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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与回流中,随迁子女失去着丨镜相

2023-07-21 18: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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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镜相X复旦大学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写丨丁冉、马昊宁、韦梦梦、李嘉宇

指导老师丨许燕

编辑丨柳逸

在这个时代里,流动是一种常态。学生去外省市读大学、上班族到陌生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农民进城务工......绝大多数人在漫漫一生中,或多或少都要经历流动与变化。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很小的时候就体验了这种生活状态。他们跟着父母从家乡来到大城市,父母在这里工作,他们在这里上学。他们可能已经在此生活了很多年,但户口和积分的要求又让他们不得不离开,回到老家参加中高考。他们,被称为随迁子女。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流动时,离开和失去都是常态,随迁子女很早就触碰到了这一点,但那份失去往往模糊而朦胧。直到很多年后,他们已经长大,才隐约听见了从岁月深处传来的回响。

流动与回流,皆有所失

刘梦辰是一名来自山东的随迁子女,现在正在上初中。出生几个月后,梦辰便随父母来到上海。在这里,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触手可及。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在梦辰的初中,课后延时服务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学校是开放式的,给学生安排的内容很多元,有时候是体育类的社团活动,有时候是学科类的素质拓展。到了周末,梦辰固定会去一家儿童服务中心上辅导班,课程多是她感兴趣的。

然而,在充实生活的另一面,因为长时间离开故乡,梦辰和那片土地、和留在故土的亲人之间,都产生了隔膜。

梦辰的爷爷奶奶留在了山东。小时候的梦辰每次离开时,还会流着泪与他们挥手告别,但如今,她的情绪早已变得内敛。尽管她隔几天就会和爷爷奶奶视频一次,但即使高频率地交流,祖孙之间精神上的联系并不密切。因为分隔两地,爷爷奶奶并不了解梦辰每天的生活,除了关心孙女的身体,老人能说的,就只剩下了被称为“鸡汤”的劝告。梦辰说,“他们总是叫我好好学习,我听得有些烦。”

和故乡产生隔阂,在他乡也没有那么安稳。梦辰的父母希望女儿可以一直留在上海,然而想要实现这个心愿并不容易。在现行的政策下,随迁子女如果要获取在上海中考的资格,父母须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120标准分值,否则,孩子就只能报考上海的中专、职校、技校(简称“三校”)。因为“三校”的教育质量不佳,如果积分未能如愿达标,父母往往会让孩子回老家去中考。这样的一种反向流动,通常称为“回流”。

为了攒够积分,梦辰的父母卯足了劲,除了交社保,母亲还在努力提升学历,尽一切可能挤时间出来准备考试。因为不想把压力和焦虑传染给孩子,每次梦辰问起积分的进度,父母都会给出一个模糊的答案:“快了。”尽管如此,心思细腻的梦辰还是早早明白了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不同,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这里。“我的同桌是东北人,但他的妈妈是上海人,所以他一点都不用担心会被赶走。”在陈述这件事的时候,梦辰流露出了明显的羡慕之情。

对于梦辰这样的孩子来说,“离开”毕竟还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对于那些业已长大、真正经历过“回流”的随迁子女来说,它所带来的失去,清晰可数。

夏墨是一名已经成年的随迁子女,从小在上海长大,后来回了老家。当年,正是因为父母没能攒够那120分,她无法参加上海中考,所以只能提前回去适应当地的课程。时隔多年后回忆起父母当时的努力,夏墨依旧觉得无奈。“献一次血可以得2分还是3分,但用这种方式,什么时候能积到?除非是高学历、高收入,普通人想要达到120分,太难了。”

离开上海,资源上的失去当然是瞩目的。夏墨说,“自己回去的几年里丢失了很多资源,比如英语的学习进度慢了,之前积累的一些‘人脉’在家乡也根本用不上了等等。”

不过,对于那时年纪尚幼的夏墨来说,让她产生最大痛感的,是情感上的失去。从上海回老家,夏墨失去了曾经朝夕相处的小伙伴。离开学校的那天,夏墨和几个死党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的。尽管互相留了QQ,但夏墨很清楚,人走难免不茶凉。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接触到的世界不再相同,她和朋友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慢慢的,也就不怎么联系了。那串短短的QQ号,终究没能装下长长的日子。

回到老家之后,夏墨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落差。“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刚刚回去时对本地的教学不适应,成绩不太好,所以挺难过的。”那时,夏墨总是习惯性地把一切和在上海时的体验相比较。越比较,失落和彷徨就更深地包裹住她。

“我到底属于哪里?”

在2023年的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指出,由于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父母所在地入学以及参加中高考面临很多限制,在流动人口家乡仍然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每一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入高一年级之时,都会有一大批不得不从居住地城市离开,返回户籍地就读。

陆铭指出,“中国城镇户籍儿童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较高,因此,重点是提高农村户籍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和质量。”其中的难点之一,便是大量的流动儿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对于随迁子女来说,“自己属于哪里”是个需要想一想的问题。

尽管会说家乡话,但家乡对刘梦辰来说,始终很陌生。因为基本没有在老家待过,所以那里的美食和风土人情都让梦辰好奇,由此产生了一种带着新鲜劲儿的好感。而且,回老家时父母总忙着处理生意上的事情,所以无暇多管梦辰的功课,让她难得能松口气,这成了她对老家有好感的另一个理由。

而来到另一边,尽管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刘梦辰依旧对上海话懂得不多。在说到对上海的印象时,刘梦辰把它形容为一座“灯光璀璨的大都市”。但谈及更深的体会,她开始变得纠结和迟疑:“也不算是喜欢吧,就是单纯待习惯了,上海也就那样。”

在梦辰的家乡山东,做轴承生意的父母带着孩子一同离乡早已成为一种惯例。爷爷奶奶有时会问梦辰,到底把山东看成家,还是把上海看成家?梦辰说,“答不上来,感觉都差不多。要么上海和山东都是我的家,要么都不是。”

当随迁子女长大,在岁月的抽丝剥茧中,“我到底属于哪里”这个问题更复杂。

在夏墨小时候,父母总是念叨,她是福州人。但在幼年时期的夏墨看来,上海才是自己的故乡。“一直待在哪里,就是哪里人。”

夏墨第一次在心里动摇了“自己是上海人”的观念,是在小升初的时候。夏墨在小学的成绩排名一直比较靠前,在准备升入初中时参加了不少私立初中的面试。但每到一处,老师们都会或委婉或直接地告诉她们,没有上海户口的话,进学校的可能性不大。那时,夏墨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和班上那些土生土长的同学不一样。进入公立初中后,这份差别更加显豁。“班上一共20个人,有一半都是和我一样没有上海户口的学生,”夏墨说,“到了稍稍晚一些的时候,几乎每个学期都有人离开。”

尽管如此,比起几乎素未谋面的故乡,儿时的夏墨依旧对上海的感情更深一点。“走的时候,虽然说是回老家,但于我而言,离开上海反而更像是‘背井离乡’。”

回到老家之后,归属感没有立即建立起来。虽然班上的同学对她十分热情,但一些细节会告诉夏墨,她并不完全属于这里。身边的朋友彼此间都是从小学一路升学上来的同学,眉飞色舞地讲起在小学的共同经历时,夏墨从来插不上嘴。“我担心自己说了在上海的事、讲上海和这里的差异、讲我的不适应,会被他们认为是傲慢。”于是,那时的夏墨,面对着“归属何方”的问题,常常选择沉默。

高考时,夏墨考回了上海。但当再度回到上海,她又感到一种微妙的迷茫。她似乎从来属于过上海,漫步在高楼间总有种旅游的错觉;但她也同样不属于福州,徘徊在街道中总感受到陌生的气息。“唯一能确定的,大概就是我是爸妈的孩子,只有打开房门进入自己家里时,我才真切地感到安心。”

失去时无声,岁月的回响总是迟到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保障随迁子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的政策目标,要求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教师编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被教育界人士称为“两纳入”。

然而,对于上海来说,尽管追求教育资源的公平是民族大计,但保护自身教育的稳定性也不可谓不重要。在2014年,上海就已经对职业教育提高了门槛,至今有效——除了需要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相关条件,还需要提供连续三年在上海就读初中的证明,并且只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同时,随着《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实施意见》的正式实施,上海流动儿童入学要求从原有的“临时居住证”提高到父母一方需要有“居住证”或连续两年的“灵活就业登记”。

而对于身处流动与回流中的孩子自己来说,无论是失去还是离开,都是安静而不易察觉的。

刘梦辰在上海有一个认识超过七年的朋友,如果她离开上海,就像夏墨曾经经历的那样,很可能就不会再联系了。这是为数不多的让梦辰有点难过的一件事。被问及还会失去什么,梦辰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想到一点,她说,“山东的题目比较难,尤其是数学。我数学本身就不太好,所以有点担心。“

相比这些年纪还小的孩子,已经长大的随迁子女,更加清楚地知晓,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什么。

小时候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身边的同学总会习惯性地说几句上海话,夏墨虽然不太懂,但也学着说。当时只是一份简单的模仿,直到多年后回忆起来,夏墨才终于懂得,那是自己“笨拙地”想要融入他们。

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夏墨最终进入了一所排名靠后的公立初中。“那时候可能有点不服气吧,凭什么那些成绩没我好的同学都进了更好的学校?”

对于夏墨而言,“离别”与“失去”还定格在岁月深处的一个细节里。小时候每次过年跟着爸妈回福州的时候,夏墨都会刻意去找街道两边店铺名字里“闽”、“榕”等等能够和福州联系起来的字样。

“离开上海的那一天,这种之前仅仅局限在福州的习惯突然‘找’上了我,那种坐在车上、看着周边一个个写着‘上海’的店名远去的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从生活里被剥掉了一样。”已经成年的夏墨回忆起来,很确定地说,那是一种失落感。

虽然在上海上的初中并不好,但夏墨毕竟在学校里名列前茅,享受着“当鸡头”的感觉,回到福州之后,因为不适应,才能暂时没人赏识,教育方式不同,朋友也都没有了,一切都要从头来过。后来,“再次考回上海”对夏墨来说成了一种执念。“当年就像被它‘扫地出门’了一样,所以我说我一定要考回来,”她半开玩笑道,“所以高考时很快就放弃人大或许更好的专业,还是选择来了复旦。”

一切的不平终究已远,回忆起往事,夏墨只是笑了笑。

 尾声

对于负荷着两千多万人口的上海来说,随迁子女这样的群体,到来和离开都是常态,无需惊异。但是,对于每一个经历着到来和离开的人而言,千言万语也难道尽甘苦酸辛。

随着父母迁徙的孩子,和春天里承载着播种希望的蒲公英有些相似,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也担负着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梦想。

随迁子女的命运发生在流动与回流中,很多时候,失去和离开非他们所能决定。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莫失、莫忘,总是有意义的。就如同,蒲公英的两个花语可以连成一句话——爱无法停留,但爱永不止息。

(文中的刘梦辰、夏墨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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