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同里原住民口述②｜童润夫一家在大同里生活的那些年

【编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大同里4号是一幢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的三层楼南欧风格西式建筑，其中庭院约100平方米。其原来的主人是被称为资产阶级政客的温宗尧。

提起温宗尧，那是民国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政客。晚清时曾历任清政府驻藏参赞大臣，民国初年他拥护孙中山民主、共和的主张。1911年南北议和时，南方总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就是伍廷芳的三位南方议和参赞之一，其他两位是汪精卫和王宠惠。1912年国民党初建时，温宗尧又是当时国民党的参议员之一。1917年出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长等职。1938年在日寇侵华之际，温宗尧卖身投敌，出任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等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6月，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次年病死狱中，终年71岁。

1948年，温宗尧长子温永则将大同里4号的房子出售给童润夫。童润夫夫妇与他们的六名子女就一直生活于此，其中部分子女还生子于此。一直到1993年，童家将此物业出售。我们所要叙述的主要是1948年到1993年住在大同里4号的童润夫一家。

童润夫是中国纺织工业先驱之一，作为纺织专家和纺织业的职业经理人，为中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和中国工商业、纺织业的巨头都有很多的交集，如：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名誉副主席刘靖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等。童润夫先生和夫人冯缦云的六名子女也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栋梁之才。

大同里4号可谓是：温家得势建屋，童家开拓家业。

采访时间：2014年4月17日、5月22日、5月27日、12月16日

受访者：童本一、官小龙、官小虹、王小健、夏新民、蒋昌宁

采访者：邵光远

采访者：你们家是世代书香门第，那么长辈们的观念是比较传统还是相对比较开明呢？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你母亲和大姨结婚后仍然住在家中，但儿子结婚却住到外面去了，这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是比较另类的。

官小虹：父母住在家中也是有原因的。父亲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他早年加入了八路军，在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也做过统战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他所在的华东干训部队经过整训后，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随大军进入了上海，在军管会参与接收教育部门的工作。之后，父亲就被派到学校做领导工作。由于是在同一个学校工作，父亲和母亲才得以相识相恋。外公外婆也并不反对地域差异很大的父母交往。当时教育局的职工住房很少，所以父母结婚后，局里没有分配给他们婚房。母亲觉得虽然家中生活条件优越，但不想在家中过安逸享受的生活，所以就跟父亲在外面租房居住。当时的房东是一位远洋轮船长的遗孀，要的租金也很高。几个月后，当房东得知父亲是共产党的干部，觉得赚共产党的钱不好，就把房屋收了回去。这样一来，外婆可高兴了，因为终于可以让我父母搬回去住了。从此，父母和外公外婆就生活在一起，并在大同里4号生下我们兄妹三人。外公和父亲虽然性格各异，生活经历不同，但他们互相尊重，翁婿关系融洽。记得外婆晚年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双腿行走不便。父亲还把外婆从一楼背到三楼去看烟火，当时外婆既感动又觉得不好意思。

王小健：我是从小出生在大同里4号的，就是现在的陕西北路535弄4号，一直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他们去世。外公是在我14岁时去世的。在我心目中，外公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学识、有修养，并且还很有风度的老人。在我记忆中，外公很慈祥，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也不会大声训斥别人。外公最可贵的是他的品德。一直听母亲说，外公年轻时是一个非常有抱负和远见的有志青年。出身在清代末年官宦人家的外公，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外公的父亲过世后把遗产分给了外公和他的兄长。在那个年代，很多像外公那样的贵族子弟到后来都会把家产挥霍掉，而外公却很早就有了工业救国的理想。他把祖上留给他的遗产全部用来作为学资，赴日本留学。外公希望学成归来后，能够通过纺织工业来振兴国家。带着这个理想，他把从日本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国，他办厂、办学校、搞科研、搞工厂管理，为上海的纺织工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外公还特别注重教育和文化知识的传承。在我印象中，家中有许多藏书，外公要求下一代要好好读书学习，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给孩子们做榜样。我外婆本身也是个才女。记得外婆在世的时候，偌大年纪还天天坚持写小楷和看报读书。

我感觉外公外婆家里还特别有民主的氛围，这也许和我外公早年留洋受西方教育影响有关，他非常主张平等和自由。有意思的是，外公外婆的大女儿和二女儿成家后最终都留在了父母身边，男孩子结婚后反而都住在外面。在读书问题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平等地受到良好的教育，外公一点都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还残留着的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在孩子的职业选择上，外公也是很开明的，由孩子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同样在子女婚姻问题上，外公也是主张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不会过多地在意子女配偶的出身和门第。我父亲是出身于一般家庭的南开大学毕业生。当父母相识相恋后，我外公外婆也没有因为门第关系而表示反对。父母结婚后，一开始是在外面找房子居住的，因为都希望独立。母亲对我讲他们刚结婚时所租住的房子是个阁楼，夏日十分闷热。有一天外婆来探望他们，看到将近40度的房间里连电风扇也没有，外婆当时就很心痛，再三提出希望他们搬回大同里共同居住。正因为外婆的坚持，父母最终才住回了大同里4号。

采访者：请官小虹谈谈你母亲早年所受到过的教育和工作经历。

官小虹：我母亲童眉礼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1947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当时社会经济萧条，毕业就等于失业。当时家里条件优越，我外公也不愿意利用他的职权去给母亲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外公就说找不到工作可以暂时待在家中。可母亲觉得自己大学毕业应该发挥所长报效国家，不应该在家不劳而获做寄生虫，因此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嘉定一所中学（嘉定一中的前身）当教师，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的道路。在嘉定工作了一年半之后，解放战争的炮火已逼近上海郊区，母亲孤身一人在外家中很不放心，于是外婆多次打电话催她回家，可是很多道路都已被封锁。母亲只能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往市区家中，一路上看见许多国民党兵横尸路边。回到市区后的不久，上海就解放了。当时百废待兴，国家很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去。于是，母亲积极向上，在50年代初就先后入团和入党了。在教育工作岗位上，母亲也成绩显著，短短几年就从教师、教导主任一直做到校长。做校长的时候，她还不到30岁。她先后担任过上海市第二业余中学校长，上海市业余中学联合支部支部书记兼杨浦区业余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支部书记，上海市长阳中学副校长，扬州中学支部书记兼校长直至退休，一辈子从事成人教育和基础教育。退休后，她还担任了杨浦区中小学师资培训负责人，为基层学校培养了一批教导主任和骨干教师。母亲为教育事业付出了自己多年的心血。

采访者：请王小健谈谈你外公外婆是怎样培养你母亲的？

王小健：我母亲从小体弱多病。当时是同时考取了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后来在选择读哪所大学时，外公外婆怕她身体不能承受高强度的学习压力，就劝她读了当时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在大学就读期间，母亲受外公外婆爱国主义思想影响，经常参加各类爱国主义活动，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1949年毕业时，母亲参与接收了上海市物价税务局。之后先后在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单位担任人事干部。再后来，在外贸局的党委办公室做过秘书。最后，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直到退休。

值得欣慰的是，母亲1979年退休后，又在1988年根据政策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母亲一路走来，包括整个职业生涯中都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乐善好施的行为也得到亲友同僚的一致称赞。

采访者：你母亲的这些言行对你有哪些影响？

王小健：母亲不仅对我们姐妹俩教育很严格，而且要求我们生活要俭朴。虽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算不错，但母亲从不允许我们养成浪费的坏习惯。小时候天热，防暑降温只能买个棒冰，新衣服一年也只能做一次。母亲还经常带我到她下放劳动时的码头工人家中和困难同事家中，让我实地了解并体会贫困家庭的生活，随时提醒并教育我要对生活感恩与知足。“文革”后落实政策，抄家单位把当年抄去的一些物品和现金等返还给我母亲。记得当时折合成人民币要有一万多元，可母亲毅然把它们全都当做党费上交了。因为她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尽的义务。1981年10月，她还与其他五位兄弟姐妹一致同意，把外公家抄家返还的14.5万元交给了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后来，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以我外公名字命名的基金，每年用于鼓励和资助那些对纺织工业有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外公毕生的心愿就是要创立和振兴中国的纺织事业，所以这笔基金的设立也算是完成了他的遗愿。记得当时的六名子女还回绝了公众对此的报道，这也是秉承了外公做人一贯低调、不好张扬的作风。

采访者：童本一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你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入大同里的？

童本一：我以前是在学校住读的，原先我们一家住在新闸路，1948年才搬到这里。当时父亲听说有人要出售这栋房屋，我父亲和几位姐姐都到实地看了好几次，大家都非常满意。据说，当时是用金条买下这栋房子的。1959年我结婚时，由于单位分配给了我婚房，所以尽管在家中结婚也是有空房子的，不过我还是决定住在外面。

采访者：据我所知童润夫先生的六个子女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中都是领军人物。请童本一先生讲讲你对父亲的回忆以及父亲对你们成长过程的教育，同时也想请你谈谈你在工作中的事情。

童本一：我天生喜欢文艺。因为我小舅舅经常来我家走动，他很有艺术细胞，京剧唱得很好，所以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父母对我的兴趣也并不横加干涉。相比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我并不像他们那样毕业于名牌大学。解放前后，我读的是麦伦中学（即现在的继光中学）。校内进步人士很多，在那里我接触了地下党，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解放后我参加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来我被文工团选中。1964年建国15周年，上海要安排文艺演出，于是就编排了一个歌舞表演《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有近三千人参加，我担任舞台监督。后来，这部作品被陈毅介绍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以后很感兴趣，就将上海的部分骨干调到北京，与北京的有关人员一起，创作出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依然担任《东方红》的舞台监督。我们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不仅亲自接见了我们演职人员，还和我们一起合了影。“文革”中，我被下放到了黑龙江，后来又回到上海文化局。之后在上海演出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80年代初，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的舞台总监是由我担任的。我还参与编辑了《上海文化艺术志》，并且主编了《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

采访者：请童本一先生介绍一下你哥哥以及小妹在抗美援朝时积极参军的事迹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吧。

童本一：我哥哥童本亮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抗美援朝时他也积极报名参军。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大学毕业生，人才难得，就选送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在炮校任上尉、大尉。1979年“文革”结束后，我哥哥担任总参谋部炮兵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师职技术六级）。1986年退休后，被聘为总参军事科技委员会炮兵分会委员、国务院国际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抗美援朝时，我小妹童心礼只有16岁，还在上海第一女子中学读书，但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决要求参加志愿军上前线。但组织上考虑到她年龄尚小，不适合上前线，所以安排她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1951年8月，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学习。1958年，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后被调入外交部工作。开始时，是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后又担任过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翻译。“文革”结束后，曾陪同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去联邦德国和瑞士进行经济考察。1984年随中国当时的总理访问比利时。1987—1998年在驻突尼斯、埃及和挪威的大使馆，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重点协助大使进行友好的外交工作。我妹夫叫朱应鹿，也是在抗美援朝时报名参的军，后被选送到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学习。1954年进入外交部，1984—1987年，曾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和司长。1987年-1998年，先后出任中国驻突尼斯（后兼首任中国驻巴勒斯坦国）大使、埃及大使、挪威大使。退休后，被聘为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并著有《国外见闻与人生思考》一书。童心礼还为邓小平接见外宾做过翻译。

采访者：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是童老夫人年轻时求学的同学和闺蜜，请童本一先生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童本一：我母亲冯缦云在年轻时曾经就读于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她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就是杨之华，她们大概是在1918年至1919年在这所学校学习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照片中，我母亲冯缦云和杨之华坐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她们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尽管她们毕业后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她们的友谊始终保持着。到了1962年至1963年，杨之华已经是全国妇联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她每次到上海开会，总会抽出时间到我家（大同里4号）来探访她的老同学，也就是我母亲冯缦云。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们的友谊就像当初在学校里一样。每当杨之华到我家来探望时，我母亲就会显得特别高兴。她会把我们在上海的子女都叫上，让家里的保姆做很多菜来招待杨之华。

采访者：我们在参观童润夫纪念馆时发现有一张梅兰芳先生为童润夫先生提名的梅花图，边上还附有童润夫先生的题跋。请童本一先生介绍一下这幅画的由来及有关童润夫先生题跋的故事。

童本一：抗战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断了经济来源，所以他只能以卖画为生，但是他的画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卖的。我有一个表伯，和梅兰芳关系非常密切。当我父亲从多方了解到梅兰芳蓄须明志的义举后，非常敬佩他。为了资助梅兰芳，他特意购买了一幅由梅先生亲自执笔的梅花图。我父亲非常喜欢这幅画，将它挂在我家客厅的正中央。50年代中期，梅兰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所以写了一篇题跋，附在这张作品的边上，我记忆中父亲不是经常写书法的，但这次他非常兴奋地写了。1959年我准备结婚，当时婚礼都是很简朴的。我父亲特意把我叫到他面前，和我说：“你是儿子，照说家里也有房间给你结婚，但是单位分给你房子了，你就在外结婚。我也没有什么钱财赠送给你，你想要什么礼物可以提出来。”我就跟父亲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梅兰芳的这幅画作为我的新婚礼物。我父亲就欣然同意把这幅画送给我。我父亲收藏了很多名人字画，但是在“文革”红卫兵抄家后，都不见踪影了。而这幅画正因为父亲送给了我，一直在我自己的家中保存，所以才躲过了“文革”时的浩劫。

采访者：我听王小健说夏先生从小出生在新市镇，而且祖上和童家有很深的渊源，所以这次特地来请教夏先生，希望夏先生能谈谈童家祖上对后代的教育情况。

夏新民：童润夫的父亲出身于书香世家。清同治十二年中举，历任华亭、江都知县，和州知州，殁于京口任上。家里的孩子主要由其母亲高太夫人来负责教育。高太夫人本人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她把家里分的产业作为经费培养童润夫和三个女儿上学。长子童润夫长大成人后赴日本留学，学习当时国际先进的纺织技术。童润夫夫人冯漫云出身于德清洛舍镇的名门大户，从小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自从嫁到童家之后就专职相夫教子，继承了她婆婆高太夫人的家风，非常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她和童润夫所生的六个子女各个都事业有成。高太夫人的次女也就是童润夫的二妹，叫童益君。在我们家乡也是一位有名的蚕丝专家。她的丈夫是中国有名的金融家兼金融教育学家资耀华。他们的孩子也很有成就，其中一个叫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另外一个孩子叫资华筠，是中国著名的舞蹈家。

采访者：童老先生在纺织事业上有许多同事和合作伙伴。请蒋昌宁馆长介绍一下童润夫老先生与荣毅仁和刘靖基之间的交往。

蒋昌宁：从严格意义上说，荣毅仁和刘靖基在纺织行业里面的辈分都要比童润夫晚一辈，尽管他们的年龄只相差十岁左右。由于童润夫老先生在纺织界是一位著名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所以荣毅仁和刘靖基他们家族的纺织企业遇到技术问题时，都会来请教童润夫先生，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

采访者：听说童润夫先生在抗战时期，为了抵制日资收购中国的纺织企业做了许多艰苦的斗争，请蒋馆长做些介绍。

蒋昌宁：1935年，童润夫受中南银行和金城银行这两家银行的邀请去了天津，代表这两家银行所设的诚孚信托公司行使权力。当时天津的恒源、北洋两家纺织厂负债累累，日商在华纺织企业依仗其优势欲以低价购买，并且已经与北洋纺织厂签订了草约即将成交。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挽救民族工业不至于落入外商之手，特别是作为敌方的日方资本，童润夫受诚孚信托公司之托，从北洋纺织厂老股东手中购买股权，然后召开股东大会反对所签草约，从而击败了日商的收买企图。同时，童润夫也加入了这两家纺织厂的管理核心，使这两家纺织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扭亏为盈，为民族企业争得了荣誉。

采访者：非常高兴今天能遇到童润夫先生的长外孙官小龙先生。想请官小龙先生回忆一下小时候在大同里4号生活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对你外公有什么样的印象？

官小龙：我母亲是外公、外婆六名子女中的老大，我出生于1952年，属龙，所以，父母亲就给我起名叫小龙。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正和父亲以及他们的好友段力佩等一起，到安徽宿县搞土改。据说，当时农村还比较乱，经常有人打冷枪，所以他们下乡时也带着枪。我母亲怀着我下乡搞土改是瞒着组织的，当领导发现我母亲怀孕了时，就将我母亲送回了上海。我是童家第三代中的老大，外公对我的教育比较重视，相比其他弟妹和表弟妹来讲，外公对我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记得在我幼年时，我外公每天早上都要我站在镜子前，对着镜子端正自己的站姿和仪表。外公说，男孩子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形象，要有绅士风度，将来才会有出息。

我小时候兴趣很广泛，还喜欢拉二胡。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上学时，还对科技发生了很大兴趣，这样的兴趣为我今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一中心有位非常好的英语老师，名叫杨德昌。他不单教我们英语，还兼任科学常识课老师，教我们组装矿石收音机。我们有好几位男生在杨老师的影响下，都对物理和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我考进了育才中学读初中，由于小学基础扎实，被推选为物理和英语的课代表。

课余时间，我喜欢玩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当时要购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全部零件要好几十元，相当于一个成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我很幸运，得到了外公的鼎力相助，购买零件的资金都是由外公提供的。

采访者：杨德昌老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好老师，您能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真是受益终身。杨老师的夫人鲍红也是一名老师，原来也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教语文。由于他们夫妻是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有违当时同校不能有夫妻在一起任教的规定，所以鲍红老师就调到了西康路第三小学。很荣幸，我和王小健以及大同里的其他几位同学就成了鲍红老师的学生。王小健，你还记得鲍红老师做我们班主任时的情形吗？

王小健：当然记得，尽管鲍红老师调来西康路第三小学时，我们已经上四年级了，但在鲍红老师做我们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一年半时间里，在她非常有特色的教育方式教导下，我们全班同学都感受到了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求知欲望得到了迅速提升。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读小学的同学，到现在都对当年的事情有着深刻的记忆，对鲍红老师有着非常深的感激之情。我们觉得“文革”期间上学的那几年，真正学到一点知识的，就是在鲍老师任教的那一年半里。

官小虹：因为我小学是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所以鲍红老师也做过我的老师。她丈夫杨德昌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被评为全国特级教师，后来听说他们到美国定居去了。

王小健：外公始终认为他是一位吃技术饭的工程师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并不是靠食利和剥削为谋生手段的资本家。所以，每当红卫兵要批斗他，讲他是资产阶级时，他就不服气。所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市里和区里都想让外公加入政协，当政协委员，还邀请外公去参加政协会议时，他都不愿意。因为他认为加入政协的都是些资本家、剥削阶级，他同他们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不希望与他们混在一起。

采访者：刚才官小龙先生、官小虹女士已经讲述了他们的父母作为中学校长，受到批斗、抄家等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童润夫老夫妇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的情景是否还记得呢？

官小虹：我大哥刚才讲起过了，最先到我们4号来抄家的红卫兵就是我父亲江一帆学校里来的。没过几天，隔壁2号王家花园也被大批红卫兵抄家，连续几天几夜。晚上，隔壁整栋楼灯火通明，大量的物件都被搬到花园里甚至马路边，我外公外婆站在后阳台上看着2号里发生的一切，沉默无语，脸上表情相当凝重。因为我们的后阳台就紧挨着王家花园，花园里发生的一切一目了然。两个月后，外公外婆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大批的红卫兵也来抄了我们家。

童本一：我父母被抄家了之后，我大姐打电话给我，叫我回家一趟。当时来抄家的红卫兵要求我和大姐、二姐三个在上海的子女联合写一张与父母亲划清界限的大字报，迫于无奈，最后我们三个子女只能联合写了张大字报，贴在4号围墙上，表明我们要同父母亲划清界限的立场。但第二天清晨，下了一场暴雨，将大字报冲掉了，这可能也是天意。我父母亲的俩亲家都很善良。大姐夫的父母是山东人，二姐夫的父母是上海人，他们都是农民或普通市民，在当时讲起来就是成分好，不会受到冲击，但是为了照顾第三代，他们也住在大同里4号，一方面可照顾我父母亲，一方面也起到保护作用。

王小健：我们家养了只黑猫，非常通人性。我外公外婆向别人要来养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帮家里捉老鼠。它也确实是一只很能捕鼠的好猫，所以外婆非常喜欢它。它也只认两位老人家，家里别的人是不能近它身的。当初红卫兵来抄家时，看见家里的小黑猫一直跟随在外公外婆身边很恼火，他们想要将这只“资产阶级的猫”消灭掉，所以就几个人一起围捕这只猫，谁知这只猫十分灵活，几个红卫兵根本抓不住它。后来，红卫兵将猫逼赶到一间小房间里，将门窗都关上。他们想这样就可以关起门来打这只可恶的“资产阶级的猫”了。谁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只小黑猫用足全身的力气，腾一下跃起，用头撞向窗户的玻璃，玻璃被顶破，小黑猫蹿出窗外，逃得无影无踪了。红卫兵走后，小黑猫又回来了。之后一直伴随在外公外婆身边，给两位心灵深受创伤的老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我们常常看到这只小黑猫依偎在外公外婆床边，很温顺，但当我们走近时，它就会很警觉地起身逃走。

官小龙：1971年外公被安排去参加学习班，学习毛泽东著作。他非常认真地参加学习，但当时学习班的生活条件很差，他被安排睡在地上，可是他照样毫无怨言地认真学习，晚上还看书看到很晚。后来突然发生了大小便失禁，被送回家里。回家后，他就瘫痪在床，再也没有站起来走过路。由于外公外婆被强迫安排在底楼汽车间居住，里面非常阴冷潮湿，医生和家里人都建议外公到院子里多晒太阳，但外公是个要面子的人，他不愿意出门给邻居看到自己落魄的形象，也不愿与人交流。就这样，外公在自己家的底楼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1974年，他在疾病和抑郁中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