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一名诗人，一位诚实的社会主义者

编者按：本书是新西兰年轻学者斯科特·汉密尔顿的专著，以英国战后著名的左派学者E.P.汤普森的生平和学术经历为切入点，介绍了他的主要著作，他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也阐述了他学术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同时，在书中作者由此学术个案为发端，梳理了左翼思想与战后英国的理论。详细梳理了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在后来与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之间的合作与决裂，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在战后英国乃至世界政治和学术界的发展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E.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是一个充满热情、学识渊博的人。他的学术研究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他写粮食暴动和研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手稿一样游刃有余，对苏联的着迷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华兹华斯（Wordsworth）。汤普森因其研究18 、19世纪英国的著作而闻名于世；而在生涯晚期，他又娴熟地深入研究了巴尔干地区和印度的20世纪历史。至少到1960年代为止，汤普森一直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诗人，他的文学遗产包括了大量诗歌，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一篇科幻小说。

汤普森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实干家。无论身处象牙塔内还是象牙塔外，他都充满自信。汤普森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930年代后期，当时他由于为英国共产党做宣传，几乎被所在的卫理公会寄宿学校开除。他在“二战”期间率领一队坦克登上亚平宁半岛，也将英共反纳粹的修辞转变成了真实的行动。1956年脱离英共之后，汤普森成了第一代新左派中的公众人物。新左派运动是一场短暂而充满活力的运动，它对冷战双方的正统政治观念都提出了质疑。1980 年代早期，汤普森又作为在英国复兴的反核运动中最雄辩的领导者而为年轻一代所熟知。汤普森的行动总是包含写作、演讲和抗议。

学者们常常倾向于用一种“筛选”的方式来研究汤普森——选取他事业中的某一方面加以讨论，而不涉及其他方面。汤普森本人不会欣赏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他的一生和事业。他认为他全部的活动和写作是有机相连的，并且不止一次地拒绝“专攻”其中任一领域。在1950年代早期，汤普森拒绝深陷党政活动的日常业务，转而一头扎进对威廉·莫里斯和19世纪的研究。1970年代初，汤普森为了拒绝终身教职的诱惑不惜从华威大学辞职。尽管缺少鼓励，有时甚至是受到劝阻，汤普森一生都在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事业，始终把自己视作一个诗人。

当我阅读汤普森的著作时，我不断地强烈感受到他的关切所在与我们自身时代的关联。当我读到汤普森谴责右翼“现代化理论”在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对第三世界造成的影响时，我想到了当今的反对全球化运动对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团体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控诉。当我读到汤普森对1970 年代英国政府的陪审团制度的抨击时，我便知道，在“反恐战争”的时代，他会如何看待发生在英国土地上的削减公民自由的现象。当我思考汤普森的大量反对美苏在冷战期间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文章时，我想起美国和俄罗斯的新一代领导人正忙于在东欧和中亚进行军备竞赛。像奥登和华兹华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对左翼的幻想破灭后便成为了权力和特权的代言人，但汤普森仍然会兼具同情心和批判性地去对待他们。联系到当下的“回归派马克思主义者”（‘recovering Marxists’），如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和诺曼·吉拉斯（Norman Geras）等人，对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军事冒险行动的支持，便可知汤普森的这一态度在今天依然会意义深远。汤普森对庸俗主义兴起的再三忧虑，以及认为诗歌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意义可与经济等同的信念，在一个文学和艺术被市场和大众媒介当作商品（而非思想与论争之机缘）而获得繁荣和被消费的时代，更是显得前所未有地关乎宏旨。

使得汤普森在今天依然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他的关切。年轻时的汤普森为抗议斯大林主义的暴行而离开了相对安逸的英国共产党。面对远离绝大多数激进工人，缺乏确定的政党路线指导的情形，汤普森只能将各式各样的、常常支离破碎的资源整合成一种新的、切实可行的左翼政治。威廉·布莱克的诗歌、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托邦、东欧异议者转瞬即逝的文字，以及早期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英雄们，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汤普森转向这些资源来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实现其价值观的政治，这种价值观是他年轻时从身为激进自由派的父亲和身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哥哥那里学到的。

在我看来，21世纪的每一位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年轻的E.P. 汤普森在1956年主动选择的那种困境。1989年到1991年之间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垮台，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向被称作“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的退却，都意味着旧式的左翼正统资源已经消失殆尽。对于在普京和布莱尔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宣扬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甚至宣称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必定可以改善资本主义最为糟糕的特征，听上去都十分荒谬。过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极大地增加这个星球的工业产量从而拯救人类的传统信念，在新的一代人眼中更像是一种时代的错误。他们感受到的危机来自全球变暖、过度砍伐以及其他工业主义的副作用。和汤普森一样，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们被迫在形形色色的领域探寻新的方案来替代斯大林主义和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教条。

在2005年赴英研究时，我深入研究了汤普森的老同志约翰·萨维尔的许多文章，并且发现了大量未公开发表的相关文本。 但我是在新西兰写下这本书的，因此这本书毫无疑问受到了南太平洋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这里远离现代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心。南太平洋对我而言是书写E.P. 汤普森的好地方，因为它使我对汤普森所拥有并拥护的那种传统的复杂性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警惕。在奥特亚罗瓦，以及其他南太平洋的社会中——例如汤加——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是调和欧洲的观念与古老的、错综复杂的本土知识分子传统。很多理念和实践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在那里它们仿佛是“自然的”、毋庸置疑的，但在这里，它们必须作出调整，并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许多南太平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可以与汤普森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直接相联系。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序言中提到，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工业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灾难与变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历史记忆。汤普森是在1963年写下这些话的，但他的观察仍然适用于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其中也包括南太平洋的许多地区，在这里一种以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劳动为基础的波利尼西亚生产模式（Polynesian mode of production）正与舶来的资本主义不稳定地共存着。

汤普森自己总会被边缘地带及其人民所吸引。他在伦敦、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和权力中心会觉得不自在，因而选择生活在哈里法克斯、伍斯特、匹兹堡这种单调乏味的省级城市。身处现代世界危险边缘的民众，如19世纪早期西赖丁地区工厂里的工人们，或1970年代被英迪拉·甘地政府冷酷的技术官僚们侵占土地的印度农民们，他们的遭遇总是吸引着作为学者的汤普森。

激发汤普森对边缘民众和社会的兴趣的远不仅仅是同情。就像马克思在最后十年中那样，汤普森同样相信，正是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才有可能发现某种针对这一体系的最强有力的替代物。因此，他一定不会感到奇怪，21 世纪第一波大规模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出现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这类“半发达”南美国家。而若想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需要从E.P. 汤普森这里学习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