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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作为北大人应有的承担

2023-07-26 14: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近年来，时有人谈及大学精神价值失落的问题。关于“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也已经谈得很多了。或许如钱理群教授所言：“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当资本的逻辑笼罩一切时，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在北大校园已经有三十三年的历史，她在北大做了十年的学生，又做了二十余年的老师。在她看来，北大“大”在可以想一些大的问题，可以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她说：“北大人，包括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都有某种责任感和一种责任的伦理意识。一方面是在学习和研究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家都会觉得作为北大的人应该要承担些什么。”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贺桂梅教授新近录制的短片，谈北大的人文传统和她所体会的北大精神的真义。

贺桂梅口述

本文为节选，整理自@北大贺桂梅讲文学

“我觉得我是一个被北大完全塑造的人”

我是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在考进北大中文系之前我主要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因为对文学有热情，考分也比较高，所以就选择了北大中文系。1989年我们是先军训了一年，1990年才正式进入北大校园，就是现在的燕园。

算起来我在北大校园已经有三十三年的历史，我在北大做了十年的学生，又做了二十多年的老师。三十多年来，我跟老师们交往，跟同学交往，阅读，写作，出自己的书，上自己的课，从来没有感觉厌倦过，我想这就是北大的魅力。

北大会给在这个校园里的每一个人以足够的空间，让你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解决你的问题。而且因为这个平台很大，所以不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在整个社会当中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看每个人能力的大小。

另外，我认为在北大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会太为外在的、物质性的东西所束缚，包括像我的老师们，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在那样俭朴的书房里、办公室里做研究，乐此不疲。对于我和比我更年轻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生活，而不会卷到社会的浪潮里面，把不住自己。

在北大校园里面活得可以比较自在，而且个人的能动性也可以得到充分地发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课堂，通过阅读，通过和同伴的交流，来推进自己的思想。

而且作为北大人，包括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都有某种责任感和一种责任的伦理意识。一方面是在学习和研究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家都会觉得作为北大的人应该要承担些什么。这就使得老师和同学们，在谈问题的时候不会总是在发牢骚，或者只关心自己，而是认同于我们应该想一些大的问题，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因此我们的阅读、研究和生活就会爬得更高一些。

我想这大概就是“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独立就是人的主体能动性被最大地焕发出来，而自由就是你可以思考无穷无尽的问题，并且能够通过学术找到思考这些问题的途径。

贺桂梅教授

我想我是一个被北大完全塑造的人，因为在1989年考上北大，1990年进入北大校园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文学青年，当时也没想过未来要做什么。那时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好像对很多问题都感到困扰，但是不知道如何面对它，特别是自我的困扰。可是在校园里生活了这些年以后，我觉得我很沉着，而且我的内心也比较厚了，不会为一些小事而干扰自己，而且我好像觉得自己可以持续地这么推进下去。在这座校园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可以成为我的榜样。大概这就是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

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谈谈我的老师

我在决定要读研究生、读博士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师了。当时我非常崇拜戴锦华老师，因为戴老师从1993年到北大讲电影课起，她的课堂每一次都是满座。我们那时候的一大乐趣和一大期待的事情就是戴老师的课，成群结队地去占座位，去听课，下了课跟戴老师打招呼等等。

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在读博士的那段时间里跟戴老师走得非常近，除了听戴老师讲课，还包括课后的交流和互动，向她提问题。我从戴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在课后学到的东西更多，包括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跟她吃饭，一起去看话剧，一起去看电影等等。从戴老师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她的激情，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她那种能够把她对生活和社会的观察转化成一种理论思考的能力，这对我当时特别有启发和教育的作用。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就是我的导师洪子诚老师，洪老师是位特别严谨、特别有威望的老先生级别的老师，我当时文学青年的气息还很重，所以就想跟洪老师学习什么是严谨的学术，包括如何处理史料，如何从史料当中提出问题。