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平评《白蕉文集》︱云间白蕉狂语小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韩立平

2018-09-06 10: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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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像
初识白蕉之狂,缘于一方闲章。那是王伟平老师书写的一副长联,左下角钤了一方元朱文印:“天下第一懒人”。此印眆自白蕉,是白蕉为数不多的躬自操刀之作。王老师私淑白蕉,以未能师事之为一生憾事,故藉此印慕尚先贤。
“懒”是一种难得的境界,洒脱、逍遥、任性、退藏、潜龙勿用、饭疏饮水……都可以蕴含其中。近代陈三立有诗云:“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真是懒出了天地苍茫!明代有副对联与此气味相投:“看尔曹整顿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沪上书家章汝奭生前曾书此为自挽联。宋代苏东坡陷“乌台诗案”拜两句四六所赐:“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再往前,那就是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了。后来得知,“天下第一懒人”的“懒”或谐音“兰”,白蕉擅画兰,自命天下第一画兰之人。据说白蕉早年办展览,广告语自称当代写“二王”第一人,还有一些文章将此印误传为“天下第一妄人”。不管什么人,敢称第一,即是狂人。
白蕉“天下第一懒人”印
《七日谈》1946年第二十四期刊登《天下第一嬾人白蕉》
复翁画兰
我虽不如王老师那样酷嗜白蕉书法,但对于其诗词文章,还是怀着一份期待的,因白蕉曾自许“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又说过“诗成或在宋元时”。只是白蕉的《济庐诗词》,久觅不得,民国期刊上偶见数首,未睹全璧,各大图书馆不见著录,许是未刊稿吧。因此,当《白蕉文集》今年初甫上架(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便兴奋不已,亟亟购入一册。孰料打开文集,却感失望。一则此集不收诗词、小说、剧本、书信等,说是要留待续编;二则文集整理尚显粗疏,所收文章颇多前后重复,分类不合理,编排也失序(如解放后发表的文章《百家争鸣中关于提倡书学的问题》等居前,民国时期发表的《云间题画甲乙集》等反而居后),全不注明发表年月,致使读者难以清晰了解白蕉思想的发展。
《白蕉文集》,白蕉著,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出版,864页,580.00元
《西北风》1936年第十三期刊登白蕉诗词
饶是如此,这确是白蕉文章第一次较完整的呈现,是海派书学文献整理的成果(《文集》字数一百四十万)。将《文集》大致翻阅一过后,虽未见到那“或在宋元”的诗,然于白蕉之狂,倒也有了些许了解。北宋小晏《阮郎归》词有“殷勤理旧狂”之名句,白蕉《题画稿》亦云:“紫兰花外盅浮绿,何事殷勤理旧狂。”不为无益事,如何遣有涯生,此番便理一理白蕉的狂吧。
白蕉之狂,首先表现为写作方式上的拟古与萧散。白蕉似无意为文,特别钟情笔记文一体,如《兰题杂存》《云间书跋甲集》《云间书跋乙集》《云间题画甲集》《云间题画乙集》《云间言艺录》《白室漫记》等,轻松写来,长短不拘。尤其《四山一研斋随笔》共有一百八十余条,都五万余字,内容涉及政坛、文苑、艺林,颇多掌故趣闻,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如其中论民国女性诗词、新旧诗词等文字可另辑为《白蕉诗话》),此前于民国报刊上曾刊载部分,此次《文集》是第一次完整收入。自北宋文人书学兴起之后,题跋、书信、札记等更为随意的论书载体被采用,如欧阳修《试笔》、《笔说》、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芾《书史》、《海岳名言》等,皆是单篇短章汇集,未尝系统设计。著述形态与语言风格上的“去修辞化”,平易畅达、萧散随意的批评方式,剥去汉唐书论的神秘面纱,彰显北宋文人书学的“日常化”。在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蕉仍采用文言笔记的论书方式,是对文人传统的拟则继轨,显示其深厚的拟古情结,立潮流之外;此与其书风取径颇为一致,规模二王、谨守帖学,却又并不毕肖古人,“意足不求颜色似”。
白蕉狂语,最主要表现为文人传统中的风流自赏。《兰题杂存》云:“左顾右盼,情驰心畅。打破陈规,敢做敢想”,“老来作贼,窥得自然”,“胆大心小,明离暗合,并不手脚忙乱”,“看之甚透,写之无意,造化瞠目,曰噫曰噫”。窥见造化之秘,自鸣得意,遂不将古人放在眼里。《云间书跋甲集》云:“右军之书,藏骨包筋,含文抱质。我此书亦依稀此旨,庶几羊、薄以上乎?”“此书不知视二子(王羲之、陆机)如何?”“余此书假令米老见之,不知当作何语,真恨古人不见我也。”“东坡写朱竹,八百余年后,云间有白蕉写朱兰。”“此作空诸依傍,简无可简,真恨古人不见我也。”“月前作草一纸,自跋云:‘羲之鬼来我笔底矣,宁止卧王蒙于纸下耶?’深夜书竟,雀跃三日,盖深自悦也。然悬之一日而病三出,二日而病五出,三四日后通体不舒服矣!此作虽尚有信笔处。”“余未见拓本(右军誓墓文),此从《晋书·王羲之传》录出。当日下笔,一时得意,竟打长印‘晋唐以后无此作’。今日视之,直欲撕入纸簏。”既大言不惭,动不动卧古人于纸下,转眼又幡然悔悟,白蕉之狂终不可医,故又云:“余早岁临池,夙以之自负。遇得意处,自钤‘晋唐以后无此作’印,狂态可掬。然迄今亦未敢以此席让人。”
以上狂语,本散落在笔记各处,阅读时偶然遭逢,便有会心之乐,仿佛“水含珠而川媚”。因论述之需,将其汇总一起,才显得过于密集,不免令人生厌。然即便如此,这些狂语未必可与其现实中处世之道划上等号。白蕉与姚鹓雏、黄宾虹、齐白石等人交往过从,情谊之厚自为世所称道。因书画题跋文字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蕴空间,此一空间允许幽默、调侃、傲物、张扬,乃至不严谨、不正经,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白蕉的题跋狂语延续文人传统,具有明显的拟古性,效仿《世说》、东坡、晚明小品等,不排除为文造情的痕迹。陈巨来说白蕉文章“似专学袁中郎一路者”(《安持人物琐忆》),原是不错的。
《艺文画报》1948年第七期刊登《白蕉近展一斑》
白蕉与金学仪结婚照
白蕉狂语,最具价值之处,还是关于近代海上书坛的批评。论及近代海上书坛,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郑孝胥等人自是无法绕过,其镕鉴古今、别裁创新之手段,向为学界所肯定褒扬,乃至被视为海派艺术精神至核心的部分。然在白蕉那里,这些书坛的“急先锋”都具有一种“长枪大戟”的共性。《云间言艺录》云:
吴俊卿昌硕一生,金石篆刻为上,画次之,书为下。然其篆刻往往流于草气,苟且了事,粗率过甚。师之者竞尚霸气为吴派,可嗤之以鼻。
长枪大戟,一种兵气、火气、村气、伧气、酒肉气、江湖气,不可响迩。……艺是静中事,不静无艺,不是近名事,近名无功……有力非火气之谓,夹杂火气,则不能沉雄而为伧俗……若过于鼓努为力,肆为雄强,则张脉贲兴,将如泼妇骂街,成何书道?

显然白蕉仍在坚守传统文人书法趣味,以温润淡雅为尚,无法接受“乱头粗服”的艺术,排斥鼓努为力、雄强贲张的时代风格。
近代海派书风变革的原动力,是清末碑学的兴起,沈曾植所追求的目标即是“化碑为帖”。白蕉愤慨于当日海上书坛“仍有拾包、康一辈牙慧,以为帖俱是伪而不足学者,既自被欺,更欲欺人”(《云间言艺录》),进而对“长枪大戟”的始作俑者包世臣、康有为大肆挞伐:“芸台之创论,本质属于考证,议论亦尚持平。至慎伯、长素,则大有卖野人头,不知所云之慨”,“包慎伯文章议论,远在书法之上,然其好作玄论,故示神秘,最为可厌……其墨迹,小真书稍可观,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是卖膏药汉表演花拳模样。康长素本是狂士,好作大言惊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安吴之尊碑抑帖,长素之崇魏卑唐,好溺偏固,自辟通规。其末流至于锯边蚓粪。……若谓艺事足以观世变,则二人者固皆乱世之作手。长枪大戟,深红大绿,粗犷之气,逼人欲狂”,“包慎伯好为玄论,终身不懂笔法”。
以上对包、康的批评毫不客气,“卖膏药汉”“烂绳索”的比喻极尽挖苦之能事。白蕉很善于用比喻的方式评论书坛人物,《云间言艺录》中对近现代海派书坛四大家一一点将,为白蕉所认可者唯有一沈曾植:
余尝评近代书家数人,或未免太苛。论云:康有为字如脱节腾蛇,挣扎垂毙。吴昌硕如零乱野藤,密附荒篱。郑苏戡字如酒后水手,佻挞无行。昌硕行书学王觉斯,倘及门亲炙,亦宜打手心者,沈寐叟书如古衣冠名士,于前人殆近黄道周、倪元璐,而又参钟、索草法,其拙处可喜,然亦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此一拟象批评法,缘自梁朝袁昂的《古今书评》,影响后世文艺批评至为深远,其中一些比况至今仍充满活力,如言“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等。白蕉笔记中有一则拟象论书的大杂烩:
昔人有状王、张、颜、米诸家之书者云:右军似龙,大令似蛟,张旭似蛇,鲁公似象,怀素似犀,南宫似虎,东坡似鹰,子昂似蝶,枝山似兔,香山似莺。诚为妙思隽喻。
白蕉言此语发自“昔人”,但一时尚难考证其源头,或为白蕉自己整理加工,亦未可知。白蕉的拟象批评虽是沿袭传统,却融入了极强的时代特性。论康有为“脱节腾蛇”,沈曾植“衣冠名士”,尚是平平;而论郑孝胥书,则别出心裁地引入“酒后水手”这一形象,遂使一种具有一千五百余年历史的拟象传统,融入了近代东方都市的摩登元素。细思此“水手”应非中国人,更易让人联想起上海租界里的美国大兵,于是传统批评方式又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委实精彩倍常。
白蕉对此“发明”似颇为自得,他先后至少三次提到“酒后水手”意象。《云间言艺录》又云:
近人作书,大都甜俗之极,了无韵味。若郑太夷之生辣醇肆,允为今日书坛珍品。予早岁已甚鄙太夷行书,评为“酒后水手,佻挞无行”。然于其楷分之天资、功力,正复不敢正视。……余尝谓近代知书,太夷在何子贞上。
《四山一研斋随笔》最后一条笔记云:
六年前,为人作尺页,偶评近代书家数人,多贬词,惟于沈寐叟独赏之,以为古拙隽雅,跌宕有名士致,然精者亦鲜见。忆其中评郑苏戡孝胥字云:“苏戡如酒后水手,佻挞无行。”昔人谓书者如也,余与苏戡,可谓独具只眼。然《海藏楼诗》似尚在散原、石遗之上。余雅不好近世之所谓宋诗派,然就彼所谓,海藏将不以人废。
以上两条笔记还透露白蕉对郑孝胥的欣赏之处,肯定其“天资、功力”,且认为郑孝胥比何绍基知书,《海藏楼诗》在陈三立、陈衍之上。
白蕉书法
白蕉 《致君匋五月十三日札》,1955年。
白蕉对联代表作
白蕉扇面
白蕉行书成扇,庚寅,1950年。
白蕉1963年画兰,谢稚柳补石。
明清以来书坛为董、赵牢笼,豪杰之士皆欲革帖学之弊。《云间书跋甲集》云:“赵松雪书,天资不足,功力甚深,其秀媚最悦俗眼。”论赵孟頫“天资不足”,似比傅山《霜红龛集》论赵“学问不正”更能击中要害。然白蕉并没有加入近代海派书坛“以碑济帖”的大潮流,而是秉孤傲之性,游离风气之外,坚持在帖学内部讨生活,越过董、赵,直追二王,欲实现一种“内部超越”。对于碑帖关系,白蕉为初学者所作的《书法十讲》说:“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单学帖者,患不大;不学碑者,缺沉着、痛快之致”,“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且学帖必须先学碑”。看似没有轩轾,且重视习碑,然更为本色的《云间言艺录》则云:“在历史上言,帖为碑之进步;在学书上言,碑是帖之根基。未可如安吴、南海一辈,有奴主之见,好奇之谈”,“提倡碑学结果,只见别裁伪体,牛鬼蛇神,洵盛极一时矣”。以“进步”视帖学,则白蕉骨子里是鄙薄碑学的。他只是将临习碑版视为初学打基础内容,成熟之后便不离帖学,并没有一种汲取碑派用笔、结体、风格以出入碑帖、熔铸生新的意识。
白蕉的“以帖济帖”,比同时代的“以碑济帖”更具难度,后者以面目取胜,前者则倚赖神采气韵,毫芒之间,生死存亡。白蕉终究是成功了,其学二王所奉为枕中秘者,在“萧散”二字。《云间言艺录》云:
碑沉着端厚,重点画,气象宏肆;帖稳秀清洁,观使转,气象萧散。右军之所以为书圣,正以其雄强。所以雄强,正以其能沉着宏肆,又萧散不群也!萧散二字,最好解释,正是坦腹东床,别于诸子矜持。
米南宫云:“随意落笔,皆自然备其古雅。”“随意”二字,正不易言!昔人谓“谢安捻鼻,便有山泽间仪”。“便有”二字,亦正是自然。逸少坦腹东床,故别于诸子矜持耳。

白蕉确实抓住了袁昂所谓的“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他摆脱了赵、董以来崇尚法度、端端正正学二王的路数,别以一种“不端正”学二王,突破《阁帖》《圣教》之束缚,从二王杂帖采英撷华,故能另辟蹊径,自成面目。而恰是“不端正”,使白蕉的帖学实践具有一种不稳定性与情绪化特征,法度谨严既已抛弃,则更多需倚赖临池状态,仰仗“神怡务闲”“偶然欲书”。天资固佳,功力方面则略逊古人。职是之故,白蕉遗存的书法墨迹,便非件件精品了。
白蕉有一方闲章:“曾经白眼”,《云间题画甲集》云:“腹中有酒,笔下来湘灵,我眼常白不能青,吁嗟乎素馨”,《四山一研斋随笔》更有一段妙语:“余尝语友,我有三苦,无可告诉;一听俗人批评书画篆刻诸艺事;一与不相干之生客寒暄,一寒夜三更便急无马桶。”五十年代又因“中国无一人懂书法”之言论被揪出来打成右派。白蕉果然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吗?其实不然,他的艺术趣味还是趋向平和、保守的,远不如同时期其他海上书家具有胆识。“艺是静中事,不静无艺。”白蕉这种艺术观念还是比较狭隘的,若奉此为圭臬,那么“解衣盘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脱帽露顶王公前”诸般境界便被排除在艺术之外了。
晚年白蕉
白蕉之狂的最大意义,也许是为后人梳理、总结近现代海派文化提供一种理性反省的参照。毋庸讳言,长时间属于贬义词的海派艺术,原是有一种“豁出去”“撕下脸皮”的质素。十字街头的海派精神中其实有股“蛮力”,它夹杂着市井气、殖民气、落魄气、铜钱气、跛脚骨气(白蕉形容为兵气、火气、村气、伧气、酒肉气、江湖气),虽敢为天下先,敢冲敢撞,却不免骄横粗糙、不守分寸。近读杜月笙七子杜维善回忆孟小冬之文,言其生母姚玉兰与庶母孟小冬,恰成“京派与海派”之对比,表现为姚能接受沪上堂会清唱,而孟则对此拒绝,自与程砚秋电台合作《武家坡》后,便发誓再不清唱。原因是清唱不戴髯口,女子发声用力时唇、颊、眉、眼之表情原形毕现,在孟小冬看来这是不雅观的。孟小冬之于京剧,白蕉之于书法,颇有相通之处。白蕉的存在,证明近现代都市文明的海派文艺与传统农耕社会文人式的“游于艺”,并非扞格不通,两者之间可以融合共存、相续生新。白蕉彰显了海派文化中从容优裕、孤高散淡的一面。
目前的《白蕉文集》还是不够全面的,待到续编中的诗词、小说、书信等皆公之于众,我们对于白蕉的认知将会更为切近深入。
责任编辑:丁雄飞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白蕉,书学,海派,笔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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