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湖居得书记︱柳诒徵先生旧藏《居延汉简考释》烬余录

约两个月前，一则“柳诒徵先生藏书因后人分割遗产不均被纵火烧毁”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令人唏嘘不已。此后一两个星期内，劫后余生的一批柳诒徵先生旧藏便陆陆续续出现在国内某旧书拍卖网站上，更是进一步证明此前传言非虚。

这一批出现在拍卖网站上的劬堂旧藏以拓本、民国诗集为主，最后大多以善价成交。而其中笔者所低价购得的则是一本封面为红笔涂抹、只剩“本书印三百部，第六十四号”之字样的小册，或因没有标题而未引得太多藏家注意。然查内页可知，此书实为劳幹先生1943年所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之初版石印本。在首页右下角可见两方藏印，分别为“劬堂藏书”、“柳诒徵”，左上角则有朱笔所书“翼谋先生转交”，可证此书确为柳诒徵先生旧藏。

封面为红笔涂抹、只剩“本书印三百部，第六十四号”之字样

首页右下角可见两方藏印

这本被安志敏先生誉为“视沙畹、王国维二氏之著述无愧色”的汉简研究巨著此次免遭火劫可谓不幸中之万幸，而其书命运之坎坷实则远不止于此，足可为近代中国学界艰辛之见证。该书虽于1943年方首次付印，但劳幹先生对居延汉简的释读工作早在近十年前（1934年）便已开始。是时，最早负责整理居延汉简的刘半农先生骤然离世，“释文则由三机关委人分担。北平馆委向觉明兄，贺昌群兄，北大委余让之兄，蔽所委劳贞一兄，各成一部分”（见傅斯年致袁复礼函，1940年）。其后两年内，劳幹便已完成自己所负责的释文内容，并以晒蓝本的方式制作成册。而就在傅斯年已开始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此书时，抗日战争爆发，史语所被迫转迁西南，居延汉简以及晒蓝本释文转由沈仲章秘密送往香港大学保存，出版自是无望。劳幹先生在《居延汉简考释•自序》中所说“在北平未沦陷以前，由马叔平、向觉明、贺昌群、余让之诸先生和我作了一部分释文，也因北平沦陷失去”便是指此段经历，是可谓《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之第一劫。

而据邢义田先生之研究，这一部分释文其实并未“失去”，至今仍分别保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中。但毫无疑问的是，劳幹先生当年并未能够将已作成的释文带到大后方，故不得不依靠居延汉简的反体照片重新开始释读工作。而此时史语所的工作条件已远不如北平时期，1940年自昆明迁至李庄板栗坳以后，更是日见艰难，以致一向傲气的所长傅斯年都不得不提笔向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诉苦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而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劳幹仍用去数年时间“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重新写就《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不得不令人敬佩。可就在释文重新作成之后，付印又成一难题。印刷费紧张不说，当时的李庄也没有合格的纸张与铜板，而仅有的刻字工作者更“仿佛像汉代墓画上的摇钱树”一样忙于承接各方交代的印务。于是，史语所只得以石印的方式先自行印制三百部。

右前为史语所昆明时期（1938-1940）的劳幹先生

而从柳诒徵先生旧藏的这本编号为64号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来看，李庄当时的印刷质量确实难称满意，甚至可算粗糙。无怪乎当时亦在李庄的向达写信向魏建功感慨道：

“劳贞一《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已石印成书四册，定价二百五十元，

唯并未影写，又石印极坏，复无考释，未免可惜也。”

但正如傅斯年在李庄时期石印的另一部史语所著作《六同别录•序》中所言，“此时能印这类文章，纵然拿一幅丑陋像见人，也算万幸”。其实，真正可惜的倒不是“以丑陋像见人”，而是三百部的印量大大限制了研究者利用此书的机会。据京都大学秦汉法制史学者大庭脩教授在《汉简研究》一书中回忆：

“此《居延汉简考释》在日本的情况如何，有多少部传入日本，无由可知，但无疑极为稀少。我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跟随森鹿三先生开始共同研究时，森先生手中的一部系留在北京的今西春秋氏所送，京都周围只有这一部。”

虽然整个“京都周围只有这一部”，可就是这唯一一部流入日本的《居延汉简考释》便奠定了1950年代初京都大学“居延汉简研究班”的基础，并引领了日本中国简牍学研究的潮流；不难想见，倘若《居延汉简考释》当时能够成批量印制，其对秦汉史研究的推动想必也将更为有力。四十余年后，大庭脩教授赴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平原分校访学时，意外在该校图书馆里发现了《居延汉简考释》的又一藏本，编号为209。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对大庭脩这样的汉简研究专家而言，《居延汉简考释》的石印初版本竟也是第一次见到（此前京大研修班同学使用的当是《居延汉简考释》一书的誊写本）：

“以前参加森先生的共同研究时，没有使用过此书，实际上也不怎么具有版本学的知识，一直想为什么限定为百部。而至当时方知，实际上是300部。中国的研究者称此书‘已是文物’。”

而令人痛心的是，正是这样一册被日本秦汉史学家奉若珍宝、“已是文物”的《居延汉简考释》初印本，竟险些毁于一群不肖子孙之手。1942年，劳幹先生曾在居延故址写下“吊古宁复而，世乱思清平”之诗句，祈求的正是战乱早平，华夏故物可幸免于战火。可谁能料想，他自己的这本矩著在艰难挺过“世乱”之局后，却在“清平”之世又横遭此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