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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曾侯乙墓所见的楚国贵族生活

张宏杰
2023-07-10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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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湖北随州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古墓,它的墓主人是曾国国君曾侯乙(姬乙)。曾国就是楚武王征服的随国。一国二名,在春秋时代并不少见。这座大墓的布局模仿墓主人生前的居所,它的一个个墓室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居所中的客厅、起居室、宴会厅等功能区。几百年来,曾国一直是与楚国关系最密切的属国之一,曾文化因此属于楚文化的一部分。不过,由于文字记载的缺乏,关于这个古国的具体情形,人们是通过考古发掘才得到更详细的认识。

曾侯乙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随葬青铜器品类的丰富齐全,在下葬之时,人们几乎把墓主人生前的所有生活用品都搬了进来,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和日用器达134件。这134件器物中包括食器、酒器和水器117件,青铜生活日用器17件。这是至今我国出土青铜礼器数量最多、种类较全的一次,这些青铜器成组成套,排列有序,显然是仿照墓主人生前宴乐情景特意安排的。

要复原春秋时代贵族的生活,最好的办法之一是通过了解曾侯乙墓的文物。今天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这些种类繁杂的青铜器,在当时都是做什么用的呢?传说贵族的生活“钟鸣鼎食”,那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到底是如何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呢?想必每一个参观博物馆的人心中对此都会感到好奇。我们不妨通过介绍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文物,来尝试复原2000多年前楚国贵族的生活场景。

如果你穿越到春秋时期,参加贵族宴会,宾客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净手。在周礼中,这个环节叫“沃盥之礼”。《礼记·内则篇》记载:“进盥,少者奉槃(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也就是说,贵族洗手时,要由一位年长的仆人从上面倒水,一位年少的仆人捧着青铜盘在下面接水。洗完手后再由另一位仆人递上毛巾。

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精美的铸镶红铜纹饰盥缶(图1),就是专门用来盛洗手所用的清水的。另一件铜匜(图2)是用来倒水的,它的形体椭圆,好像一只瓢,使用时,握住后面的鋬手,水从前面的流口流出。承盘(图2)则是仆人捧着用来接水的,它口大,圈足,腹浅而平,盘中还装饰着水族动物纹样,使用功能和艺术功能达到了完美统一。

图1 铸镶红铜纹饰盥缶

图2 铜匜、承盘

洗过手之后,第二个环节是“饰容”,就是整理自己的衣冠。客人们用到的是铜提链鉴(图3)。鉴,在古汉语中是镜子的意思。仆人轻轻打开鉴盖,客人把鉴中的清水当成镜子,看看自己的衣冠是否整洁。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镜子。

图3 铜提链鉴

整理好仪容后,主人和客人就可以进入餐厅了。曾侯的餐厅面积很大,主人和客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张案和一只俎(俎是一种四脚方形的青铜或者木质高盘),身边还侧着摆放一张几。图4这张浮雕兽面纹漆木案,在当时是用来摆放饭菜的。而俎(图5)则专门用来摆放汤匕、小刀等工具。至于几(图6),则是坐累了用来倚靠着休息用的。当然,几案并不能随便摆放,主人和客人的位置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主人要东向坐,主陪则南向坐,主客北向坐,随从西向侍。

图4 浮雕兽面纹漆木案(复制品)

图5 俎

图6 漆木几

先秦时代,所有人都席地而坐,曾侯乙墓出土的铸有精美龙纹的重达300多克的金镇和镂空龙纹重达1000多克的青铜镇,是用来压住席子四角,使席子不至于轻易移动的。

在席子上的坐法,也有讲究。“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坐必安,执尔颜。”(《礼记·曲礼》)不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往席后坐,吃饭时要尽量往席前坐。坐时要安稳,不要前后左右晃动,要保持安静严肃。

图7 铜熏

图8 铜炭盆、箕和漏铲

图9 镬鼎、鼎钩、长柄匕

几案之间,摆着几只造型优美的铜熏(图7),里面盛的是燃烧的香料。还有一套铜炭盆、箕和漏铲(图8),是用来取暖的。青铜炭盆上用镶铸法装饰着红铜花纹;而铜箕明显是依照竹编的样子制成的,一根根竹蔑花纹特别清晰;漏铲底上有53个菱形漏眼,证明它是用来筛炭的。它们保证冬季室内可以温暖如春。

在餐厅一侧地上,一般会陈放几只体型相当大的镬鼎。镬鼎相当于今天的锅,主要用途是烹煮牛、羊、猪等大型动物。它高高的三足或者四足下面,可以升起柴火。曾侯乙墓的镬鼎(图9)出土时鼎腹下面有一层厚厚的烟灰,证明它是墓主人生前宴饮时的实用炊具。和这只镬鼎一起出土的,还有两只鼎钩和一个长达1.58米的长柄匕(图9)。这说明,当时厨师在厨房加工好牛肉之后,仆人们会把这只镬鼎抬到餐厅之中,再用这只长柄匕将食物取出。

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铜鼎(图10)据推测应是用来盛放肉类的。它两耳明显外撇,束起腰部,鼎侧还有三只小兽在鼎边探头探脑,似乎想看看鼎里盛的是什么。鼎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的容量较大,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具有“别上下,明贵贱”的政治功能。

图10 铜鼎及其腹部附饰

先秦贵族采用和今天西方人相类似的分餐制。厨师在厨房做好饭菜之后,仆人们将盛放饭菜的镬鼎等大型食器搬到宴席上。贵族们并不自己动手到鼎中取食,而是由仆人切肉取菜,分成一份份的送到主人与客人的案上。从饮食的角度看,分餐制无疑是一种更卫生的餐饮方式,也更符合贵族们的礼制和身份。

案上的食物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的礼仪要求。《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zì),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xī)酱处内,葱渫(xiè)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xiū)置者,左朐(qú)右末。”也就是说,左边放带骨头的肉,右边放不带骨头的肉。饭食放在客人的左边,汤则放在右边。主菜也就是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放在外边,醋和酱等放在里边。葱末之类的放在案子的末端,酒浆之类的放在右边。如果再加脯、脩两种干肉,那就使它们弯曲的部分朝左而放在最右边。

与此相匹配的是,盛放不同种类食物的器具也有严格的讲究。比如古代盛饭的器具就分为四种:簋、簠、敦(duì)、盨(xǔ)。它们都是所谓“盛黍稷稻粱器”,但区别在于簋是圆形,簠为长方形,敦为球形,盨则是椭圆形。簋(图11)一般都有锥形圆盖,其功用是将大鼎烹煮的食物盛入后加盖,既保温又卫生。

用来盛肉的器具,则主要是小型的鼎。曾侯乙墓出土的几只体积很小的小铜鼎很可能是用来放小吃的。

图11 簋

豆是“菹醢(zū hǎi)器”,菹就是咸菜,醢就是肉酱。因此它就是用来盛放咸菜和肉酱等调味品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只铜盖豆(图12),通体镶嵌着美丽的绿松石。

和今天的西方人一样,上古贵族吃饭时的主要工具是匕和刀。匕相当于现在的汤匙、调羹,从体上分为尖形体匕和椭圆体匕,从柄上分为曲柄匕和直柄匕。曾侯乙墓出土的金质漏匕(图13),显然是用于从其旁的金盏中捞取食物的。

图13 金盏与漏匕

至于吃饭时的程序和礼仪,除了我们熟知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之外,《礼记·曲礼》还说:“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殽之序,遍祭之。三饭,主人延客食胾,然后辩殽。主人未辩,客不虚口。……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

也就是说,客人的地位如果低于主人,就要拿着食物站起来致辞表示感谢,并表示自己的身份不配与主人同在堂上进食,自己还是去堂下吃吧。然后主人也起立劝阻客人,表示欢迎,然后客人才能落座。

进食之前,馔品摆好之后,主人要引导客人举行食前的祭礼。古人进食之前必行祭礼,每一种食物都要先拨出少许,放置在几案之上,以祭祀神灵祖先。所谓“祭所先进”,是指按进食的顺序,宴席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遍祭各种食物。

客人先吃三口饭,然后就要说饱了,主人劝让才能开始吃肉。先吃纯肉块,后吃带骨头的肉块。

主客要相互照顾着共同吃完。主人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客人也不能先结束进食。如果客人吃饱了而主人进食未毕,则“客不虚口”。虚口是指用酒漱口,以清洁口腔,表示进食结束。主人尚在进食而客自虚口,是不恭的表现。

宴饮完毕,客人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自己的餐具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待主人说不必客人亲自动手,客人才住手,重新坐下。

大家共用一个食器时,要谦让,不能光顾着自己一个人吃饱。“共饭不泽手。”吕氏注说:“不泽手者,古之饭者以手,与人共饭,摩手而有汗泽,人将恶之而难言。”(〔元〕陈澔注:《新刊四书五经·礼记集说》)大家共用一个饭器时,取饭需要用手,因此要保持手的干净,不能轮到你取饭的时候再搓你的汗手。

此外,先秦时代,关于吃饭,还有很多其他规定,比如“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chuò),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取饭时不要团饭,就是不要把饭压紧实,好像怕吃不饱一样;不要将手抓到的饭再放回去,怕别人嫌脏;不能张开口大喝特喝,好像自己要把羹汤赶紧喝完,那样显得很贪婪;吃饭时口中不能发出声音,这样不礼貌;不能用嘴去用力啃骨头,一则会发出声响,二则龇牙咧嘴的样子不雅,三则好像嫌主人饭菜不够,非要啃骨头才能吃饱一样;不要把没有吃完的鱼肉放回去;不要把骨头扔给狗吃,主人提供的食物很珍贵,不能用来喂狗。

所以,不到礼仪学院培训一段时间,今天的人穿越回去,是无法体面地参加春秋时的宴席的。即使礼仪娴熟的贵族,参加宴席,也经常吃不饱。一方面是因为礼仪过于烦琐,讲究太多;另一方面,“凡侑食,不尽食;食于人不饱”。陪尊长吃饭,绝不可尽兴地吃;凡是做客,不可吃饱。

相比吃饭,贵族们对饮酒更为重视。

中国上古酒文化非常发达,因为酒在先秦贵族的饮食生活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这种神秘的、能令人产生幻觉的液体,不但令无数贵族为它沉迷,更使他们把它当作奉献给神的最主要的礼物。古代贵族在进行占卜、祭祀和战争前,都要大肆饮酒,以求好运,以壮威风。曾侯乙墓出土的这批青铜酒器,是已出土先秦青铜酒器的巅峰之作。

曾侯乙墓的酒器,令人们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它们体量的巨大。有两件大尊缶自重分别为327.5千克和292千克,容积约430升,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酒器中最大的两件;有一套联座对壶(图14)总重约240千克,总容积约180升;有一套鉴缶,重约170千克,缶的容积约65升;有一套尊盘,尊与盘总重28千克,尊的容积约9升。

图14 联座对壶

虽然《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但事实上,酒的魅力是贵族们无法拒绝的。通过这些巨大的器具,我们可以猜想曾侯乙应是一个善饮的人,也可以看出在楚国贵族生活中,酒是如何须臾难离的。“酒池肉林”“花天酒地”,这些成语通过这些酒器,化成了我们眼前的实物。

曾侯乙墓的酒器,还有一点令人们印象深刻,即酒器种类的繁多。在先秦青铜器中,酒器所占比例最大,种类最多。古代青铜食器在10种以上,而酒器在20种以上,每一种器物都有特定的称谓和特定的功能。贵族所用酒器的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反映了先秦酒文化的繁盛和发达。

壶是用来盛酒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只提链铜壶(图15),壶颈内收,可保持容器内液体在提拿挪动时的平稳性;壶口略侈,与腹部交映,形成一条流动的曲线。

图15 提链铜壶

尊主要也是用来盛酒的。当时宴请贵宾时,往往不是直接奉上酒杯劝敬,而是将一个盛酒的尊奉送到宾客面前,以示尊敬,因而称为“尊”。

爵相当于现在的酒杯,前有倾酒用的瓦筒似的流,后有尖状尾,腹侧有鋬,口上有两柱,腹下有三尖足。关于这两个柱的用途,后世专家有几种不同的猜测。有人说,这两个小柱可以分开胡须,饮酒时胡须不会沾上酒。还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小柱抵住鼻端,提醒饮者勿贪杯误事。这两种说法我个人感觉都有点不合常理。还有人说,小柱可能用于拴挂香料包,有点像今天的袋装茶;香料泡在酒里,喝酒时因拴在小柱上而不会被一起倒出来。更有专家认为小柱是用于拴过滤包过滤米酒的。

角也是饮酒器。其形制似爵,不过比爵简单一些,无流无柱。

觚(gū)同样是饮酒器,为“乡饮酒之爵也”。燕礼、特牲馈食礼中都是用觚。《论语·雍也》中孔子曾发出对礼制日益混乱的感叹:“觚不觚,觚哉!觚哉!”

同一种功能,但是器形却有这么多不同,主要是为了体现礼治精神。事实上,酒具不光是用来盛放美酒的,更是贵族们分尊卑、定上下的礼仪用具。古语说:“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王公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礼记·礼器》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zhì),卑者举角”。正因为诸侯们使用不同等级的酒器,后来才出现了“爵位”这个词。“爵位”,原义就是指酒器摆放的不同位置。先秦酒文化之所以如此发达,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是先秦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们饮酒的礼节分为“献”“酢”“酬”三部分。客人坐定之后,主人先取酒爵到客人席前进献,叫“献”;然后,客人也要到主人面前回敬,叫“酢”;再由主人把酒注入觯中,先自饮,再劝客人同饮,叫“酬”。完成这样一套礼节,叫“一献之礼”。这套礼节在席中会重复多次,一丝不苟。

除了体量大、种类多这两点,曾侯乙墓出土的酒器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铸造的精美和设计的巧妙。

曾侯乙鉴缶(图16),堪称酒器之王。它通体布满镂雕和浮雕的蟠螭纹,一条条细如绒线,相互缠绕,繁密得让你点不清数目,然而却又排列有序,形态清晰逼真。鉴身外壁还有8个龙形耳钮。它们弓身向上作伏攀状,造型生动可爱。鉴身底部的四角各有一个兽形足。小兽昂首曲颈,挺胸弓腰,抬起两条前腿,把铜鉴稳稳托了起来,造型十分动感。

图16 曾侯乙鉴缶

它的功用也很有意思。如果用今天的叫法,其实可以称它“冰箱”。它分成青铜鉴和青铜缶两个部分。外套为鉴,缶在其中,缶和鉴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放冰,也可以放热水,因此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有专家将其称为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冰箱”(当然也可以用作“保温箱”)。先秦的酒都是米酒,天热时很容易腐败变酸。因此,贵族家中都设有巨大的冰窖。酷暑季节,缶内盛入酒浆,中空部位放置冰块,就可以享用冰凉可口的冰酒了。屈原在《招魂》中有“挫糟冻饮,酎清凉些”之句,描述的就是冰冻甜酒、满杯痛饮的清凉感受。如果是隆冬季节,只要将热水注入中空部位,缶内的饮料就可以升温。不过,无论是冰块融化,还是注入热水,都会产生一定浮力,从而影响到缶的稳定。因此,铜缶底部方足上,开了一个孔。方鉴底部与缶的方足孔相对的部位,装有弯形栓钩,正好插入缶足的孔里,从而防止铜缶浮动或倾倒。更妙的是,有一只栓钩还装有倒钩,当将缶放入鉴中时,通过下压的动作,可以使弯钩向外侧倒,从而钩住缶底,这样就把缶牢牢地扣在鉴的内底而使之不能滑动;当向上提起缶时,弯钩向上并向内侧旋转90度,倒扣就松开了。古人的设计十分简单而巧妙,并不输于今人。

曾侯乙尊盘(图17)被称为“史上最复杂的(单件)青铜器”。它由盘和置于盘中的尊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功用与鉴缶相同。尊是酒器,盘是水器,夏季可盛冰用于镇酒,冬季可盛沸水用于温酒。它造型上十分繁复,让人眼花缭乱。盘下设兽形盘足,龙首、龙体、龙尾均蜿蜒曲折,表现出充沛异常的生命力。更冲击人视线的,是它的镂空和透空附饰,通过高低参差和对称排列,整齐中寓有变化,繁复中富于玲珑剔透,只能用巧夺天工来形容。

图17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代表作。尊盘由本体、附件装饰及透空附饰组成。尊由34个部件经56处焊接与铸接而成。盘则由38个部件经44处焊接而成。尊盘本体共饰有84条龙、80条蟠螭。盘口沿上的透空附饰,由高低两层、内外两圈蟠螭纹构成,每圈有16个花纹单位,每个花纹单位由形态不一的4对变形蟠螭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仅凭内层铜梗支撑构成一个整体,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透空部分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用蜡做模,模外做范,浇铸时,蜡遇热熔化,器也就铸出来了。中国现已出土的最早的失蜡法青铜器,是在楚国淅川下寺春秋晚期的一座楚墓中发现的。曾侯乙尊盘的铸造时间稍晚于淅川下寺青铜器,其工艺水平比淅川下寺的更为高超,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成为中国古代失蜡法铸造史上的里程碑。它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文物精品,也是世界青铜文物中屈指可数的珍品。

贵族阶级的生活,不只是“荒淫腐朽”,其实也有对美的追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在礼节、礼仪的意义上,礼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对春秋时代的贵族来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审美。《礼记·少仪》中这样描述贵族生活之美:“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贵族们之所以如此讲求器具的精致,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要求。正所谓“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辩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礼记·仲尼燕居》)。美,或者说和谐、得体、优雅,是贵族生活的首要追求。

曾国的这些青铜器,盛放着的是优雅与雍容,它们以其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代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高峰。事实上,在春秋中期以后,中国大地上,体量最庞大和造型最精美的青铜器,几乎都出于楚国故地。这一事实证明,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在我国传统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度。楚国在青铜器方面取得的艺术和技术成就,充分显示了其中原化的程度。

无论是吃饭还是饮酒,都缺少不了一种重要的背景:音乐。所谓“钟鸣鼎食”,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是对先秦贵族生活的写实性描写。

古代贵族的正式宴请,必有音乐和歌舞。其功用有二:一是为了贵族生活的排场,二是表现礼治精神。

音乐是礼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高诱注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正因如此,“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记·乐记》)。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共有8种,125件,这在我国音乐史上和考古史上都是一次空前的发现,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进入曾侯乙墓这座千年地宫的中室,犹如置身于一座音乐殿堂。近40平方米的中室内,100多件乐器按照一定的组合安放,宛如一个庞大的民族乐队,非常壮观。西部是高架整齐的编钟(图18),在2米多高的曲尺形钟架上,分下中上三层悬挂着大小不一的65件青铜编钟;与编钟相对,在东部是一具立于青铜底座上的大鼓;中室的北部,在青铜构架上分两层悬挂着一套石质编磬(图19);在钟、磬与鼓之间,陈放着排策、笙、瑟、筑一类的竹管乐器和式样不同的小鼓。这个阵容庞大的乐队,至少需要41名乐工参与演奏。在曾侯乙墓东西室中,人们共发现了21具陪葬棺,这21名死者经鉴定为13—25岁的妙龄女子,很可能就是喜好声色的曾侯乙的部分乐工或者舞女。由于酒器放置在中室的东墙下,正对钟、磬架所构成的空间,可以揣想,那就是墓主生前与宾客宴享的位置了。(参见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图18 曾侯乙编钟

图19 曾侯乙编磬

《楚辞·招魂》中有一段专门描写了贵族宴饮时钟鼓齐鸣、翩翩起舞的场面:“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tuó)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jiǎn),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tián)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

大意是说,安放好编钟,设置好大鼓,开始演唱新作的歌曲。唱罢《涉江》再唱《采菱》,更有《扬荷》一曲飞扬。美人已经喝得微醉,面庞红润发光,目光撩人,秋波流转。披着轻柔艳丽的衣衫,长长的黑发盘起高高的云鬓,二八分列的舞女都采用同样的妆饰,跳着郑国的舞蹈上场。摆动衣襟像竹枝摇曳,弯下身子拍手。吹竽鼓瑟,热烈地合奏,猛烈敲击,鼓声咚咚。宫殿院庭都震动起来,唱出的《激楚》激越高昂。

在春秋战国,能享受金石之声的,只能是高级贵族。一般的贵族只能用鼓、瑟、笙一类的乐器。只有曾侯这样的高级贵族,才能使用编钟或编磬。曾侯乙编钟的钟架呈曲尺形,与编磬一起组成一个曲为三面的“广”字形,这即是古文献中说的“曲悬”。四面悬,谓之“轩悬”,是最高的等级,为天子的礼遇。轩悬去其一面,三面形成曲形,即曲悬。曾侯乙编钟的体量极为巨大。除去钟体不说,仅钟架下层三件铜人(连座)就分别重316.6千克、323.5千克、365千克。“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王霖主编:《国宝档案之谜》)这些编钟每个都可以同时发出2个音,以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7个音阶为同一音列来说,共跨5个8度。这些乐器证明了楚国音乐在当时居于领先的地位。

(本文摘自张宏杰著《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天地出版社,2023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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