“时代”或“困境”这样字眼的问题，她只在车上静静听，到了目的地，车子停下来继续听女人说，她完全沉默。

只在听到女人讲到自己得了糖尿病的男人卧病在床，躺在床上大小便不方便，将尿不湿换成了接尿器，女人边讲边把摩托车手套轻轻拿下来，语气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声音变得低了一些，鲁潇轻轻地拥抱了她。

之后，来了新的乘客要搭车，女人就开着“拐的”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这个纪录片计划有一个邮件小组，用以让参加计划的青年艺术家能适时和大家沟通。她将与这个女人偶遇的故事凭着记忆写下来，吴文光导演在后来发给鲁潇的邮件里写到：

“鲁潇变得很不像一个搞艺术的，她最近写的和女司机（前纺织厂女工）的对话，车到目的地，女司机继续和她讲自己的故事，说到难受时，鲁潇拥抱住她…..这是一个没有图像也没有声音记录的现场，我感受到的是真实的人发生故事的进入，可能非常不艺术，也没有构成作品的材料，但真真切切的，是关于人。”

消逝的艺术作品

事实上，鲁潇一直就很不像一个“搞艺术的”，虽然她确实一直在“搞艺术”。

2014年从法国回来后，她先去了一个教育商业机构，教那些即将出国的孩子们如何认识当代艺术。在她看来，国内很多事情功利性太强，连艺术也如此。“一节课完了之后必须要有作品、要做个展览，而我的project全部是消解物质性的，这就变成了最大的矛盾。”

她在中学里给学生们上的艺术课，那是西安知名中学，每年保送清华北大的名额超过30人，还有更多的孩子，在高中毕业时，就已经拿到国外知名大学的offer。

上课时，她鲜少出现在教室里，而是带着孩子们在学校操场、车库、走道四处游荡。在她的观念里，学生们在有关艺术的教育中，不需要课堂，更不需要封闭的空间，而是需要重新认识生活和自我。

很多时候，他们会捡树枝和树叶去做大地艺术，拿彩带把道路和柱子封起来，或者用一个随手放在门口的拖把做装置，阳光照过来，再加上一条线，就会让拖把、拖把的影子和这条线变成了一个空间内的立体三角形。

在现代艺术的专业术语里，这样的行为被称为“公共空间介入”，但这样的艺术很快就消逝，当风吹起来、当人们路过或者太阳落山，那些摆放在大地上、道路上以及教室门口的艺术作品，也随之消失。

虽然成品并不能留下来，但是她发现越来越多学生身上一种天生的艺术天赋开始觉醒。

有一天，她带着一张纸去上课，她问学生们，“一张纸怎么和你的身体产生关系？”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学生，试着把纸揉成了一个纸团，然后在纸的旁边把身体展开；然后他再把纸展开时，又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

鲁潇随后解释道，“这时，他的身体和材料产生了对话。纸只是一种脆弱的材料，而孩子们通过一系列行为，让它变得更脆弱，更坚韧。”

这样的想法依然属于少数人。很快，校长就找到鲁潇谈话，这位拥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校长向她发出质疑，“我也有学生在美国读书，他们的模型做得很漂亮啊。你为什么不能教他们做一些能够展览出来的东西？”

校长决定在下学期换一个老师，以便“抓紧时间，教教孩子们画画扎染什么的。”鲁潇说到这里，有点无奈地笑起来，“对于当代艺术来讲，美是多元性的。为什么把模型做得漂亮那么重要呢？”她反问我。

自我本质上是流动的

从那个教育机构离开后，她在西安一片繁华的CBD中心，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大楼。因为地产商的撤资，它被空置了十年之久，窗棂和楼梯上落满灰尘。

鲁潇常会去那里，每次走进去，她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有时，她也会从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向外看，看这座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里，马路上疾驰的车辆和匆匆路过的行人。

在这个楼里，她和一些伙伴还做了一个有关“废墟文化”的讲座，他们在一片黑暗里交谈，外面的城市流光溢彩，而这座楼就像一个独立的小岛，让她觉得可亲。

在这个烂尾楼里，她的身体和心都格外平静，她会想起德勒兹那句话，“没有一个无比真实的自我等待着人们发觉，人的概念是被制造出来的，自我本质上始终是在流动的。”

鲁潇本身也是流动的，她时而在教小孩子通过声音去画画，时而在废墟工厂外和老人谈话，这样那样的片刻，她并没有试图记录下来，它们悄悄地流走，她觉得只要能感受到，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