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啥就吆喝啥：一些关于“智库”的杂想

一直以来，清泉的主业是研究战略，特别是能源战略。就在一年零三个月前，由于工作调动，清泉开始干智库了。清泉所在的单位——某能源央企经济技术研究院，是一家企业智库，也是一所国家级高端智库。我们的职责就是围绕“能源”与“企业”这两大领域，发挥咨政建言作用。

干啥吆喝啥吧！本次微文就聊聊智库。

智库，think tank，是典型的翻译词，最近十年，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智库”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常用词。

什么是智库？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老师的说法，智库应该是诸多智囊按照某种组织关系形成的咨询机构。

要说智库，先要说智囊。追根溯源，智囊本来只是一个人的外号：“樗（拼音chū）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是战国中期秦国宗室名将，秦公子，名疾，秦孝公庶子。因为足智多谋，助秦国成就大业，所以留下“力则任鄙（秦国力士），智则樗里”的美名。后来，因为这样的角色在治国安邦中不可或缺，智囊就成了职业了。这个职业，古人释为“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náng tuó，意思是袋子；借指粮仓、粮库）之盛物也”。

樗里子也称樗里疾

要真正理解智囊，需要从常用词“官僚”说起。官僚其实并非一体，官是官，僚是僚。这个僚全称叫幕僚，俗称师爷，僚的集合就是政府智囊。尽管很多独断专行的“官”号称雄才大略，其实真正“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的，是其背后的师爷。这样的角色，决定了智囊必须有两个特点：务实、综合。智囊也因此和一般的文人有很大区别：没有风花雪月、没有皓首穷经，但求用手边之物、解决身边问题。这样一来，智囊非得是百事通不可，至少应像传说中能施锦囊妙计的，都得像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远胜于昔，通才没有了，“独断”也不可能了，“官府”的治理必须体系化：一个完善的行政治理体系，由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咨询机构和监督机构组成，四类机构各司其职，方能保证这个体系良好运转。智囊也机构化了：智囊会聚于一库，自然就是智库。换言之，智库应该是诸多智囊按照某种组织关系形成的咨询机构。

以上是中国自古以来对于智囊和智库的主流看法以及苏杨老师的观点。

那么，全球视野下的智库是如何定义的？最近看了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编著的《思想的版图——全球智库发展概览》一书，对智库的阐述较为全面。

“智库”一词，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当时的作战指挥部被称为think box，用以讨论军事战略与作战计划。由于二战结束后，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全球智库发展的风向标一直依赖于美国智库的动向。

国人最熟悉的美国智库莫过于兰德公司（RAND）了，因其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成功预测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案例，可谓一战成名。兰德公司成立的背景是，二战结束后数月，美国陆军航空队在道格拉斯公司组建了一个研究发展办公室，这就是著名的“研究与发展计划”，或称“兰德计划”，兰德（RAND）就是“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两词的英文缩写，表明了它的创立初衷。

1964年，美国前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在他80岁生日的讲话中，首次将“智库（think tank）”指代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智库”一词由此应运而生。

保罗·迪克森（Paul Dickson）是首位提出现代意义上智库概念的学者。他认为，“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提出建议。”英国学者西蒙·詹姆斯（Simon James）对迪克森的智库概念进行了精简，并形成了引用最为广泛的智库概念，即“智库是从事于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

另外，关于智库，大家常常关心的是智库排名。美国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到底谁更厉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底谁在中南海的影响力更大？关于智库排名，首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教授的《全球智库索引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自2006年起，麦甘教授领衔的“智库研究项目”（TTCSP）每年均推出《全球智库索引报告》，逐渐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排名榜单。2021年1月，麦甘教授团队发布了2020年度《全球智库索引报告》，对全球已注册的11175家智库中的1175家进行了排名。这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最后一次发布该报告。遗憾的是，2021年12月，麦甘教授离世，“智库研究项目”由于失去领头羊，后续两年，直到现在，也没有更新报告，2021年度的《全球智库索引报告》或将成为绝响。

2016-2019年全球最顶尖的智库首推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全球智库排名首位的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2020年中国智库上榜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列第18位

再者，一家典型的智库，其工作重心是什么？实际上就三件事：开展智库研究、起草智库报告、组织智库活动。智库研究、智库报告、智库活动堪称牵引智库前行的“三驾马车”。

智库研究是基础。智库研究通常以智库课题或项目的形式开展。智库课题和智库项目是智库的生命线，没有智库研究就难以出具高质量、有说服力的智库报告。一家智库全年往往会开展数十项或数百项的智库课题。一个智库课题就是设立了研究题目、研究方向、研究提纲、研究预算、研究进度、预期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成果评审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就是一场关于项目预算、进度和质量控制的项目管理。比如清泉所在的某能源央企经济技术研究院，每年设立的数百项智库可以涵盖能源战略、能源安全、能源转型、能源市场、能源地缘政治、能源企业、能源治理、能源改革等方方面面。

智库报告是核心。智库报告是一家智库的“产品”，就像iphone手机相对于苹果公司一样。“写得出来、报得上去、批得下来”是智库报告的“三部曲”。“写得出来”就是智库研究团队以有限的字数（通常3000字左右）、围绕某一主题、以到位的文字和清晰的思路和行文层次，起草一份智库报告。智库报告通常是问题导向，有问题、有思路、有举措、有建议，是一份智库报告的标配。

“报得上去”就是经过数次甚至十数次修改打磨智库报告，最终通过所在智库负责人或首席专家的签批，能够呈报到上级部门甚至是国家最高决策层。修改和打磨于报告起草者而言是一个“痛苦”和“受尽折磨”的过程，常常有“提纲对了就是成功的一半”的说法，提纲被推翻甚至从头再开是常有的事。通常，一份智库报告的修改长达数周甚至数月，一遍又一遍，折磨得起草者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批得下来”是衡量智库报告能否变成决策、政策或工作方案的唯一标准，也是智库报告具有“生产力”的唯一途径。获得高层甚至最高决策层的批示是对智库报告起草者的最高“奖赏”，但这种奖赏是难得的。“望眼欲穿”或“石沉大海”是智库报告起草人常有的心态和要面对的现实。

智库活动是平台。举办各种对话、会议、论坛，或者开展各种国内国际交流合作，也是一家智库的标配。通过智库活动搭建平台、促进共识、提升影响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久而久之，智库才具有话语权，话语权是智库的核心竞争优势。像清泉所在的智库，每年均要举办“油气行业报告发布会”，每年均要召开“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每年都要开展数十甚至上百人次的国际合作交流，其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国际一流的智库平台。

还有，清泉经常问自己，什么才是一流的智库？一流的智库需要具备“三性”和“三力”。

所谓三性就是：独立性、思想性、实操性。独立性是一流智库之本。只有独立才有魅力，失去独立性就是去了智库独特的精神，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某个问题、某件事具有独立性的、与众不同的见解，通常是对一家智库最高的褒奖。

思想性是一流智库之魂。没有思想的智库如若没有灵魂的躯体。思想性是衡量一家智库有没有力度的核心体现，因为思想是有力量的，思想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一流的智库必须具有一流的思想，必须具有思维的深度、广度、厚度和温度。

实操性是一流智库之根。一家智库再具有独立性和思想性，若出具的智库报告缺乏可行性，其对策建议难以落地，则就不能将智库的思想和洞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和生产力，也就产生不了实效，则这家智库就不是真正的智库，而是一家学术机构或研究机构。

所谓三力就是：影响力、决策支持力、治理力。前面说过，影响力就是话语权，一流的智库必须具备一流的影响力和品牌。智库影响力是通过在若干重大事件的建言献策中的优异表现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宣传或做广告得来的。也就是说，智库影响力来自其“先见之明”而不是“事后诸葛”。先见之明来自智库的洞见和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把握，其背后是智库拥有的智者。

决策支持力是指“关键的时候得给力”。其背后是深度的分析、到位的研判、实操性的建议方案和实实在在的效果。决策支持力的最高境界是在领导和最高层眼里，“这事得问问某某智库的看法！”“某某智库的意见建议来了没有？”。“无可替代”是决策支持力的另一种表达。

治理力，是指一流的智库必须拥有一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除了董事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这些“形”的表象，更多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以智囊为本”的“神”的内在。管理智库不同于管理生产经营性企业，不能以“朝九晚五”“上班打卡”这样的标准要求智库研究人员。如果要求一个通宵达旦起草智库报告的研究人员第二天早上必须八点钟准时到岗，则是极其不合理的。智库管理往往是结果导向的，如果一位智库人员能够出具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起草高质量的智库报告，那他（她）就是优秀的智库专家。

最后，清泉最想强调的是，智库核心中的核心是人、是智。智库的以智为本体现在以智囊为本上，即不拘一格用人才，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等应该是绩效导向型，整个机构要围绕智囊工作而绝不能行政化。如果智库也搞等级森严、论资排辈，思想的智库就可能沦落为思想的桎梏。一流的智库得有一个或几个领军者或灵魂人物，就像郑永年之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张维为之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丹尼尔·耶金之于剑桥能源一样。

回到文章开头，战略研究和智库工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意义上讲，清泉从未离开战略、离开能源。无论是此前在海外石油项目从事具体的计划管理工作，还是后来从事央企海外业务发展战略、国际化经营和国际业务管理支持服务工作，亦或是当下在能源智库工作，都是跟战略研究密切相关。

清泉是石油人，也是战略人，更是智库人。或许这就是清泉的宿命和使命（It is my destiny），但也是清泉的幸运。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清泉能源SpringEnergy”，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联系“清泉能源”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